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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運會上一位舉重運動員失誤,杠鈴砸在左肩膀,受傷遺憾退賽。杠鈴砸下來一剎那,她教練的表情和動作引發關注,那名教練的表情是從震驚到失望,轉頭走了出去,似乎沒想到第一時間去看看弟子的傷勢。
延續昨天的討論,我們的教育中似乎更強調崇高的目標,而把奮不顧身、敢于犧牲、不惜一切代價作為手段。這些內容都體現在那名教練身上,從神情看,他渴望勝利,當確認勝利的目標無法達到,失望和懊惱之下,忘記了運動員才是主體,那個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是底線,在此之上的成就才有價值。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忘記這一點,會把自己都視為工具。電影《花漾少女殺人事件》里,張子楓飾演的花樣滑冰運動員江寧,在母親兼教練的強大壓力和期待下,出現了人格分裂。她幻想出一個極具天賦但更加松弛活潑的女孩鐘靈,相生相伴相愛相殺,終于因為妒忌和恐懼而“殺死”對方。比賽前,她發現了這一點,也得知母親一直知道她的病情。馬伊琍飾演的母親陪著她的兩個自我演戲,相信她是與眾不同的天才,讓她更有動力去比賽。
真正讓我感到恐懼的是,江寧在結尾處坦白,她也在利用母親的“壓力”。滑冰和比賽已經跟她的血肉聯系在一起,痛苦之下她需要用外力來推動自己,她開始反向形塑自己嚴母,促進母親逼迫自己。她跟優秀的隊員造謠說母親是精神病,導致優秀運動員(男運動員,不構成比賽競爭)流失,這樣母親便可以專注在自己身上、給自己施壓。
江寧幻想出來的鐘靈,是自己求而不得的自由分身,但那個被規訓的自我,把這種羨慕嫉妒轉化為督促,她把自己裂變出的另一個象征松弛與快樂的自我,都變成了磨刀石。
母女之間,互相把對方作為手段,實現一個共同的比賽目標。于是可以不擇手段,母親看著女兒人格分裂而陪她演戲,女兒造謠母親患病而獲得獨享的壓迫。到底是誰病了?
電影看似極端,可其中的癥候卻普遍存在。奪冠和成功作為目標,逐漸抽象為排名、財富這些數字,甚至膨脹到大過了人。記得有個精神科醫生跟患兒的母親解釋,孩子已經嚴重抑郁,有自殺傾向,不能再逼孩子去上學了。可無論醫生怎么解釋,母親永遠在關切地說,“可是,快要考試了呀”。在那個母親看來,考試大過天。她并非不關注孩子,只是被考試這個目標馴化,下意識認為孩子的人生目標是考試,如果完不成這個KPI,就成了失敗的人生。
很多父母尚且沒有走出把孩子當成工具的誤區,那個教練的行為便不足為怪。當很多國人狠到把自己都當成工具,對別人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就更難心存敬畏。還是那句話,人本身才是目的,只不過我們被規訓得忘記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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