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籍新四軍女戰士太田延子與淮北抗日根據地軍民紀事

唱響人道主義的進行曲

——淮北抗日根據地軍民與日本籍新四軍女戰士太田延子紀事

宿遷市紅十字會

這是發生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真實歷史紀事，它唱響了淮北抗日根據地軍民與日本年輕女子太田延子之間的一首人道主義進行曲。

1941年春，一位22歲的日本東京（一說大阪）女子太田延子，和丈夫本田石川來到中國旅行結婚。她的舅父是侵華軍師團長，公公是隴海鐵路徐（州）海（州）段段長。他們在徐州完婚后，又到碾莊火車站據點看望在這里當小隊長的表哥。但讓太田延子沒有想到的是，頭一天晚上剛到碾莊火車站，第二天早上就成了新四軍的俘虜。由此，也開啟了這是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用實際行動感化太田延子，使她最終參加了新四軍第四師的人道主義之旅。

新四軍第四師女戰士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淮北支部成員太田延子

碾莊火車站，是日軍在隴海鐵路線上占據的一個車站。1941年春，新四軍第三師九旅獨立大隊（皖南事變前為八路軍第五縱隊三大隊）在邳睢銅地委的領導下，決定攻打這個車站，以戰斗的勝利來回擊當地國民黨頑固派對“不打鬼子”的誣蔑。戰前，獨立大隊參謀長（一說為參謀）徐蔭堂三次化裝成商販到碾莊車站偵察，在地下黨員宋培元（扳道工）、宋培年的配合下，弄清了據點駐有日本兵1個班，并在周圍駐有部分偽軍。

3月11日（一說3月14日）拂曉，按照戰斗布置，徐蔭堂和夏同渠帶領十幾名身穿便衣、配備短槍的戰士，打扮成趕早集的商販混入碾莊火車站。日軍以為天將亮不會有危險了，正在蒙頭大睡。一個戰士乘敵哨兵無備，猛不及防地上去刺死了他。接著在寂靜中包圍了日軍住房，沖進住房的幾位戰士一起撲向日軍，日軍來不及反抗就被擊斃在床上。離開住房，一個剛從廁所出來的日軍上前兇猛地抱住小戰士邢宗昌，咬破他的耳朵，徐蔭堂見了立即用槍托把這個日軍打昏在地，開槍擊斃。同時，我軍另將周圍偽軍住處團團包圍，偽軍龜縮在營房內未敢開槍，10多分鐘即結束了戰斗。

徐蔭堂剛要整隊撤離車站，一位居民氣喘吁吁地跑來說，月臺東邊貨運房里還有兩個日軍。徐蔭堂立即帶領幾名戰士趕來推開房門，見床上黃軍毯下蒙著人。一位戰士驀地掀掉軍毯，下面正裹著沒穿衣衫的太田延子夫妻，戰士們見了，羞得后退幾步。徐蔭堂命令：“不要顧及這一套，趕快帶他們走！”一位戰士順手向男的扔去黃毯讓他披上，又令太田延子迅速穿上她的衣服，帶著他們勝利返回。

碾莊火車站戰斗結束后，日軍進行報復性的“掃蕩”，企圖找回太田延子夫妻。為了保證他們不被“掃蕩”的日軍搜到，獨立大隊先是把他們秘密送到根據地中心區五工頭的一所小學里，和校長一家住在一起。在徐蔭堂的關照下，校長夫人忍住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給他們燒茶做飯，細心照顧太田延子。但他們夫婦時常啼哭，不愿吃喝。隨后，為了減小目標，把他們暫時分開押送躲藏，但本田石川在日軍“掃蕩”時拒不配合，嚎啕喊叫，以求援救。后來，因日軍“掃蕩”到附近時，本田石川又大哭大叫，就把他放到老百姓的地瓜窯子里，不巧的是當夜下了大雨，地瓜窯子坍塌，把他壓死了。

5月下旬，新四軍第三師九旅二十六團、二十七團二營和旅騎兵連，在旅長韋國清旅長率領下到達睢寧以北，鞏固發展邳睢銅根據地。不久，太田延子被送到了第二十六團。韋國清得到報告后，叮囑部隊把她送到洪澤湖畔半城的第四師師部，切實保證她的安全，不許對她有任何無禮的行為。

這年秋，太田延子踏上了前往新四軍第四師師部的旅程。押送太田延子的任務，由第二十六團三營八連指導員程同謨負責執行。

太田延子被送到第八連時，程同謨見到了她的模樣：20歲左右年紀，長得很漂亮，穿著一件日本和服，縮在連部屋子一角瑟瑟發抖，一雙大眼睛里流露出驚恐的神色。程同謨當即召開干部會，強調該日本女子由我們連押送期間，一定要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發揚人道主義，切實遵照優待俘虜的政策予以照顧，并要保證安全送達。

太田延子到第八連后的第一頓飯，是一盆白面條加一碗韭菜炒雞蛋。她也許是餓壞了，接過來就狼吞虎咽，一會兒就吃完了，站起來把碗盞送到門邊，交給值崗戰士。她一抬眼，發現站崗戰士吃的卻是小米煎餅和鹽豆子。

當時，指戰員因戰爭環境和經濟困難，大便后一般只能用樹枝、草把刮一下。程同謨卻命令通訊員專門去集鎮買來草紙，給太田延子使用。

前往半城師部時，偏偏老天爺不幫忙，下起大雨來，一些河道河網發水。第八連駐地五工頭離師部駐地半城距離較遠，有二三百里，沿途還要經過海（連云港）鄭（州）公路等大塊的敵占區和封鎖線，給押送增添了不少困難。程同謨叫執行押送任務的戰士找來一頭毛驢，給太田延子騎，他們自己卻一律步行，一路晝伏夜行。為躲避日偽襲擊，盡量繞道走安全的路線。

押送的指戰員都不懂日語，太田延子也不會中國話，交流趕來很困難。行進途中，程同謨默默地走在太田延子背后，夜光下見她雙肩不住地抖動，兩腳直打顫，知道她對還心存疑懼，內心發怵。于是，他只好上前面對著她，用手指指她，又指指自己的心，還拍拍腰間的駁殼槍，表示她可以對大家放心：絕對不會殺她，也絕對不會侮辱她。經過這番手勢后，她才稍稍定下心來，臉色也有點好轉。

押送途中，程同謨特別怕出男女關系的事。為了保證不出偏差，每逢白天宿營，他都讓太田延子住在他的附近房屋，便于監視；站崗放哨，也專門挑選年紀較大的戰士，并特別強調，任何人不得擅入太田延子的房內。

雖然國籍不同，但人心都是肉長的。太田延子見新四軍待她很好，感覺到了新四軍確是文明之師、仁義之師，與日軍對中國婦女的大肆奸淫蹂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于是，她的臉上慢慢地有了笑容。有時給她東西，她還鞠個九十度躬，咕嚕幾句日本話表示謝意。

經過四天四夜的艱苦跋涉，終于趕到了半城鎮附近的楊井村，并與師部前來接應的部隊會了面。任務終于順利完成了，程同謨這時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向新四軍投誠的兩名日軍（右為平泉市郎），后來都參加了新四軍。

在太田延子被押送半城的前后，有一位后來成為太田延子丈夫的日軍聯絡兵（一等兵）矢口莊司，正在謀劃出逃到新四軍第四師。矢口莊司，當時22歲，是日本京都茨城縣人，上過學，家中有父母姐妹，父親60余歲，從醫。矢口莊司于1940年被征入伍，曾在戰斗中負過輕傷。他從家信中知道母親曾來中國找他，但沒能聯系上。此時，矢口莊司正隨部駐扎在處于淮北宿東游擊根據地區域的津浦鐵路小李莊車站。

這年夏天以后，新四軍第四師敵工部門加強了對日軍的攻心戰，用日語寫傳單進行政治宣傳攻勢。矢口莊司發現了傳單。他入伍以前曾在一個朋友處看到過《共產黨宣言》，知道共產黨是勞動人民的政黨。到中國以后，他知道了八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現在又看到了傳單，才知道新四軍也是共產黨的奔隊，也知道日本對華戰爭是侵略，將來一定要失敗。看到傳單的不少同伴很悲觀，甚至想自殺。矢口莊司想，與其自殺，不如向新四軍投誠，將來回不了日本，就做一個中國人。

就這樣，矢口莊司暗下決心投奔新四軍部隊。10月25日，他趁著出差送信的機會，從小李莊火車站據點跑出來尋找新四軍部隊，路上恰巧遇到新四軍第四師宿東游擊支隊的兩名偵察員，當即把他帶回支隊，隨后被送到了在半城的第四師師部。

矢口莊司是第一個向主動淮北新四軍部隊投誠的日軍，受到了第四師的歡迎。第四師師部在半城鎮召開了“歡迎國際友人反戰大會”，師長彭雪楓在會上講話，歡迎矢口莊司“站到中國人民一邊”。不久，新四軍軍部又專門派出日本人反戰同盟委員會成員后藤勇，到淮北根據地陪伴幫助矢口莊司。

隨著太田延子和矢口莊司、后藤勇的到來，第四師敵工部多了一項接待工作。到1942年春，第四師敵工部已有六七名投誠和被俘的日本人。敵工部按照優待俘虜的政策規定，對他們的待遇盡可能從優，除發給比部隊指戰員多一倍的零用費，還盡可能按照日本人的習慣，給以特別照顧，如洗澡（他們愛洗澡）、文體生活等，都安排得更加好一些。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育，根據他們的文化層次和思想覺悟，找一些必讀的書籍，講解時政問題，個別談心，啟發他們改變錯誤認識，樹立正確思想。他們懂得了“日本對華戰爭是非正義的，日本必敗，中國抗故必勝”的道理后，主動要求組織起來，為結束戰爭作貢獻。于是，第四師敵工部幫助他們成立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淮北支部（后改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淮北支部），以發揮他們反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特殊作用。

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淮北支部制作的通行證

1942年2月26日，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淮北支部在半城舉行了成立大會，選舉后藤勇、林博、矢口莊司為支部委員，后藤勇為支部長。太田延子成為了這個支部的成員。淮北支部成立大會的消息在第四師《拂曉報》、淮北區黨委《人民報》刊出后，對日偽據點影響很大。泗縣城內的日軍小隊長矢岡向一個常到半城的商人詢問：“你在半城見過日本人沒有？”商人說：“見過4個。”矢岡問：“新四軍難道不殺他們嗎？”回答說：“不殺的，還優待他們吶！天天和新四軍在一起，有說有笑的，打籃球玩呢。”矢岡高興地說：“好的好的，真的不殺。”還要了新四軍第四師的宣傳品和布告。

淮北支部成立后，包括太田延子的支部成員都成為了第四師敵工部的工作人員，也正式成為了新四軍戰士。他們積極開展對日軍工作，出版日文小報《士兵之聲》，印發大量宣傳品，尤其是在武裝掩護下，夜晚進行陣地喊話、談話唱歌等宣傳，收到了顯著效果。這年的10月14日，淮北邊區召開第二次參議會，彭雪楓師長在會上作軍事工作報告，專門表揚說：“一些國際友人，脫離日本軍隊參加我們部隊的抗日同志，如后騰勇、矢口莊司、林博、太田延（女）等到這里雖不久，中國話學得不錯。他們為了反對日本軍閥，成為新四軍的一員，每天寫傳單標語的稿子同樣努力不懈，剛才我說的對敵偽軍的宣傳品，大半都是他們寫的。”

在進行敵工工作的同時，太田延子的個人生活也不斷充實豐富。在和矢口莊司的接觸中，她逐漸喜歡上了矢口莊司，互相間產生了感情。1943年，他們結成為一對夫妻。1944年夏天，他們的兒子出生了，并為愛子起名嘛嘎達。但隨著全民族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發展，就在兒子出生不久，他們夫妻倆的生活也迎來了一個重大轉折。

1944年秋末冬初，日本共產黨總書記野坂參三命令，所有分散在中國共產黨管轄區內的反戰同盟盟員一律回國，以便加強日本國內的反戰力量，促成日本早日投降。由于當時所處的惡劣環境，野坂參三特別強調，要秘密回國，不準帶孩子家眷；孩子家眷，作為遺留問題，一律留待以后處理。

根據命令，太田延子和矢口莊司這對青年夫婦必須留下兒子嘛嘎達。他們走后，孩子留下來怎么辦？面對骨肉離別，第四師敵工部門作出了專門安排。敵工部部長吳憲親自找來敵工干部劉一孚，交給他一項特殊任務：將太田延子和矢口莊師的孩子抱回家里喂養。

劉一孚家住淮北抗日根據地泗南縣雙溝鄉高套村（今屬江蘇省泗洪縣）。接受這項特殊任務后，他立即趕回家中，向母親和妻子劉鳳英說明情況，做好了安排。

在一個黑漆漆的夜晚，劉一孚夫妻倆和母親一起來到太田延子夫妻的住處，準備接孩子。一進門，只見太田延子正流著淚抱著孩子親吻。她神情恍惚，兩眼紅腫，咀唇顫動著，似乎想對他們說點什么，但沒有說出來。當劉鳳英把僅有四個月的孩子接過來時，太田延子再也控制不了內心的感情，只聽“撲通”一聲，跪在他們面前，泣不成聲地說：“拜托您們啦！拜托您們啦……”

抱著嘛嘎達回家后，為了安全起見，劉一孚夫妻倆把他的名字改為劉太山(“太”即紀念太田延子)。當時，他們只有一個女孩，對外人就說嘛嘎達是他們抱養的。自此，劉太山就成為了他們的養子，受到了他們全家的悉心照料。

對于劉一孚家多了一個孩子，鄉鄰們開始時并不注意，但誰知時隔不久，孩子的真實身份就暴露了。

事情是這樣的：回國前夕，太田延子時常暗自飲泣，思念孩子。為了減輕相思之苦，她不顧組織上的有關規定，一個人悄悄地步行四五十里，專程來到高套看望愛子。高套村是一個地處偏僻的村莊，一下子來了個打扮入時的女子，自然引起了鄉鄰們的注意。他們從太田延子一口生硬的中國話中判斷，這女子八成是日本人。提起日本人，雙溝人民無不切齒痛恨。1940年中秋節，日本侵略者曾無辜殺害了雙溝600多名手無寸鐵的居民，制造了駭人聽聞的“雙溝慘案”。當然，太田延子夫妻和那些殺害中國人民的日本兵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是，他們并不知道太田延子的身份和經歷。因此，劉鳳英遭到了鄉鄰們的誤解、歧視和嘲諷，歷經了各種艱難。后來，地方黨組織出面做工作，當地老百姓這才理解，諒解了。

太田延子和矢口莊司夫妻踏上了回國的征程。讓他們想不到的是，這也是他們和愛子嘛嘎達的永久分離。可能讓他們更想不到的是，他們的愛子，在沒有一絲血緣的中國夫妻養育下，平安健康地長大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劉太山到了入學年齡，便被送到學校讀書。到了成婚年齡，劉太山在劉一孚和劉鳳英的關心下建立了家庭，妻子是一個溫柔、賢慧的農家姑娘，育有5個子女。再到后來，劉太山又被地方政府安排到國營江蘇泗洪雙溝酒廠工作，廠里還優先為他家排了一套新住房，生活過得美滿幸福。

遺憾的是，劉太山沒有能夠找到親生父母。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后，劉一孚曾與日本駐華大使館、日本華僑總會、中日友好協會和中國紅十字總會等許多單位聯系，還曾給廖承志等領導同志寫過信，可惜一直沒有太田延子和矢口莊司的任何音訊。

歷史留下了遺憾。但當年淮北抗日根據地軍民與太田延子之間譜寫的人道主義樂章，應該繼續傳唱下去。（執筆趙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