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街頭，討價還價與小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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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懿娟

剛到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時，同事帶我去了景區的手工藝市場。那里售賣衣服、包袋、飾品與各類擺件。一個老板熱情招呼，舉起一件繡有非洲“五大獸”（即獅、象、豹、水牛和犀牛）圖案的T恤說：“兩萬八，給你們打折，兩萬五。”（一萬先令約折合人民幣25到30元）

我覺得T恤還不錯，但聽說這里常宰外國人，自己又不好意思還價，便問有沒有同事擅長講價。

“我來！”00后同事自告奮勇。“五千。”

老板歪了歪頭，一臉錯愕。連我也忍不住偏頭。

“那就一萬！”他改口。

“不能低于兩萬五。你看看這質量，這刺繡。”她拿出一件普通印花T恤，“這件的話，兩萬。”

見我明顯喜歡那件，老板繼續刺激道，“拿這件印花的吧，為什么不？”

眾人七嘴八舌，不停報價，老板也飆起了斯瓦希里語。我聽不懂，只見她急得直扇自己耳光。

“兩件一起，三萬。”另一位同事加入戰局。

我有些疑惑，用中文問道，“印花那件誰要？”

“沒人要，但是買兩個可能便宜一點。”

“可這樣不是更貴了嗎？”

“兩件三萬。”他用英文堅持道。

“放下放下！”老板終于失去耐心，把我們趕了出去。

我們換了個地方繼續練習砍價。一群藝術家在紙板上作畫，不同尺寸的作品分別標價三千、五千和一萬先令。室友看上了一幅五千的乞力馬扎羅山景，我則相中了一幅三千的天藍色畫作，畫中有三個馬賽人。

老人說：“這個五千的，四千給你。”

我說：“三千這個，兩千行不？”

一番糾結后，他說，“兩千五。”

大家提醒我別表現出太喜歡的樣子，我便撅起嘴，故作猶豫地放下畫。老人果然答應兩千給我。他伏在畫上為我寫字，我說我來，他便起身讓位。這時我才發現，他是光著腳的。幫他招攬生意的都嬉笑著，看我在畫上寫些什么，但老人毫不在意。他不是在看自己的腳，就是偏頭望向遠方，偶爾也漫不經心地勸大家再買。我心里有些說不清的滋味。

回到房間后，我發現同行的室友也有些難受。她一向在意窮人的處境。此前看到烈日下的攤販，她曾脫口而出：“他們站一天能掙夠飯錢嗎？”這次，看到那個腳陷泥土之中、走路一瘸一拐的老人，她說自己差點落淚。“但我最后還是沒有買，”她解釋道，“因為我幫不了所有人。我也不能一直以這種心態去看大家，會很累。”

這場說不上失敗、也難言成功的“砍價”，很快便淹沒在接踵而至的討價還價中。達市綽號是“Bongo”（“頭腦”）——在這里，沒點腦子寸步難行，尤其對外國人而言。除了現代餐廳以及那不占多數的現代超市和商場之外，街頭買賣——無論是移動商販，還是售賣工藝品、果蔬魚肉或日用百貨的各類市場——都沒有明碼標價，隨手攔車也不會有計價器。于是，白人像鉆石，中國人像黃金。每當我們出現，總有人漫天要價，有時甚至以昂貴的美元計價。最為明顯的例子是榴蓮。當地人并不愛吃這個水果，一個小榴蓮只賣三五千先令；可自打他們發現中國人偏愛這口，便推著自行車到中國城附近售賣，小榴蓮的價格也飆至兩萬，怎么都砍不下來。

反觀如今相對發達的國內，商品大多明碼標價。面對固定的數字，我無需討價還價，不必思考自己是否吃虧，臉皮也早就薄如蟬翼。因此，到了達市，我就成了那個頭腦簡單嘴又笨，一看到喜歡的東西就兩眼放光的冤大頭。室友最會砍價，她教導道，首先要摸清行情，她剛落地達市就把中國超市的情況盤了一遍——哪家東西齊全，哪家價格便宜，哪家不明碼標價，她都心中有數。如果不知道底價，那么，“首先，你要表現得自己不是很喜歡這個東西，癟嘴，皺眉，開始挑刺，說哪哪兒質量不好。然后對半砍，往多了砍，不答應就開始往外走。”我將此箴言牢記于心。

我陪老廚師去當地最大的海鮮市場，那是愛美食的中國人最容易被宰的地方之一。魚市里，分門別類的攤位上，銀灰色的梭魚修長而整齊；藍色鸚鵡魚的魚鱗縫隙透出鮮艷橙光；呲牙咧嘴的鯊魚仿佛尚未接受死亡；扁平寬大的鰩魚則靜靜攤開，悠然面對一切。魚市成了海洋館，只不過殘忍得多。

穿著“全員暴富”“XX縣小學乒乓球隊”以及各種中國餐飲制服的商販們早就對這些生物習以為常，在這場價格博弈中，我們才是待宰的羊羔。導購作為他們的代表，不停用中文吼著“龍蝦、蝦、螃蟹、海螺、魚……”“活的、死的、大的、小的……”“便宜……”。

我不聽，逢人就說“Ghali”（貴）。

“不貴！”一群導購用中文叫囂起來。“No wala wala。”斯語里沒這個詞，但是看他們手勢，估計是想說“我們不扯淡”。

我根本避不開賺差價的導購，便學室友的模樣，拿著計算器，不緊不慢地你來我往。老廚師本就一副嫌貴的模樣，我便用第三人稱砍價，什么話都好意思說了。

我指著老廚師對導購說：“老板說的，這也太小了。”“這都死了很久了。”“這個價格，老板不同意。”

他們立刻圍著老廚師解釋。老廚師聽不懂，一言不發地支持著我。

“便宜點吧。”“老板要去別處看看。”“老板準備走了。”

這樣一套下來，對半砍總能成功。最后，我們買到的價格大概是這樣：一只龍蝦，大的、活的，八萬先令一只，小的、死的兩萬；螃蟹一萬五一公斤；深海魷魚一萬六一公斤。成交時，導購喜笑顏開，商家則憤憤不平，一個勁地說自己虧了。導購安慰著他們，又籠絡著我們。都是職業演員。

不善議價的我還是很快適應了這種非洲生活方式——習慣被人敲竹杠，也練就了一張厚臉皮，但“非洲式小費”這種更為突然的價格游戲卻始終讓我措手不及。

第一次獨自出行時，為了感受新奇，我約了巴加急（Bajaj）——一種半開放式的機動三輪車。第一次約車并不順利：大多數巴加急司機英語有限，平臺上顯示的車牌號和車身顏色也常常與現實不符。我好不容易找到車，從左側無遮無掩的“門”爬進去，靠著右側卷起的黑色帆布窗坐下。結果，司機不接受平臺上的銀行卡付款，干脆取消了訂單。這下，平臺報價的六千他也不認了，直接要價一萬先令現金——這價錢都能打輛轎車了。

為了盡快出發，我答應下來。那是我第一次乘坐巴加急，顯然還沒適應。它風馳電掣，在坑洼與飛沙之間富有節奏地彈跳。我死死抓住座椅，聽著鐵皮配件哐當作響，膽戰心驚；與此同時，心頭的興奮卻難以遏制。風從四面八方灌入，涼爽宜人，熱帶天光與翠影在擋風玻璃上飛掠成畫，我根本舍不得眨眼。

二十分鐘后，我安全抵達市中心，認栽地付了一萬先令，然而，司機還不停嘟囔：“不給我點小費嗎？”我勉強拒絕，心虛地快步離開。

還有一次，我和同事找不到去Cube（立方體）的路，一個當地熱心卡卡（Kaka，兄弟的意思）說自己知道在哪兒，隨手招了個巴加急就帶我們去。“Cube，我知道，跟我走。Hakuna matata。”“哈庫納瑪塔塔”的斯語意思是“沒問題”。后來我才知道，這個詞可以說是游客專用，坦桑人之間并不會使用。熱心卡卡帶我們跑了大半個達市，一度讓我懷疑自己要被拐賣。眼看找不到地方，卡卡化身道路解說的導游：“這是xxx街區，這是xxx街區。”最后，我們到了Cuba（古巴）酒吧。

無奈中，同事想辦法聯系上俱樂部老板，原來立方體就在剛剛問路那。我敢怒不敢言，卡卡卻大大方方地索要美元。我沒有，他便獅子大開口，要我們付兩萬五千先令的小費，司機也跟著要同樣的車費。同事塞給司機五千，又丟給卡卡一千。卡卡還想再討，同事頭也不回地走了，我忐忑地跟在后面。

我很快發現，在坦桑，熱心的“幫忙”——很多時候是“倒忙”——似乎都有標價：輪渡口，一群又一群人熱情似火地給你提行李、指路，無比殷勤，到了終點卻瞬間變臉，匪徒般地索要小費；街頭，有人與你天南海北地攀談，仿佛一見如故，告別時，卻亮出價格標簽。就連“別讓人坑了”的提醒、代你砍價的熱心，都成了交易的一部分。

此外，坐在車上時，總有擦車人在鮮有的紅綠燈附近，趁司機不備，一把將洗滌劑潑到擋風玻璃上，然后賣力地擦拭，期待司機能打賞點小費。還有乞討者，他們靠攏窗戶，一副可憐的表情，乞求人施舍點錢財或者食物。

走在達市的各個犄角旮旯時，總有男人對我喊：“Support me, my friend!”（支持我一下吧，我的朋友！）。女人或是一群蜂擁而至的孩子則常做出討要食物的標準手勢——五指指尖并攏，湊到嘴邊輕點兩下，嘴里念著：“Chakula, Chakula!”（恰庫啦，意為“食物”）。甚至還有人推著一輛輛坐著殘疾人的輪椅，猛地沖到我面前高喊，“Mchina!”（中國人），期待從我這里得到點什么。我感到一種隱隱的威脅，像是“他們”專門朝“我們”襲來的。

有時候，我不由得想，“我們”與“他們”之間，僅僅因為長相不同，就該理所當然地承受這般區別對待嗎？但又有時候，我轉念一想，這種區別對待真的那么明顯嗎？

我開始懷疑，為外國人而設的高價是否只是我的想象。實際上，除了那些專門面向中國人的商販，當地人并沒有特別抬價。在達市的街頭巷尾，一袋甘蔗、一串烤肉，不論賣給誰都是五百先令；椰子一千，波羅蜜也是。就連小榴蓮，蔬果市場也只賣五千一個；超大個兒的，也不過兩萬。出行方面，只要通過平臺叫車，司機都會按定價收取現金；即便平臺給予折扣，他們也愿意默默承擔差價。雖然司機偶爾“沒有零錢”，會多收幾百先令，但也有人主動抹零。

追問反省間，我甚至有些責怪自己，為什么總覺得對方在宰我。非洲式小費肯定不只針對中國人，而且對方或許只是渴望一份善意，為何自己偏偏感受到一種被盯上的威脅。也許是對陌生環境與陌生人的戒心，也許是害怕“一幫就幫不完”的連鎖反應，總之，我極少伸出援手，即便伸出，也多是迫于情勢、不得不為。更讓我不明白的是，明明無法確定自己是否真的被過分針對，卻總在只值幾個椰子的錢上斤斤計較。在達市，我每個月都會在快消店里隨手挑上兩件三四萬的衣服，毫不心疼；隔三岔五，我還會用幾頓五到十萬的各國大餐犒賞自己。回國之后，旅游、購物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動輒就是幾萬元人民幣的報復性消費。然而，一在街頭遇上些小數目，我卻開始精打細算地砍價。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個光腳的畫家老人。

終于，我試圖理解這場價格游戲。說到底，即使是那些真正漫天要價的人，也無可厚非——人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他們并非強買強賣、硬性勒索。隨著達市城市化的推進，秩序與標準化日益深入，討價還價的空間只會越來越少。那時，高價雖不再針對個體，卻可能在新的價格體系中固化出更難撼動、專為富人服務的權力秩序。

至于索要小費，那或許也只是文化差異與生存策略的體現。起初這讓我感到不適，但對方從未真正傷害過我。我甚至覺得，這些行為背后往往藏著更深的社會根源——貧窮，以及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它們折射的并非個體的貪婪，而是社會結構的裂縫。

隨著經驗的積累，我見識了各式各樣的討錢方式，也逐漸學會了從容應對。我希望，討價還價不會演變為種族歧視，而非洲式小費也會建立在優質服務的基礎之上。我不再以“我們”與“他們”的界限來看待這一切，而是將它視作非洲街頭獨有的社交藝術——這些你來我往、充滿人情味的瞬間，終將化為我親歷的珍貴記憶，鐫刻在這座城市的歷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