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生娃了？上海一產科醫生稱：從一晚上8個剖腹產到現在1個沒有

“十年前夜班像打仗，一晚上連做8臺剖腹產，如今整晚守著產房，卻可能連一臺手術都等不到。”上海資深產科醫生的這番感嘆，道破了當下生育市場的冷寂。

曾幾何時，醫院產科走廊擠滿加床、產婦建卡要托關系的場景隨處可見，而如今，從一線城市到小縣城，產科“遇冷”已成普遍現象，甚至不少醫院被迫關閉或整合產科科室。

為什么現在的人如此抗拒生孩子呢？

從“嬰兒潮”到“嬰兒少”

二十年前的產科，堪稱醫院里最繁忙喧囂的科室。

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新出生嬰兒達1846萬，較2013年增加200萬以上，醫院里面新生嬰兒”一個接一個“，供不應求。

可是時代在變遷，如今的產科，卻陷入了截然不同的“冷清”，上海同一家醫院，年接生量已跌至不足1萬人。

曾經擠滿產婦的走廊空空蕩蕩，臨時病床早已撤去，建卡無需托關系，甚至有醫生主動聯系符合條件的孕婦跟進。

北方某三甲醫院更甚，產科病房入住率不足50%，部分雙人間長期空置，手術室不再連軸轉。

年輕醫生不用再熬夜連臺手術，卻要面臨科室收縮、轉崗培訓的壓力。

有工作五年的產科醫生，已開始學習婦科常見病診療，為轉崗做準備。

這種“冰火”反差的背后，是出生率持續下降與生育意愿變化的直接體現，也更能直觀反映出現有當代年輕人不愿生育了。

年輕人的“理性計算”

經濟壓力是壓在年輕人身上的第一座大山，尤其是在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養育成本早已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范圍。

調查顯示，父母認為教育支出是養育子女的最大壓力來源，上海私立幼兒園月均學費普遍在5500元以上，遠超全國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早教班、興趣班，每年教育支出輕松突破10萬元。

更沉重的是學區房成本，上海核心區域的“老破小”單價動輒10萬元/平方米，一套40平方米的學區房總價就達400萬元，相當于普通家庭十幾年的總收入。

有網友算過一筆賬，在上海把一個孩子養到大學畢業，不算學區房也需150萬元，這對于月薪一兩萬、背負房貸的年輕夫妻來說，無疑是一座難以逾越的大山。

經濟壓力之外，女性面臨的職場與家庭雙重困境，更讓生育意愿雪上加霜。

盡管性別平等理念不斷普及，但職場中的生育歧視仍未根除，不少企業在招聘時隱性排斥育齡女性，女性懷孕后可能遭遇調崗降薪、晉升停滯等不公待遇。

更嚴峻的是產后回歸職場的“斷層危機”，長時間的產假使得職業技能脫節，部分企業甚至會變相逼迫孕期女性離職。

報告明確指出，女性承擔事業家庭雙重負擔的家庭生育率更低，而伴侶間家務分配越公平的家庭生育意愿越高。

現實中，育兒責任仍主要由女性承擔，夜間哺乳、日常照料、家校溝通等事務消耗了女性大量精力。

這種“密集母職”讓職業女性陷入“生娃就失業”的恐懼，不少人不得不在事業與生育間艱難抉擇。

生育下滑帶來的連鎖反應

生育下滑讓許多行業都處于“寒意”之下，曾經“一位難求”的幼兒園，如今已難避大規模關停的趨勢。

2022年全國幼兒園在園幼兒比2021年減少176萬人，部分民辦幼兒園因招生不足倒閉。

北京、上海等地出現“普惠性幼兒園過?！爆F象，公辦園通過降低學費、增加特色課程爭奪生源。

除了幼兒園行業，兒童用品行業也受到不小的影響，兒童玩具、服裝等產品銷量下滑，傳統線下渠道遭受重創。

而醫療行業的連鎖反應更值得警惕，產科和兒科首當其沖，近幾年，全國婦產科床位數直線下滑，部分基層醫院甚至直接關停產科。

以北京某二級婦幼保健院為例，2016年月均分娩量200余人，2023年降至20-40人，原本8人間病房改為雙人間仍空置率過半。

兒科同樣面臨困境，綜合醫院兒科門診量自2019年后持續走低，某縣級醫院兒科日均門診量從200人次驟減至50人，7名醫生中有4人兼職送外賣補貼家用。

并且醫療資源閑置問題突出，2021年婦產醫院萬元以上設備臺數雖增加，但診療人次減少，設備利用率不足。

讓生娃不再是“孤軍奮戰”

面對持續低迷的生育率，國家和地方都在開始積極行動。

國家實施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時推進普惠托育服務，“各省普遍延長產假，設立配偶陪產假和父母育兒假。

地方層面，山西明確婚假30天，符合政策生育獎勵延長產假60天，子女不滿3周歲每年享15天育兒假。

江蘇大部分地區實現生育津貼“免申即享”，產假結束后自動到賬，難產或多胞胎可增加產假及津貼。

這些政策從經濟、時間、服務等方面減輕家庭負擔，營造生育友好氛圍。

低生育率不是危機，而是一個轉折點，只有構建起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會”，才能讓年輕夫婦在追求個人發展的同時，敢于、樂于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這不僅關乎每個家庭的幸福，更關系到國家人口安全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