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本是史上最偉大的女權主義實驗發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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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國》（暫譯）（

Motherland

1990年，當朱莉婭·約菲7歲時，她的家人離開了正在解體的蘇聯，搬到了馬里蘭州的郊區。她的新同學們總讓她記著自己是個“古怪的俄羅斯女孩”，但她明確表示，這種蔑視是相互的。

成長過程中，她也瞧不起那些炫耀看過百老匯音樂劇或在佛羅里達度假的美國孩子。約菲心目中的美好時光是去聽歌劇和閱讀普希金的作品。

她的這種清高是有來由的。她的家庭里充滿了堅強、受過教育的女性。約菲的母親是一位從耳鼻喉科醫生轉行的病理學家；她的外祖母是一位心臟病學家；她外祖母的母親是一位兒科醫生。另一位曾外祖母是一位化學家，在20世紀30年代經營著自己的實驗室；約菲的祖母是一位化學工程師，負責保障克里姆林宮飲用水的安全。

約菲說，這樣的成就并非特例。正如她在《母國》一書中解釋的那樣，她的女性先輩們是一種體系和文化的產物，該體系和文化旨在消除男女之間的社會差異，以創造一種“新的蘇聯人”：“我是那些女醫生、女科學家和女工程師的后代，是那些保留自己姓氏的女性的后代，是我曾認為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女權主義實驗的產物。”

因此，當記者約菲于2009年重返莫斯科時，她期待看到一個充滿智慧和職業抱負的女性的城市。然而，她遇到的女性，其人生最高目標似乎是吸引男性。

革命后第一代少女曾抗擊納粹對蘇聯的入侵；七十年后，約菲卻在莫斯科生活學院（Moscow's Life Academy）——一個女性教育中心——的教室里進行報道，那里的講師開設的課程包括“從A到Z的調情藝術”和“如何吹奏魔笛：口交的藝術”。對約菲而言，這種新的風氣令人錯愕。

一個曾經由女性自由戰士組成的國家，如何變成了一個充滿準家庭主婦的國家？

《祖國》一書記錄了約菲為尋找答案所做的深入努力。她從那些構想社會主義烏托邦的革命女性開始，一直寫到藝術團體活動群體“叛逆貓咪”（Pussy Riot）、被作為“肉浪”（“meat waves”）派往烏克蘭前線的應征士兵的妻子和母親，以及她稱之為“普京制度下的步兵”的女性官員。

她厭倦了那些只關注列寧、赫魯曉夫等當權男性的書籍；她想要做的是通過接近克里姆林宮的妻子和女兒們來敘述該國的“宏大歷史”，同時展示普通公民勉強度日的真實感受。

其結果是一個既宏大又親密的引人入勝的敘事。

約菲向我們介紹了亞歷山德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她于1872年出生于一個貴族家庭，后來轉變為懷有遠大抱負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

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后，她被任命為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并幫助確保婦女有權享受產假、在婚姻和高等教育中享有平等權利。

柯倫泰的政策極具吸引力，甚至被用于旨在促進世界革命的蘇聯宣傳中。一本宣傳冊稱，蘇聯俄羅斯婦女正生活在“一個童話般的國度”。

這個說法在多個方面都很貼切——尤其是因為這個“童話般的國度”后來被證明并非完全真實。是的，約菲的三位曾祖母成為了新蘇聯女性的典范。她們受益于一流的教育。

在20世紀70年代，蘇聯是女性識字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但《祖國》也顯示，控制國家的蘇聯男性并非總是那么熱衷于鼓勵甚至維持激進的平等主義。

而當他們有意追求所謂的平等時，往往是為了懲罰女性，因為她們與那些碰巧得罪了克里姆林宮的男性有關聯。

在哈薩克斯坦，針對“祖國叛徒之妻”的阿克莫林斯克集中營僅僅是古拉格龐大網絡中的一個節點。

在囚禁中出生的孩子被送往孤兒院，在那里他們有時被忽視到甚至沒有學會說話。一位母親將這類孩子發出的聲音比作“鴿子低沉的呻吟聲”。

事實證明，生育孩子一直是蘇聯政權持續關注的問題。墮胎被合法化，然后被取締，之后再次合法化。斯大林引入了對無子女者的征稅。在二戰造成的人口災難之后，這個新的超級大國需要不斷增長的人口。

約菲指出，斯大林的發展戰略主要依賴于“巨大的人力犧牲”。

男性將做出重大的政治決策，而女性則要生育更多的孩子：“她們會為國家獻出自己的兒子，假裝自己的孩子是英雄而非炮灰，當這些兒子在戰場上倒下時，她們會生育更多。”

除了這部官方歷史，約菲還追溯了一段私人歷史。她的其中一位曾祖母在一次大屠殺中幸存下來。

另一位，那位兒科醫生，曾在二戰期間被秘密警察強迫在一家軍隊醫院工作。她家族中的女性最終會明白，她們卓越的職業成就并不意味著能從家務勞動中解脫。

隨著蘇聯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陷入困境，消費品的匱乏也使得家務勞動變得無比艱難。根本買不到一次性尿布或洗衣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治局成員的妻子們可以在特供商店以折扣價買到稀缺商品。擁有博士學位和全職工作的女性，晚上卻在腌制蘑菇和縫補衣服。甚至連基本的經期用品都稀缺。

“當我決定在大學里學習俄羅斯的歷史和文學時，父親警告我說，我們的祖國是一個沒有未來的國家，”約菲回憶道。

她于2012年返回美國，現在確信父親是對的。她指出，普京利用“傳統價值觀”來鞏固控制。

她的結論毫不留情，一片黯淡。“一個新的俄羅斯已經破曉，但它與舊俄羅斯并無二致，”她寫道。如果說她注意到一個變化，那就是：如同那場短暫的解放一樣，所有她曾在那里愛過的人都已離去。

作者：Jennifer Szalai

編譯：蠻蠻

來源：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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