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談孔門教育（四）孔子如何定義“教育”

【專欄·趣談孔門教育（四）】

孔子如何定義“教育”

□ 高金國

孔子諸多身份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教育家”了。孔子思想流芳百世，有賴于教育：正因他教出了一大批優秀弟子，弟子們將他的言行記錄下來、形成典籍，他的思想才得以流傳。孔子的“政治家”身份實踐較為有限，“天下大同”“為政以德”等政治理念卻廣為傳播，也與他“教育家”的身份密不可分。研究孔子，一定離不開教育。

這就牽扯到一個“源頭性”的問題：到底什么是“教育”？或者說，孔子如何定義“教育”？

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貴族的特權。孔子創辦私學，平民有了受教育的權利，掀開了中國教育史的新篇章。這也讓孔子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職業教師”的代表人物。在他之前，也有教育行為，但教師并非專職。《黃帝內經》中有很多岐伯和黃帝進行“問答式教學”的內容，岐伯既“為黃帝師”又是臣子。該書雖是假托“黃帝”之名而作，但其反映的上古時期的教學場景，是有參考價值的。

在教育成為一個行業之前，人們不太可能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孔子是對其進行深入思考并躬行實踐的先驅。探究他眼中的“教育”，對我們梳理中國教育的歷史是有意義的。

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孔子對人的“天性”和后天“習得性”的認識。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意思是說，人的本性相近，因為后天環境的熏染，逐漸有了差距。本性，是先天的，是人最原始的狀態，甚至可以視為“生物人”。習，可理解為“習得”，即一個人在不斷接觸周圍環境、受周圍人的影響（包括教育、教化），產生了變化。這種“習得性”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科學的教育、人文的教化，讓一個人變得文質彬彬，成了謙謙君子；當然也可能相反，一個人受壞的環境影響，變得無惡不作，成為奸佞小人。

教育是“習得”的一種方式，而且是正面“習得”，是讓人向善、向好的力量。在儒家經典《中庸》中，孔子對“教育”給出了更直接的回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一般認為，這句話是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司馬遷《史記》稱“子思作《中庸》”）引用孔子的話。“修道之謂教”，相當于給“教育”下了定義：修養人的行為，使之符合“道”的要求，就是教育。

和今天我們對教育的定義一樣，孔子也認為，教育是塑造人的過程。這個過程，要以“本性”為基礎，不能和“本性”對著干。孟子強調“人性善”，儒家大致是在“性善”的框架下，強調提升自身修養。遵循人的本性而行動，即“率性之謂道”；從“率性”到“修道”，光大人性中“善”的成分、消弭“惡”的成分，就是教育。這個過程很復雜。《論語》中不少內容都是在討論這一過程，比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教授四方面內容：文獻、實踐、忠心、誠信）；“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廣泛地學習文獻，用禮節加以約束）等。

孔子教育的目標，和當今教育也十分一致，即“成人”。這在《論語·憲問》中有所表現——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孔子的學生子路問什么是人格完備的人（成人）。孔子說：“如果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綽的清心寡欲，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藝，再用禮樂提升和修飾自己，就算人格完備的人了。”接著又說：“如今的‘成人’何必這么復雜呢？見到利能想到義，危難之際敢于付出生命，長久處于窮困之中卻不忘平時諾言，也算人格完備的人了。”

這里的“成人”，意為“人格完備的人”“全人”，是成才的高標準。標準有5個：第一，有智慧；第二，有境界；第三，有勇氣；第四，有才藝；第五，知禮儀。我們如今提倡的素質教育，不也如此嗎？但同時達到這5條標準很難，不可能每個人都成為“全人”。成不了“全人”怎么辦？退而求其次，先保證人品，樹“人”先樹“德”。人品好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可以慢慢改進；品德不好，即使其他方面的能力再強，不僅不能算“全人”，反倒可能壞事。

如此看來，孔子心目中的“教育”，大致可以這樣定義：以“天性”為基礎，以“成人”為目標，塑造人——也就是“修道”的過程，就是“教育”。

（《山東教育報》2025年11月2日）

高金國，筆名高了高，高級編輯，著有《好父母養出好孩子》《寫給孩子的趣味中國歷史（12冊）》《少年讀史記故事（3冊）》《中國歷史超好看（6冊）》《人生是一場修行》《唐朝那層窗戶紙》《齊國那些事兒》等圖書3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