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蘇聯整個國家盛行告密風,這種合法的告密也成為蘇共內部想要進步人員的必修課,為了邀功請賞,打倒對手,各種告密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蘇聯高層領導則默認這種行為,因為這樣有利于打擊異己。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布爾什維克內部就已經流行告密,但當時更多是為了揭發叛徒,而在革命勝利后,告密的對象變成了身邊的同志,國家政治保衛局揣摩圣意,利用這些告密者來解決黨內分歧,也得到了最高領袖斯大林的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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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國家保衛局進行了改組,取消了處決權,保留了搜捕鎮壓和保衛的權利,對于被抓捕的嫌疑人要交給法院審理,
幾年后覺得權利受到限制的保衛局領導捷爾任斯基向斯大林提出要把保衛局對外斗爭敵人的方法也用在黨內,讓那些叛徒和異議者無所遁形,要完善告密機制,他的提議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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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托洛斯基卻強烈反對這一提議,他認為保衛局進入黨內組織,不利于黨內實現民主,他的意見只得到少數人的支持,布哈林是其中之一,他公開表態,這種告密式的警察制度不適合對待我們自己的同志,他會讓所有人都閉上嘴,
但大多數人都認同捷爾任斯基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這也是斯大林的意思,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施基里亞托夫更是宣稱“聽到不同的意見就要向組織報告,這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
另外一位委員古比雪夫激情澎湃的站起來發言:我們可以是好朋友,但當出現政治分歧時我會放下我們的友誼,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向組織匯報,這樣做是為了拯救他,不告密才是害了朋友,在這種“謬論”的引導下,告密徹底合法化,只不過把告密這個難聽的辭藻改成了向組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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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密之門被徹底打開后,蘇聯的肅反運動也來到了高潮,從平民百姓到政府高官無一幸免,人人自危而又無力破局,直到偉大的領袖斯大林同志去世后,這種告密文化才算暫時停止,但他給蘇聯人民帶來的傷害是永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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