香港，又到了“拼經濟”的時候？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來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巫珩

一個微妙的轉折跡象，正在香港悄然發生。

2023年，香港特首李家超曾在《紫荊》雜志發文說，“如果說，2023年是疫后全面復常、急起直追的一年，那么，2024年將是全力拼經濟、加速謀發展、積極惠民生的一年”。

時隔兩年，李家超又再次公開表示，香港整體安全已獲保障，現階段港府要全力以赴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

自香港回歸以來，由于特殊的地位，這里成為中國與世界接軌的重要窗口。而在過去幾年，大國關系風起云涌的時刻，我國香港也被外界視為大國角力的“矛盾前線”。在這種情況下，安全至上變得尤為重要。

然而，今年5月，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這是一個關鍵信號，說明在頂層的規劃中，如今的香港，更多是要發揮“調解前線”的作用，充當國際對話的橋梁。

如何進一步鞏固和增強香港的國際地位，成為目前的重中之重。但實際上，近幾年香港經濟的發展成績單并不是太好看。2024年香港經濟增長率為2.5%，低于2023年的3.2%。2025年經濟增長預測普遍在2%至3%之間。

這也就意味著，戰略的重心逐漸從安全至上轉移到發展優先。在這種對港政策的轉向之下，香港要想重新回歸到經濟一線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拼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在討論“拼經濟”之前，我們先不妨盤點一下，香港現在有什么？

答案是：一個是貿易，另一個是金融服務，分別占GDP的20%左右。而這兩個產業的蓬勃發展，除了與香港自身的努力有關，實際上也是“老天爺賞飯吃”的結果。

當初香港開埠的目的，正是英國人為了打開中國市場設立的貿易據點。到了改革開放之后，這一個區位優勢的獨特性更加凸顯。中國雖然是對外開放，但實際上國門還是處于“半開”的狀態，不少行業還有關稅，西方的高科技禁運一時半會兒也還存在。

當時各國對于中國香港和中國內地也是區別對待的，雖然只有一河之隔，但在全球貿易格局中，二者的地位可謂是天差地別，這就為香港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轉口貿易。

通過轉口貿易，幾乎沒有制造業的香港，搖身一變成了當時的“全球第六大商品輸出地”，經濟發展如日中天。

同樣享受了時代紅利的，還有金融業。80年代，香港聯交所就成立了，當時中國雖然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但金融領域由于管制比較多，發育較為遲緩。

在這樣的情況下，資金得以自由流動的香港，自然成為中國金融在體外循環的一個重要據點，大量的優質企業在這里上市，理所當然也成了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

自此，貿易和金融，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兩大重要支柱。那么今時今日，香港想要單純依靠這兩個輪子來“拼經濟”，可行嗎？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大國關系變幻莫測，香港的國際獨特貿易地位還能保留多久，也是一個未知數。另外，中國內地這些年保稅區、自貿區、自貿港等可謂遍地開花，這意味著開放水平有了質的飛躍，從一定程度上也減弱了香港以往的優勢。

2004年，香港拱手讓出了全球集裝箱吞吐量第一的地位，此后還被上海、深圳、寧波、廣州陸續趕超。2024年集裝箱吞吐量更是跌出全球前十，位列第11，而隔壁的深圳港和廣州港分別位列第4和第6。

另一方面，金融業雖然吸金能力強，但吸納就業的能力并不強。這就導致香港大量的就業人口被擠壓到餐飲、零售等服務業的低端崗位，而且這些崗位的上升空間很有限，最終的結果就是社會流動性變差，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要想依賴這原有的兩個輪子，實際上是很難的。

那么，香港新的機會點在哪里呢？

機會點自然是科技創新產業！

在很多人的認知中，香港名校林立，大學創新能力很強，但是此前很多教授卻在香港拉不來研發經費，最后紛紛跑去深圳尋找課題。

為什么？關鍵原因就在于香港缺乏科技成果轉化的土壤。

那么香港難道就沒有發展科創產業的意識嗎？實際上，早在1998年，香港就提出了數碼港計劃，意在打造“香港硅谷”。2024年，數碼港匯聚超過2200家初創企業及科技公司，數量看起來不少，但沒有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

相比較之下，先于數碼港建設的中國臺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如今已經在半導體、電子資訊、光電等領域打造起了自己的全球競爭力，成為全球科技創新和產業合作的重要中心。

當時還有一個“硅港”的項目，目的是打造工業基地，幫助香港重回世界半導體行業。當時從臺積電離職的張汝京，想在香港建一家大型芯片工廠，但香港人以“炒地皮、炒樓價”為由，硬生生將他趕走了。結果，這位臺灣企業家在上海創辦了中芯國際，現為中國最大、世界第四的芯片制造商。

有人說，香港在科創發展上“錯失20年”。在上世紀末，香港選擇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到內地之后，經濟轉向金融、貿易這兩大支柱產業，這讓香港擁有了一個富有競爭力的國際商業網絡，金融、商業、服務業、航運的發展都獲得很大的空間。

但也埋下了一個隱患，那就是在商業上急功近利的心態，更熱衷于賺“熱錢”和“快錢”。相比較而言，科技創新產業投入大、周期長、見效慢，更需要的是耐心資本。

很顯然，這與香港的商業節奏并不一致，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香港的科技創新產業為什么沒有發展起來。

在當時，“去工業化”并沒有暴露出問題。但如今，當世界各國在比拼人工智能、AI、新能源汽車、火箭發射等前沿科技的時候，曾經同為“亞洲四小龍”的臺灣有半導體等產業，新加坡有半導體、航空航天等產業，韓國有電子產業，香港卻沒有一項拿得出手的硬核科技。

而且，香港的研發投入很少。2023年，香港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僅有1.11%，同期歐盟為2.2%，美國為3.59%，韓國為4.85%，日本為3.41%。

在研發強度方面，香港的上市科技企業平均研發投入占營收的比重僅有3.8%，反觀華為2024年的研發投入高達20.8%，大疆的研發投入也有15%。

此外，香港的創新轉化激勵機制也不足。在研發投入上，高等教育機構占了55.5%，企業和政府占比僅僅只有39.3%和5.2%。高校更注重學術成果而非市場化產品，這就導致香港的科研成果最終淪為鏡花水月，難以轉化為實際生產力。

而且香港的本土制造業比重不足1%，高端制造業更是鳳毛麟角。科研成果就算要實現產業化，上下游的產業配套也遠遠不夠。加上香港房價和租金成本高企，創業成本太高，對人才和企業都會產生“擠出”效應，香港并非適合科創企業成長的土壤。

那么，香港要想發展科創，出路在哪里？

在這里先講一個小插曲。“天王巨星”劉德華，曾在一段3分鐘的短片里配了個音，表示支持香港填海造地。結果遭到了當地網友鋪天蓋地的批評，甚至說他多年積累起來的良好形象，從此毀于一旦。

到底是哪個項目引起了這么大的轟動？實際上就是香港“史上最貴”的基建項目——“明日大嶼”填海造地計劃。

根據計劃，香港要在茫茫的大海上填出總面積約10平方公里的三個人工島，用于建造超過20萬個住宅單位，給近百萬人提供居住場所，同時打造香港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由此提供超過30萬個工作崗位。

但是，這個項目自誕生之日起就爭議不斷，有人說填海造地會破壞海洋生態環境；有人說項目投資太高，會榨干政府的錢袋子，使其陷入債務危機；還有人說港府有這錢，還不如做點別的，改善一下民生。

特區政府原本對這項計劃有著很高的期望，甚至把它看成香港未來十年增長的關鍵引擎。然而，原計劃于今年啟動的大嶼山項目，最終被迫宣布暫停。同時香港也決定將重心和精力，轉移到另一個超級項目上，也就是地處香港北部邊界，與深圳毗鄰的“北部都會區”。

這片占香港總面積約三分之一的新興之地，將是香港未來20年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最活躍的地區。而且按照規劃，這里的核心產業將是創新科技產業。

之所以要在這里發展科創產業，正是希望借助深圳的優勢，通過深圳產業鏈對香港的拓展，能夠在這里建立起一些科創產業帶，從而反哺香港的經濟。

其中最重磅的規劃，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包括87公頃的香港園區和300公頃的深圳園區。屆時，香港大力發展的北部都會區，和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將在這里實現天然交匯。

根據財政預算案，未來5年，香港每年將發行政府債券融資1500億元至1950億元，用于北部都會區建設和拓展基建。待河套香港園區全面發展完成后，預計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每年可達520億元，并創造約5.2萬個就業崗位，而這可以說關乎香港發展的未來。

這一切的背后，都指向香港發展的一個明確的趨勢，那就是向北發展。

最近，“粵車南下”香港政策正式公布。粵車可以預約香港機場停車泊位，也可以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駛入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粵車還可以通過報名抽簽進入香港市區。

第一批先開放廣州、珠海、江門、中山4個城市，半年后將推廣到全省其他地市。從港珠澳大橋，到隨報隨檢、無感通關等創新舉措，再到“粵車南下”政策，粵港兩地互聯互通、雙向奔赴的信號越來越強。

實際上，香港的每一個重要發展轉折，都與內地息息相關。中國內地一直是孕育香港繁榮的大動脈，《香港優勢》一書中指出，“香港從一個轉口港變成一個制造中心，再變成一個服務業和制造業活動精煉的后援基地，正是中國（內地）經濟的對外封閉與開放所促成的”。

如今，香港面臨著新的一個轉變契機，那就是科技創新，中國內地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關鍵。

要知道，香港曾經是引領廣東珠三角發展的龍頭，但這些年來，隨著珠三角的迅猛發展，粵港之間的關系正在發生驚人的逆轉，這是很多人完全預想不到的。

此前，由于深港經濟的發展水平差距很大，兩地合作主要是通過“前店后廠”“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方式進行，以“香港輸出、深圳吸收”的單向技術轉移形式為主。

來自香港的資金、技術、設備、市場經驗，對深圳科技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孵化作用，成為深圳科技發展的起點。

后來，在上世紀90年代到2004年接近十年的時間里，高新技術產業和產業的轉型升級，成為深圳工業體系的發展戰略。反觀香港，當制造業外遷之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卻暴露出產業“空心化”的問題。

很顯然，香港也在積極尋求解決辦法。先是提出“科技興港”的戰略，意欲打造“數碼港”“中藥港”等項目，但并沒有太大的成果。

之后香港也尋求與深圳進行高層次的科技合作。然而，由于兩地法律制度的差異、政府協調機制的缺乏，加上香港回歸前后很多復雜的因素，這段時期兩地的科技合作幾乎處于停滯的狀態。

但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并沒有停滯，而是一路狂奔。眼看深圳的科創產業發展迅猛，在這種背景之下，香港深知必須繼續探尋與深圳合作的腳步。

在這個時期，深港經濟體量的差距在逐步縮小，兩地擁有的資源和基礎更為均衡，深港的合作模式，已然不是過去的單向技術轉移，而更多是依托兩地各自的優勢，開展互補合作。

比如香港高校擁有雄厚的基礎科研實力，而深圳擁有在高端制造業方面的強勁優勢。這樣一來，就可以促進香港的科研成果在深圳的市場化落地，大疆創新、奧比中光等企業的誕生就是該階段的產物。

而到了現在，深港科創合作已經進入另一個新階段，那就是從有機結合走向融合發展。然而在粵港澳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合作中，由于香港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長期“缺位”，目前想要與廣東實現有效對接，實際上還是存在難度的。

過去，廣東的產業發展非常依賴香港的資金和資源。但廣東的產業鏈正在逐漸實現自主化和自足化，粵港先進制造業合作存在“去香港化”的苗頭。

為什么這么說？這些年來，廣東先進制造業呈現重型化，投資主要以國家資本或國有資本，以及外國大型跨國公司為主，香港資本和香港企業的介入途徑有限。

對廣東來說，現在資金已經不是最稀缺的資源，產業發展的其他核心要素和資源更重要，在這方面，香港發揮的空間有限。

而且粵港服務業之間存在競爭，珠三角的港資企業過去為廣東制造業服務，但在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這些企業普遍存在產業能級不高、技術含量較低的劣勢，正在逐漸被本土更有優勢的企業所替代。

2017年，深港提出在香港落馬洲共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2021年，深圳前海擴區方案發布，同年香港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重點發展創新科技產業……

動作頻頻的背后，是香港想要進一步融入深圳乃至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的急迫心態。希望能夠利用灣區已有的科創資源，盡快實現資源要素的集聚、融合和互聯暢通，嵌入粵港澳的創新生態系統，從而將科創變成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

可能很多人沒有留意到，2021年的大灣區中秋電影音樂會，從林子祥，到譚詠麟和謝霆鋒，百位明星全都自愿報名，不要酬金。

最后一個節目，唱的是《我的中國心》。這些昔日大腕，面朝內地，背后是維多利亞港璀璨了數十年的夜景。

南重北輕的百年格局，已然發生了改寫，但這并非一夕之間發生的事。

2013年，意氣風發的馬云，在杭州西溪濕地拋下豪言：“這是互聯網的時代，不再屬于李嘉誠了！”沒有及時上車信息高速公路的香港，自然與內地的產業升級開始脫離。

舊魔法失效的那天，就注定了香港與內地的角色終會逐漸易位。就像這一次，特首顧問團名單沒了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鉅，卻新增了內地的宇樹王興興、強腦科技韓璧丞、經濟學家朱民。這是個不尋常的信號。

不僅如此，幾年前獅子山下一度成為地緣的風暴眼，本港人口連續數年流失，21萬內地高才渡過香江，占到了香港總人口的2.7%。

新市民的規模看似不大，但這股歷史洪流遠未抵達終點，未來仍會持續上演人口大換血，new money（新錢）對old money（老錢）的大置換。

一切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在新的周期下，香港必須尋找新的定位。

參考資料：

《十字路口的香港經濟》，張玉閣，中國經濟出版社，2016年8月；

《深圳－香港合作回顧與新時期融合發展》，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2023年6月；

《香港搞科創，究竟行不行？》，BBC，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