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解放的西安不一般：民國第一悍匪 “雙頭刀客” 一夜栽了（一）

這里首先解釋什么是“刀客”，這里的“刀客”并非武俠小說里的武功高手，而是滿清咸豐初年，在陜西關中地區出現了一種由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工人、其他城市勞動人民和游民組成的松散型組織“刀客會”。這些人是以給商賈富戶保鏢為生。這些保鏢一律持由臨潼關山鎮制造的長三尺寬二寸、極其鋒利的“關山刀子”為武器，故民間稱其為“刀客”。由于當保鏢，難免出現人命，因此當地官府稱其“刀匪”。民國后，“刀客會”逐漸漸衰。而這些人于是就打著刀客的旗號橫行不法、殘害百姓。時間一長，當地老百姓就把這些刀客當做土匪，而這位“雙頭刀客”就是當時的陜西第一悍匪。

1949年5月20日拂曉，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野六軍軍長羅元發強渡渭河，展開解放西安的戰役，上至下午2時古都西安解放。不久，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賈拓夫當選為西安市委書記和西安市市長，當時西安市下轄共12個區。

而王超北被任命為西安市第一任公安局局長。王超北長期從事地下情報工作，在1939 年秋至 1949 年 5 月在陜西從事黨的情報工作，建立了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西安情報處。

但這一切對于19歲的陳增福來說， 并不重要，真正讓他終身難忘的這一年的9月10日，因為就是這天，他接受了王超北交他的一個重要任務，訪查并拘捕陜西第一悍匪，有“雙頭刀客”之稱的杜辛富。

當時的陳增福是西安市公安局剛剛招收進來的一名新警察，頭天剛剛上班，按說應該安排學習觀摩一段時間，可一個意外突然了，當時市局有一個追逃隊，專門負責追捕本地或者外地要求西安警方協助追捕的重要逃犯。陳增福這邊剛剛報到，追逃隊隊長畢克儉（相當于現在的刑警隊）一眼看上這個機靈的小伙，一聽又是初中畢業。就直接把陳增福選入了追逃隊。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的公安局市局局長王超北批轉下來一封群眾來信，內容大概是，舉報人看見慣匪“雙頭刀客”杜辛富出現在西安大街上游蕩，現在特向政府檢舉，請求政府將“雙頭刀客”繩之以法。

王超北在西安解放以來的三個多月里，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了數百封群眾檢舉函件，但大多都由局辦公室處理，但這一次例外，是由王超北局長親自轉發到追逃隊，并責成追逃隊“立即務必將其緝拿歸案”。

畢克儉看到由局長轉來的舉報信后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召來追逃隊一隊隊長周夢公，讓他帶著新人陳增福，負責捉拿“雙頭刀客”杜辛富。周夢公二十四歲，之前從事軍隊保衛工作，西安解放后調入公安局工作。

畢克儉接著將檢舉信遞給周夢公，信封上寫著“西安市公安局王超北局長親啟”，其內容表示：日前本人在西大街“萬福瓷器行”前看見“雙頭刀客”杜辛富,身穿白竹布短褂、黑布褲子,頭戴白色帆布遮陽帽,手里提著一個細竹篾食盒,匆匆路過。特向公安局首長報告，請求政府迅即捉拿該匪,為民除害。落款是——“西安市民范庸”。

畢克儉隨后又將原國民黨原警察局留下的檔案資料經整理編后也遞交給周夢公，以備偵查案件時使用。　應該說，像“雙頭刀客”這樣民憤極大的慣匪，國民黨警察局為其就專門為其立過專案。周夢公與陳增福兩人經查閱后，總算弄清楚了杜辛富的情況。

　　杜辛富，1905年生于陜西省耀縣的一個地主家庭，自幼習武，經名師指點武藝十分高強，十二歲時憑把一柄單刀已經是縱橫江湖，與人比武連戰七場皆勝。十六歲那年他家與鄰村富豪王大戶因地產糾紛發生矛盾，王大戶收買土匪郝老七將杜辛富祖父、父親刺殺。不巧杜辛富正在山西做事，得知消息后星夜潛回老家，將王大戶一家十三口斬盡殺絕，隨后就被通緝。

　　七天之后，杜辛富在準備偷渡黃河前往山西時被捕。由于案情重大直接解往省城關押。盡管杜家花重金從北京、上海請來了名律師相幫打官司,但這等巨案要想法外超生幾乎微乎其微,最后被國民黨法院判處死刑。行刑那天，杜辛富飽餐一頓后被五花大綁送上囚車押解刑場。押到刑場驗明正身后，劊子手就下手砍頭，但據說劊子手接受了杜家的賄賂故意留了一手，真假不得而知。被斬后監斬官上前驗尸，確認已經死亡，簽字確認后讓家屬領走尸體。

杜辛富的家屬用早已備好棺木，將尸體裝入棺材后，送往西安東郊外的報孝寺停尸誦經三天，再將尸體運回家鄉正式操辦喪事。哪知就在這當兒杜辛富竟活過來了，把報孝寺里的和尚嚇個半死，一干家屬卻是欣喜若狂。以當時國民黨執行死刑的規矩，死囚行刑只須一次，刑場上沒有殺死的就等于給了一回大赦。于是,杜家人立刻請來郎中進行救治，然后護送杜辛富返回耀縣休養。

　　養好傷后杜辛富忽然不見了影蹤，連家人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半個月后省城發生的一樁命案原來，他潛入省城把當初那捉拿他的那個偵緝隊長的腦袋割了下來，還把掛上了警察局院子里的旗桿。然后,杜辛富糾集了一批以前的狐朋狗友,嘯聚山林，打出了“刀客會”的旗號。還報出了一個響亮的名號“雙頭刀客”,意思是他已經被官府砍掉過一顆腦袋了,現在頸項上長的是第二顆腦袋。此時是1922年，杜辛富年方十七。

　　之后，杜辛富作案頻頻,血債累累。1946年春，杜辛富有一次接受美國記者的采訪時，自稱被他親手殺死的人數就達八十九人，至于手下的小弟在作案時殺死的更是不計其數。杜辛富這二十多年來，憑著狡猾、狠以及高超的武藝，多次逃脫國民黨政府、日偽軍警和中共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政府的追捕,有驚無險平平安安地活到了解放。

　周夢公、陳增福兩人查閱過上述資料后,吃驚得伸出了舌頭。八十九條人命,那是一個什么概念啊!，這真的是血債累累了。

　此時周夢公向畢克儉表示，要一張張杜辛富的照片。畢克儉卻說，沒有照片，連國民黨資料室都沒有杜辛富的照片，國民黨舊警察局為追捕“雙頭刀客”一共發出過十四次通緝令，每次郜是刊印著照片的，但留下來的檔案里卻沒有一份通緝令樣本，這讓所有的都十分疑惑，直到杜辛富落網后才得知，因為舊警察局管理檔案的警員接受了杜辛富的賄賂，悄悄將照片和卷宗都銷毀了。

　　那現在該往哪里去弄照片呢，周夢公就想到圖書館翻舊報紙。當初杜辛富制造的那起滅門血案轟動全省，報紙不會不刊登，或許上面會有他的照片，萬幸的是，當時的報紙真的刊印著杜辛富照片，接著二人把報紙送到照相館去翻拍。

　　再往下就是跟檢舉信的作者范庸聯系，向其了解詳細情況。但封檢舉信竟是沒有寄信人地址的。舉報信是1949年9月8日下午兩點寄出的，但郵局是無法提供什么線索的，信箋是用小學生練字用的描紅簿的紙張印制的，信箋左側豎條格外原本應當留有與右側相同尺寸的空白，可這張信箋的左側卻沒有，是被寫信人故意裁掉了。顯然寫信人不愿意讓人知道自己的出處。如此一來，范庸這個名字十有八九也是化名。

周夢公接著把信箋放到燈下觀察，結果在信箋上發現若干字痕，分辨下來，寫的是“蒜、蘿卜、豆、鹽、斤”等。顯然，這張信箋紙在未寫信前曾被人作為墊紙用來寫過字,從內容看來,可能是某家醬園的賬房先生或老板隨手劃拉的，于是二人開始對全市所有的醬菜園去打聽。幸運的是，二人就跑了一天，就在第三區耀福街的“全味齋”找到了檢舉信的作者、醬園賬房先生范庸——此人居然用的是真名!

　　此時發范庸也感驚，他說沒想到警察這么快就找上門來了。范庸首先自我介紹說，他是耀縣人，其好友李甲子是杜辛富小時候的武友。在杜辛富成為“雙頭刀客”后還有來往。大約十年前,他去洛陽辦事，拜訪了當時的李甲子。晚上兩人正在家里吃飯的時候，杜辛富帶著兩個手下上門來了，意思是，途經洛陽順便來拜訪。李甲子自是熱情款待。

隨后，杜辛富命兩個手下望風，自己與李范飲酒閑聊，三人吃喝三個多小時才各自散去，臨走時,杜辛富送給李甲子十兩黃金，略微思索一下，又將隨身所攜的一塊懷表摘下贈送給范庸。當時范庸并不知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雙頭刀客”。直到杜辛富告辭離開后李甲子說了方才知曉，范庸差點沒有嚇死，當他離開李家時，把杜辛富贈送的那塊懷表悄悄留下，附條子稱“不敢領受”。這是范庸跟“雙頭刀客”杜辛富唯一的一次見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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