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的抗戰戰略是如何形成的？

1、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攜手抗戰。七七事變爆發之初，中央一度準備迅速出動主力，集中作戰，同國民黨正面守軍一起擔任一線防衛。但平津先后失陷，毛和張聞天等人當即發出指示，稱對外宣傳推動與實際行動之間應有區別，部隊東移“宜緩不宜急”，我軍應堅持“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至我軍主力出動也以出動三分之一為宜，“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據《洛、毛關于紅軍的作戰任務與兵力使用原則給朱、周、博、林、彭、任電》記載，毛這時再三電告各級領導人，提出我軍對日作戰必須有一定條件下之保障，否則“有損無益”。顯然，毛擔心把主力統統投入對日作戰，不僅會為強敵所傷，而且可能正中了蔣介石的“漁翁之計”。

毛之所以改變抗戰戰略，這是因為他發現國軍裝備遠優于我軍，竟然數日一敗涂地。如果我軍全力出擊也無濟于事。何況我軍存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為挽救華北。毛格外擔心我軍出戰的安全問題。

然而，在大敵當前，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就連周、朱、彭等中央高層軍政負責人，絕大多數也很難接受毛的看法。部隊更要求與日軍作戰。但毛認為“此事關系重大”。在1937年8月18的《中央書記處關于與國民黨談判的條件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的訓令》中說：故必須讓國民黨同意：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特長；為適應游擊戰原則，須依情況出兵與使用兵力；不得分割使用紅軍。且我軍必須“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

在1937年9月21日的《毛澤東關于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致彭德懷電》記載，毛甚至明確告訴軍政領導人：目前要“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并養精蓄銳”，不要打陣地戰、運動戰，甚至不要集中打仗。毛的的意見非常明確：八路軍應立即分散兵力，“出至敵后”，通過沒收大地主政策發動群眾，創造敵后根據地，同時配合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

為了統一全黨思想，在毛的堅持下，中央于1937年8月底在陜北洛川專門召集了一次會議。會上，毛聲稱：“防人之心不可無，(國共兩黨)在階級上根本是敵人!”要求我們必須加強階級的獨立性和警覺性。

張聞天會上明確表示:“紅軍影響并不靠出得快慢來決定，我們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話，不要為群眾的熱情所支配。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重要的問題是“要能打勝仗，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做出模范，這才能提高信仰”。

然而，洛川會議實際上并沒有根本解決黨內認識上的分歧，大多數干部以及前方將領急欲打幾場大仗以揚軍威。因此，八路軍115師剛一抵達山西前線，就積極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了諸如平型關戰役這樣較大的作戰行動。

平型關戰役這一仗，八路軍115師以三個團四千左右的兵力，只是伏擊了日軍一個汽車中隊和一支輜重隊這兩支非戰斗部隊加兩個護衛小隊，并以一部阻擊了日軍一部增援部隊，日軍傷亡應在四五百人左右，無一俘虜。而115師則傷亡了400余人，繳獲了大量被服輜重等物品。

但林彪估報的斃傷日軍的數字是“一千余人”，“無一生俘”；八路軍總部給南京的報告是打死“約四五百”，“俘虜三百余”；為了宣傳，毛當天對外發出的捷報是“將敵萬余擊潰，擊斃甚多”。受此影響，抗戰開始后不久，各部隊就一律采取了數字加倍上報和加倍發表戰果的做法。直到1944年春，中央才開始指出這一做法存在多方面的不良影響。所以，1944年3月21日的《中央關于改變加倍數目發表戰果的作法的指示》，要求各部隊改變“我軍戰報多年沿用加倍數目發表的辦法”，“以后我軍公布戰果的數字一律不準擴大”。

2、

平型關大捷顯然極大地提高了我軍的士氣，但我軍以400余人的傷亡，而且大量是營、連、排干部和部隊骨干的傷亡，來換取殲滅日軍兩支非戰斗部隊，一個俘虜都沒有捉到的勝利，其代價不能說不大。特別是從平型關大捷后我軍從繳獲的坂垣師團部隊清冊了解到，日軍正規部隊裝備之優越，是遠出乎我軍的想象力的。即便是平型關大捷后，我軍堅持只打游擊戰和打了就跑的伏擊戰，部隊仍舊傷亡了4000 余人。試想，如果把八路軍如數投人對日正面作戰，對我軍將會造成一種怎樣嚴重的損失？！

特別是1940年秋，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后，僅129師就減員上萬人，多數參戰部隊的損失都在半數兵力以上。而且，暴露了自己的實力，日軍很快就實施了報復，敵后根據地因此收縮得非常嚴重。特別是1940年10月底，彭德懷、左權在山西關家垴親自指揮129師三個旅的兵力圍攻日軍300余人，苦戰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軍逃走，而129師則損失了500余人，是日軍的兩倍還多。另一種說法則是：日軍在關家垴作戰的兵力應為560名，被殲400余人，八路軍則傷亡2000余人。

鑒于這一情況，各部隊很快即接受了毛的意見，轉而分散去做群眾工作，征兵擴軍了。畢竟在宣傳和做群眾工作方面是共產黨人的特長。而新形式下的國共合作，則不僅使共產黨人得以保存了自己的政權和武裝，而且使他們獲得了大力進行宣傳和開展群眾工作的廣闊天地。果然，僅僅三個月的時間，3萬多的八路軍就增加了近兩倍。

當時，面對日軍節節推進，全國上下都寄希望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擊退日寇，但毛而不受輿論的干擾，他不相信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能夠領導國人贏得這場戰爭，同為資產階級的英、美等國也不會為中國人抗戰，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保存和發展上。他相信中國一定能夠戰勝日本，問題是必須先把本錢和火種保存下來，并通過群眾工作使之發展壯大起來。如此，才能最終戰勝日本，并取國民黨而代之。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他要求貫徹“抗日高于一切”的蘇聯和共產國際精神。但毛堅持認為“保存軍隊是最基本的”，我軍就是采用這個原則生存下來，發展起來的，就是國民黨也應有如此方針。他表示可以修改過去關于“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的提法，改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

兩黨摩擦不斷，戰爭不斷持續，國民黨喪城失地越來越多，八路軍利用日軍大踏步推進，后方空虛，尤其是對山區與廣大農村鞭長莫及的情況，緊隨日軍之后，我軍從山西發展到了河北和察哈爾，進到了河南和安徽，這時又大舉開進了山東。新四軍也從皖南進到蘇南，并渡過長江，進到了蘇北。不過兩年左右時間，我軍就已經從三四萬人的武裝，擴展到有20余萬兵力，同時建立了大批敵后根據地和地方政權。

從1939年底到1940年上半年，是我軍在與國民黨摩擦沖突中取得空前發展的時期。1940年1月，我軍人數還只有22萬，6月下旬已經發展到將近50萬，黨員已達到了60萬。因此，為了避免太過刺激國民黨，毛提出：現在應努力爭取中間派，“不要磨得太兇”，“罵得太過”，“要采用和緩些的政策”，暫時做“戰略休戰”了。

3、

1941年5月，日軍集中了六個師團十萬大軍直奔中條山，而國民黨守軍只剩下15萬人左右，且連續作戰已相當疲憊。國民黨急著找八路軍予以軍事上的配合，就連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也認為我軍應當給予配合，以便爭取民心，并向蔣要餉彈。國民黨則稱：如八路軍未與日軍在華北妥協，就應發動攻勢，牽制日敵云云。

1941年5月9日的《毛澤東關于國民黨對日寇進攻驚慌失措致周恩來電》中，毛對國民黨不屑一顧：“國民黨現已大慌，卻仍想用激將法使我為他拼命，所謂中共與日妥協一類鬼話可置之不理，對配合作戰，可滿口答應，請其速發餉彈等。”

5月10日，針對彭德懷報衛立煌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的消息，毛在《毛澤東關于配合衛立煌作戰問題致彭左電》中答復：“請擬一部署計劃電告，此計劃中在太南太岳兩線者戰事發生時雖不是猛打，但應準備施行之，在其他區域者只做樣子，不應實施。計劃擬好后不急于告衛，但先復衛一電告以自當配合作戰之意以鼓勵之，僅在其催促時再以計劃告他。另以一電給衛，請其轉陳重慶速發餉彈。”

一方要求先撥付餉彈就配合作戰，一方是先配合作戰才撥付餉彈……

5月18日，彭德懷終于送來了擬好的作戰部署，計劃用小部兵力配合作戰，實際主力集中整訓。毛與朱德、王稼祥等聯名致電彭德懷，表示同意，同時也叮囑說：“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兇，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出于宣傳的目的，也提出：可“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

然而，中條山戰役實際上進行僅幾天時間，國民黨守軍的防線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國民黨守軍已被敵分割，全面潰散。十萬國軍被消滅，蔣介石遷怒于我軍的不配合，在蔣的授意下《大公報》發表評論批評八路軍。國民政府軍委會也以發言人的名義公開發表談話，暗示“八路軍坐視不動”。我方當然對此置之不理。

1941年6月9日，在《毛、朱、王、葉對河北平原反蠶食斗爭的政策的指示》中，中央發出指示，要求部隊注意“善于隱蔽自己保存實力……”；進而指示“多采兩面派政策，加強偽組織偽軍工作，多交朋友”，“對于民眾中某些被迫應付敵人的行為，不僅不應尖銳的反對(這不是右傾退縮)，反而應該因勢利導，成為帶有計劃性的應付敵人的辦法，甚至成為策略”。

蔣介石不給餉彈，我軍可以不配合國軍進行對日作戰，何況國共兩黨本來就是政治上的敵人。

誰知1941年6月22日，德國突然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情報聲稱日本在靠近蘇蒙邊境的中國一側有軍事調動的跡象。蘇聯要求我軍立即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來牽制日軍可能的進攻。這種要求或許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共產國際的決議早已表明：“保證蘇聯取得勝利，是各國人民爭得自由的前提。”何況社會主義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唯一祖國，“保衛蘇聯”原本就是各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然而，毛告訴蘇聯顧問：我軍條件弱，大動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隨后，中央即電告彭德懷叮囑說：“日蘇戰爭有爆發可能，如日攻蘇，我須準備配合蘇軍作戰。但此種配合是戰略上的配合，長期的配合，不可妄動！”

很顯然，毛的顧慮其實和在中條山戰役配合國民黨作戰問題的顧慮是一樣的。這時，中央“敵后抗戰的總方針”業已確定，那就是“熬時間，儲力量”。盡量不用積極的軍事行動刺激敵人。不論日軍攻蘇與否，我軍都不可能在軍事上采取作戰行動予以牽制。

當然了，蘇聯對于革命意義之大無人無知，不配合蘇聯牽制日軍，并非毛不管蘇聯的生死，但蘇德戰爭爆發，蘇聯自顧不暇，通過加強中蘇關系和接受蘇聯援助的方式來達到堅持抗戰的目的，已經變得不大可能了。特別是當蘇聯從中國撤走了最后一批軍事顧問人員后，中國的抗日戰爭就只能指望來自美國的援助了。當中央開始同美國援華人員接觸后，他們很快就注意到，美國人未必不能援助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