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潤海｜章 隆

山西定襄河·美麗的文山

父親寫過不少回憶文章。

已發表的那些，多是懷念老領導、老同事的，也有許多篇幅，留給了他兒時的伙伴，以及求學路上的老師、同學和校園點滴。 章隆，是父親小時候結識的第一個好朋友。父親是否向我提起過他，我已記不清了；我只記得，他曾帶我去見過他另一位幼年好友，帥榮在。直到讀了這篇文章，我才知道，在父親記憶的深處，一直藏著這個叫章隆的伙伴。他很小就離開了故鄉，遠走他鄉，父親與他幾十年未見。直到后來，父親在內蒙古尋到他，匆匆一見。不料那次重逢后不久，章隆便離世了，留給父親的，是無盡的思念。 在這篇文章里，父親用質樸無華的文字，記錄下他們之間那一段清澈如泉水的友誼。

章 隆

曲潤海

在我們小小的“三家巷”里，有四個同歲的男孩，徐金書（五五）、徐榮年（六六）、郭章隆和我，都生于1936年。五五是大年初一生的。六六的生日記不清了，大約是四月，因他已死去四十多年了。我是最小的，生于農歷八月二十七日（10月12日）。章隆生于八月十三日，他是我家西鄰七存老漢的二兒子，七存老漢我稱七存爺爺。

五五和六六上學比我和章隆早一年，我和章隆是九虛歲時才上學，那是1944年。我們兩人同坐一張桌子，上學下學都一起走。差不多每天上學都是他先吃了飯叫我。

郭 章 隆

我們讀的書是邊區的課本。國語的第一課是“天亮了”，第二課是“弟弟妹妹快起來”。修身課是：一“上學”，二“上課”，三“上操”，四“敬先生”，五“愛同學”，六“不打人不罵人”，極簡單，但至今還記得。我和章隆的成績幾乎是一樣的，錯也錯得一樣。有一次寫繁體字“學”字，因書上印得不清楚，他寫不來，我也寫不來，就照著涂了個“學”字的樣子，被昌瑞先生一人打了一個手板，但很輕，一點也不疼。

遺憾的是他家養著驢，他得割草，影響了他的學習成績，期末考試，我是甲等第四名，他卻到了乙等。他只和我一同上到二年級，三年級他就不上了。以后再上，就比我晚了一年，而且沒有上高小。但是玩的時候，我們還是在一起。

山西定襄河邊小學

我的故鄉河邊興盛武術，特別是我們小堡的少年，都練腰腿。他身體比我壯，他會翻跟頭，會折軟腰，會倒立，我卻不行，我只能下腰、劈叉、踢腿。學起拳來我卻比他快，因為我的四叔、哥哥都會耍拳，他的哥哥不會。

到每年正月十五鬧元宵，耍禮火，頭一兩年我倆一起參加，后來他就不參加了，因為他家比我家更窮，沒有新衣服，也沒有一條漂亮的頭巾和腰帶。

章隆家確實在我們的小巷里是最窮的一家。他的父親在他的爺爺去世時年齡小，分了家自己不能獨立生活，悲痛至極，以致很快就掉了幾顆牙。章隆兄弟姐姐共四人。哥哥章明，弟弟章恒，姐姐明心。除章恒外，哥哥姐姐從小都有毛病，哥哥是腿疼，姐姐是氣管炎，說話都喘氣。

他家養的毛驢背上長瘡，他父親經常的任務就是給毛驢治瘡，用舊棉花墊鞍子。因為毛驢重要，要靠毛驢種地，靠毛驢馱炭賣錢。他家還養著幾只綿羊。這樣，哥哥和他從小就有個任務，夏天每天給驢和羊割草。

也正因為章隆過早地參加地里勞動，所以他懂得好多事。我因為和她相好，也常常拿上鐮刀跟著他去割草。他認的好多草，好多野花，什么草驢愛吃，什么草羊愛吃，什么草有毒，什么草帶著露水驢喜歡吃，什么草曬干了喂羊好，他都說得來。他割草的速度也比我快。我家沒有驢，祖母讓我割羊草，曬干存起來，準備冬天買一只山羊吃。因此和章隆割草時，我幫他割喂驢的草，他幫我割喂羊的草，但總是我割得少，他割得多。

有時去割草，他知道哪塊地里有野香瓜，去了果然能找到，看著可以吃了，就摘下來用鐮刀一分為二伙著吃。如果路過瓜地，他走在我的前面，快離開瓜地時，借我的身子擋著他，鐮刀尖向下一劈，正好扎著一個香瓜，人走著，香瓜就隨著鐮刀帶走了，走遠了停下來，一分為二，共同享受。我問他怎么能使瓜離開蔓子，他說他認得哪個瓜熟了，哪個瓜沒有。又有一次，我們一起到一片已經看著沒有瓜只有死蔓子的瓜地里，他說有瓜，說著用鐮刀尖往死蔓子周圍劈進土里，幾下就劈著一個香瓜從土里帶出來。原來這塊瓜地的東家不在地里看瓜，而把香瓜埋在土里，使人看不見，瓜照樣長著，以至瓜熟蒂落，離開了蔓子，一點痕跡都沒有了，可是卻沒有哄住章隆，瓜還是讓我們吃了。

我和章隆沒有打過架，一天不見就不舒服。可是有一次兩個人各折了一根榆樹條玩，玩著玩著就互相對打起來，本來是玩的，不料我手重了，打在他的臉上，把他打哭了。我的母親向他的母親表示歉意，他的母親并沒有在意。我卻覺得打了人不好意思，一個月沒有去他家，他也沒有到我家。他家有一盤石磨，我家磨面都要去他家，每次他都要幫著推磨。一個月時間我家沒有吃的面了，母親領著我去他家推磨，他的母親出來和我母親說話，他也跟出來，說著說著就又幫助推起磨來，從此兩個人又玩在一起了。

小 時 候 的 教 室

解放初，大約是1951年，過了二月二，章隆的舅舅去包頭做工，要帶章隆去學徒。我哥哥那年正在家，聽到章隆要走，可是沒有鋪蓋。哥哥回家來和我母親商量，送章隆一些織布剩下的殘次棉花。母親覺得賴的送人不好，就拿了幾斤好棉花，并且拿了一床舊被面送過去。章隆的父母十分感激。章隆把這件事始終記在心上。

1960年章隆已在包頭河東區五金廠當了骨干，工廠派他去天津學習，學習完回包頭，路過北京，專門到北京大學看我。我們一起游了頤和園，在佛香閣前照了相。臨走時他還給我留下十元錢。

與章隆在頤和園佛香閣前留影

1969年5月18日，我的母親病危，正好章隆回來了，過我家看望。母親還認得他，輕輕地問聲：“章隆隆，你回來了。”章隆一直坐在跟前，不一會兒母親咽了氣，章隆和章廷叔幫我和哥哥給母親穿好了衣服，按家鄉的規矩，讓母親睡在門板上。

1989年8月，我因開會到呼和浩特，會后到包頭，當晚就去尋找章隆。不料正遇暴雨，未找到。第二天包頭市文化局同志專門打電話找到地方——河東區五金廠，然后又把我送到他家——中山路9號。

章隆正在家生病，見了我非常高興。他媳婦又把他弟弟章恒叫來（其時他正在包頭），他的兒女女婿也都在，一起給我做莜面推窩窩。

我一邊吃著有名的巴盟西瓜，一邊看他們做飯，和章隆東一句西一句說著只有我們兩人才清楚，別人都莫名其妙的話。一會兒車從賓館來叫我，說是副市長來看我，可是章隆一家不讓我走，只好把讓車先回去。

飯后，車再次來把我接回賓館時，副市長剛走了。為此，我寫了一首長詩。

不幸的是，就在我看望了他不久，他就去世了，當時他才五十三歲。

家鄉山西定襄河邊

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父親與章隆伯伯之間的情誼，如同秋日沉甸甸的麥穗，飽滿而豐盈。

他們曾一同上學，同坐一張桌子，連寫錯的字都如出一轍。后來，章隆伯伯因家境貧寒不得不輟學，每日外出割草分擔家庭困難。然而，生活的艱辛反而淬煉出他獨特的生存智慧——他熟知每一種野草野花的脾性，懂得驢和羊的口味，甚至能在看似空無一物的瓜地里，奇跡般地找到深藏的香瓜，與父親分享。原來，即便身處貧瘠，人依然可以保有發現美、創造快樂的能力。

章隆伯伯勤勞、善良而堅韌。他早早參加工作，稍有能力便專程趕到北大看望父親，悄悄為生活拮據的父親留下寶貴的十元錢；奶奶去世時，他默默陪在父親身邊，無言卻有力地分擔著悲傷；幾十年后，當父親出差內蒙古時尋到他，他傾盡全家之力熱情相待，把短暫的相聚過成了節。

遺憾的是，那次重逢后不久，章隆伯伯便離世了，年僅五十三歲。但幸運的是，他們終究見了最后一面。這份穿越歲月、歷經貧寒卻始終純凈的情誼，如此難能可貴。章隆伯伯活在父親的心里，活在父親的文字中，也由此，獲得了永恒的生命。

家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