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琛：面對新的國際環境，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題記：2025年10月16日晚，北大國發院承澤商學第45期暨昌平區政協北七家委員工作站悅讀書屋第3期活動舉辦。本文根據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劉琛的主講內容整理。

我所研究的學科領域是公共政策與國際發展，結合個人研究和國際發展的理論框架，努力回答這樣兩個核心問題：一是新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挑戰及其影響是什么？二是為了與世界凝聚共識、共享美好未來，中國能做些什么？

新國際環境包含何種挑戰

“全球婦女峰會”2025年10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主題是“命運與共，加速婦女全面發展新征程”。大家討論全球性挑戰時，不同國家、地區和行業領域的代表觀察和視角各不相同，結論是否可信卻有待驗證。為此，我們結合其他同類型峰會、重要會議或國際文獻，對這次峰會的研究結論進行了佐證。

早在“第79屆聯合國大會高級別周”相關活動在紐約舉行期間，我們針對本次高級別周各方立場和文獻構建了分析模型，想回答的問題是：聯合國眾多成員國和各行業領袖如何看待全球性挑戰。

因此，在佐證研究過程中，我將高級別周相關活動中關于全球性挑戰的討論，與北京全球婦女峰會上的相關討論做了關聯性回歸分析，通過分析兩類大型峰會的正式文件、討論資料、媒體報道甚至個人朋友圈以及自媒體發布的內容等海量數據，我們得出如下三個研究結論：

一是理念認知偏差。在發展觀念上，不同國家的人和社會定義發展時使用的形容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分歧，我稱之為碎片化的發展觀。以往這類代表理念、道德判斷的形容詞，我們能找到很多共識。比如大家都希望未來更美好、安全、繁榮、公平、公正、平等、可持續，但現在情況發生了深刻變化，對于“什么是一個國家最適合的未來”，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圈給出了不同答案。例如國際上部分聲音質疑：“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成本過高”“多邊主義不一定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倫理”等，這是人類歷史上尤其是全球化時代以來，首次出現如此深刻的思想分歧與激烈碰撞。正因如此，我們特別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或者說現實條件來實現平衡。

二是數字包容性壁壘。如今我們處于數字時代，很多事情都要與數字掛鉤，比如經濟研究開始重視數字經濟，學生發展、青年人進步會看重數字能力、數字素質，連科普工作也離不開數字，但是數字時代并沒有讓人類自然而然地增進彼此了解、更容易建立互信，相反，數字催生了更高層次、更復雜的信息鴻溝和信息繭房，更難逾越。我們還以電視節目、短視頻、微短劇為研究對象做了復查，發現信息傳播同樣存在明顯的問題：比如看視頻需要較長時間的注意力，但當下人們的注意力正被算法深度牽引，算法會持續推送符合用戶偏好的內容，不斷縮小信息視野。在這一過程中，人們主動篩選和思考信息的概率降低，過于被動接收同質化內容，導致形成主體獨立判斷、與多元觀點產生深度共鳴的能力弱化，人的主體性也隨之逐步消解。

三是青年一代正在失去機遇。我們的研究落腳點是青少年一代，即便不做大量數據支撐，從邏輯關系上也能推斷出：如果這個時代沒有正向推動，這一代青少年的未來視野會不斷收縮，可能從“世界地圖”退縮到“國家地圖”，疊加國家發展受限制，最終可能只有回歸到“家鄉地圖”。全球化時代來臨前，我們是從“家鄉地圖”出發，懷揣夢想擁有了“國家地圖”，感受到在國內能自由分享和流動。后來又發現國家與世界的距離很近，以中國人為例，包括青少年在內，越來越多人的未來視野是“世界地圖”式的。遺憾的是，現在我們看到了倒車現象。

挑戰帶來哪些變化和影響

首先是碎片化發展觀帶來的生活變化。舉一個我的親身案例：我在聯合國系統的首個學術任職是在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展部門，承擔與發展相關的科研項目。在閱讀文獻時我得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共提出17項發展任務，其中關乎人類可持續發展根基的一項，就是應對氣候變化。2021年，聯合國在日內瓦恢復了疫情后首次線下峰會，并向世界呼吁：“Climate change is caused by two things, human activity and human inaction.”（氣候變化由兩件事造成：人類的行為與不作為）。

包括氣候行動在內，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所有挑戰，本質上都是人類行為導致的，這些問題之所以無法解決，根源在于人類行動難以統一。這正是“碎片化發展觀”帶來的嚴重后果之一：面對全球性挑戰，我們無法形成合力。

再看數字包容性壁壘給現實生活帶來的變化，我尤其想談談AI。很多人認為AI是發展機遇、經濟引擎，一些社會學研究者和部分輿論甚至認為，AI是推動女性發展、促進全球性別平等的良好機遇，比如有了AI，女性可以成為數字游民，可以居家辦公，可以擺脫體力勞動的限制，無需再與男性的體力優勢對比。

事實并非如此。麥肯錫2023年的一份報告，調研了全球范圍內包括企業在內的各類組織，發現在這些組織中勞動人口約有30億，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各類組織使用的AI技術約1.5種，到2023年這一數量超過4.5種，意味著代表AI能力的“彩色曲線”很快將超過代表人類自身能力的“黑色曲線”，越來越多的人類勞動力將會被替代。這30億勞動者將面臨能力提升、就業安全與教育適配的巨大壓力。

“體面就業與經濟發展”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第8項目標，但是未來人們越來越難找到體面的工作。當大家都面臨AI帶來的就業心理壓力與現實壓力時，本就長期受限的女性會不會成為數字時代率先沖擊的群體？大家可能覺得這只是統計數據，而現實世界中數字經濟領域的頭部企業，正因AI掀起裁員潮，AI對部分崗位的替代是重要驅動因素之一，且相關影響已呈現擴散態勢。

最后，“失去機遇的一代”究竟失去了什么？特朗普再次競選美國總統期間，我們設計了一套問卷，調研結果顯示，曾心懷遠大理想的人群，比如曾經想讓美國變得更好、希望改變世界的人，如今很大比例只關心個人收入，視野明顯收縮，而真正關心環境、關心全球問題的人，占比甚至不足20%，且這20%中可能還有部分人同時也關注個人收入。我們的問卷調研對象是年輕人，他們這一代未來也要涌現出美國領袖。這樣的結果令人遺憾。如果美國青年精英的國際視野持續收縮，越來越多人只關心個人溫飽，多邊主義恐將難以為繼。而且，即便我們搭建平臺、打開窗口，若世界議題的參與人數越來越少，有效的頭腦風暴也許難以開展。

另外一件管中窺豹的事，是美國國家密碼博物館的光榮榜出現微妙變化。和世界許多博物館的設置相似，該博物館入口處設有光榮榜，以展示在美國密碼事業史上做出卓越貢獻的美國人。在美國推進多元文化期間，博物館僅紀念、表彰白人科學家的行為得到糾正，有色人種尤其是有色人種中的女性科學家的貢獻被添加上榜。然而特朗普再次執政后，美國社會風氣與文化潮流生變，光榮榜上出現一塊布，粗暴地遮蓋了她們的名字。

試想：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若非主流群體，包括青少年，未來能依靠誰？

回到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17項任務。中國貢獻了其中一項且得到聯合國成員國的廣泛響應，那就是全面消除貧困，該任務被列為議程首項任務。這是體現中國國際視野與全球情懷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思想貢獻，全面消除貧困本來也是17項任務中最能凝聚共識的一項，能超越文化、意識形態分歧。在各國共同努力下，全球極端貧困人口一度下降到不足1億，這項任務取得了切實成果。可是近幾年受多種復雜因素影響，全面消除貧困進程受阻。聯合國今年發布的《我們需要的安全》報告中指出，2023年全球軍費開支相比2022年增幅達到冷戰結束3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資源總量是有限的，若將資源和機會投入沖突與競爭，民生必然會受到沖擊。數據顯示，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從不足1億反彈至近2億，這令人痛心。極端貧困意味著這部分人群的家庭日均收入都買不起一個漢堡。

中國可以為全球發展做些什么

在接觸國際發展領域之前，我曾認為，在國際關系中解決好對話與凝聚共識就是重要的思想貢獻，也一直在這個方向上不懈努力。比如在研究專著中，我試圖深入探討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如何讓各民族共享發展機遇，以及國家采取的相關行動。

不斷生變的現實世界卻與我的認知大相徑庭。在多數人看來，西方社會更強調開放、包容、民主，移民數量也是佐證。但我也看到，西方社會多元表象下的身份認同、文化融合出現壁壘也是不爭的事實，比如疫情期間針對華人的種族仇恨犯罪增多，還有美國硅谷和加州的移民群體，并未形成文化共同體而更像是一個個“文化小孤島”。對此我強烈感到：中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積累的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經驗值得與世界更多國家和地區交流分享。

還有AI帶來的新問題。麥肯錫曾總結，AI的10項技術會重塑人的認知范式，弱化人的主體性，構造更難突破的信息繭房等。

這些問題也讓我意識到：

首先，時代在發生深刻變化，研究也必須跟著時代做出調整；

其次，講好中國故事離不開平等對話、開放包容、機會共享的時代環境，僅從單一國家視角看待國際問題，無論個體如何提升研究能力，都會因思想局限而難以讓研究成果體現出應有的歷史自覺與擔當。

帶著這樣的反思，過去近十年我只專注做一件事，即撰寫英文專著The Chinese Storying：Globalization。AI可能會將書名翻譯成《全球秩序中的中國故事》，身為作者我不得不澄清：書中沒有“全球秩序”這個概念，核心是“全球化”，我想挑戰的也是西方對globalization（全球化）與global order（全球秩序）的固有認知。他們認為全球秩序被破壞，導致全球化難以為繼，而我希望通過研究與他們展開思想對話。

大家可能會問：這能得到國際認可嗎？我的答案是：要對世界有信心。哈佛大學對這本書給予高度評價，書評中寫道：《全球化中的中國故事》體現出作者對國際發展研究前沿方法的把握，改變了以往僅從經濟維度評價中國全球化的片面視角。這讓我十分感動，感到深深被讀懂。這本書也得到祖國的認可，包括入選“中國精品出版物”。

帶著這樣的信心，我特別希望強調：發展觀念必須基于智慧與思想，在某些情況下應多關注東方智慧。東方哲學也讓我養成以人為本的思考習慣，成為我評價政策與產業發展的關鍵角度。比如我更關注AI對就業、性別平等的潛在負面影響。再比如我深切感受到“全球南方”國家對糧食安全、體面就業與經濟增長的迫切需求。我也會意識到西方談論領導力時會有多個維度，但我更關注不同文化定義的維度之間的交集：能力或工作并不是碎片化的，應視為一個整體或體系，而構建體系需要黏合點，那就是思想碰撞。只有在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文化互學，并在互學中創造更先進的文化。

書中提出“國家國際發展貢獻力模型”，還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采納。在我對相關概念的理解與定義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同時，我在對外講述時會重點分享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向世界貢獻的實踐與成就。比如在2024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我撰文指出：南南合作并非要替代北南合作，而是為全球發展貢獻了一種更可持續、更開放包容、更普惠的模式。關于什么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的AI行動計劃，以及科技向善、科技為民的倫理理念，我也會在不同場合、以多種形式去做交流。在國內發聲時，我則會特別強調國際合作如何拉近中國與世界的距離。

小 結

簡而言之，《全球化中的中國故事》是以我的個人經歷向世界傳遞出如下信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中華民族的思想進步，我們需要從單一國家視角拓展到全球視野，從一心講好中國故事發展上升到為全球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讓世界關注到：中國的全球化不只是GDP的增長，更是一種文明對話的新可能，在可持續發展和發展權，在人的發展與現代化的學術和實踐之間架起橋梁，幫助世界各國讀者理解和思考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全球解決方案的價值導向。

我們到底有哪些可以對外貢獻的中國智慧？我喜歡這樣一個故事：三位好友共嘗一壇桃花醋，偏向道家的黃庭堅感覺甜，偏向儒家的蘇東坡嘗出酸，摯愛佛家的佛印品出苦。這就是“各美其美”，而這并不妨礙他們成為知己。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正是可以貢獻給世界的中國文化之一，這也是世界對文明發展大方向的共識，正如“軟實力”理論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愿意被操控，即使是被軟實力操控（No country likes to feel manipulated, even by soft power）。”

整理：王志勤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