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加班，多孩壓力，母親焦慮：出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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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慧泉 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曉燾 副教授

南京師范大學

責編：錢岳

寫在前面

當24/7的經濟模式成為現實，我們的生活節奏被徹底改變。從深夜值班的護士、凌晨穿梭的外賣員，到跨國連線的程序員，越來越多人不再遵循朝九晚五的作息。中國城市的工作形態被重塑，也必然影響到每個人工作和家庭的關系。

與此同時，中國年輕父母在生育觀念上，正從追求“多子多福”的傳統模式，轉向注重“精細化育兒”的現代模式。家庭育兒以及隨之而來的壓力受到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在這種現實之下，中國父母如何進行家庭安排，將直接影響其育兒實踐以及心理健康。2021年我們進行了一項覆蓋我國南方某城市逾三萬家庭的大規模調查，從三個維度揭示了影響中國當代父母所面臨的育兒壓力的關鍵因素：孩子數量、工作安排與性別角色。這些發現不僅關乎個體家庭的幸福，更折射出整個社會在轉型期面臨的共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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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為了真實反映當代家庭的養育狀況，我們在2021年通過教育系統向南方某市某區全部公辦、民辦學校的小學四年級到初三的學生家長發放了線上問卷。問卷是在各班級班主任的幫助下通過家長聯絡群發給父母，自由選擇父母中的一人進行填寫；一般而言，在家庭中主要負責孩子教育的父母一方就會進入我們的樣本。本次分享，我們聚焦于小學生家長群體，有效問卷19387份。

研究采用了經過驗證的科學量表：用《養育壓力指數量表》測量父母壓力水平，用《養育與家庭適應量表》評估家庭功能狀況和具體養育行為。同時，我們詳細收集了家長的工作安排——包括班制類型、周末工作頻率等關鍵信息，并結合家庭結構、收入水平、戶籍狀況等多維度數據，力求呈現一幅完整的家庭生態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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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發現

發現一：多孩壓力背后，是教養方式的惡性循環

數據顯示，二孩和三孩家庭的父母壓力顯著高于獨生子女家庭。但壓力并非簡單來自“人多”，而是源于教養方式的轉變。當父母的時間精力被多個孩子分散時，他們往往會不自覺地減少“積極鼓勵”，增加“強制管教”。這種轉變反過來又加劇了壓力感受——數據分析顯示，近一半的多孩家庭壓力差異正是通過這種教養方式的中介產生的。

這個發現打破了“多雙筷子”的簡單認知。每個孩子都需要高質量的情感投入，當父母缺乏有效的教養技能時，孩子數量的增加就容易引發家庭系統的連鎖反應。

發現二：工作對父母的影響，因性別而截然不同

在就業狀態對父親和母親的影響上，我們考慮了“家庭適應”這個因素，即家庭通過成員間的協同互動來適應壓力的動態過程，該過程在平衡個體需求（如情緒調節、育兒實踐）與系統因素（如父母協作、親屬支持）中維系家庭穩定與幸福。研究發現，就業狀態對父母所感知的家庭適應呈現明顯的不同。

對父親而言，工作能提升他們所感知的家庭適應，從而降低育兒壓力；而對母親，工作卻會削弱家庭適應能力，導致壓力上升。更值得注意的是：父親的工作時長對家庭影響不大，但母親的工作時間每增加，她所感知的家庭適應就下降。雖然最終壓力沒有攀升，但基本是母親更加努力調適的結果。

這背后的深層原因在于，盡管社會倡導性別平等，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仍然根深蒂固。母親無論是否就業，都被默認為育兒的主要責任人；因此職場媽媽往往陷入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負擔中。

發現三：周末工作，正在悄悄侵蝕親子情感連接

在各類非標準工時中，周末工作對家庭的影響尤為突出。經常或總是在周末工作的父母，使用“積極鼓勵”教養方式的頻率明顯降低。這種負面影響在單親家庭中更加嚴重——他們缺乏伴侶的支持，周末工作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為什么周末如此特別？因為周末是家庭團聚、建立情感連接的關鍵時段。當這個時段被工作占據，父母就失去了與孩子深度互動的寶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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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思考

上述發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套于中國式現代化與家庭結構轉型的宏大背景之中。一方面，快速推進的工業化與數字化催生了“24/7經濟”，重塑了勞動力市場與工作倫理，使得朝九晚五之外的非標準工時成為數百萬計家庭的生計現實。另一方面，中國家庭正經歷著深刻的結構性變遷：戶均規模持續縮小，多孩家庭在政策調整下重新涌現，傳統的代際支持模式因人口流動而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家庭作為一個應對系統，其內部的責任分配、角色期待與壓力調節機制，正承受著來自外部社會經濟巨變與內部需求增長的雙重擠壓。

這三項發現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家庭壓力不僅來自外部條件，更來自內部的應對方式。而當前的家庭應對模式，仍然深受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

我們的樣本中，約八成的問卷由母親填寫——這意味著，在家庭教育中，母親依然被推在最前線。雖然有七成母親在職，她們卻承擔著工作和育兒的雙重壓力。這種情況下，如果簡單提供“家長培訓”或者提倡“家庭友好政策”，很容易變成對母親的又一次苛求。

數據顯示，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已從1990年代的73%下降到如今的60%左右。許多女性為了家庭離開了職場。如果再片面強調工作對育兒的影響，可能導致雇主更不愿意雇傭女性，形成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在24/7經濟已成現實的今天，簡單要求“家庭友好工作制”可能并不現實。如果所有人都選擇“方便”的時段，那些“不方便”的班次誰來承擔？對于那些依賴非標準工時維持生計的家庭來說，限制周末工作可能意味著整個家庭的經濟保障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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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出路

或許，更現實的出路在于重新思考家庭內部的責任分配——推動父親更多參與育兒，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分工。

有人說這是老生常談，但我們需要新的談法。研究發現，父親的積極投入不僅惠及母親和孩子，對父親自身的心理健康也有積極影響(Twamley, Brunton, Sutcliffe, Hinds, & Thomas, 2013)。國際經驗表明，當父職參與被視為一項“教育工程”而非“幫忙”時，能產生更深遠的社會效益。

以挪威為例，他們將親密關懷的父職理念定位為一項社會改造工程。政府明確指出現代男性同樣需要從傳統性別角色中解放出來，強調育兒參與對提升男性生活質量的重要性。陪產假不再被定義為“給媽媽幫忙”，而是被視為父親與孩子建立深度聯結的成長之旅(Korsvik & Warat, 2016)。

這種理念的轉變至關重要。政策的制定過程本身就在塑造社會認知。我們需要讓父職參與成為男性的自主選擇，而非被動義務；成為生命成長的寶貴機會，而非家庭責任的額外負擔。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所作為：父親可以更主動地參與育兒，體驗其中的樂趣與成長；母親可以適度“放權”，給父親更多的實踐空間；社會各界可以在輿論引導、政策設計中，為新型家庭關系的構建創造更友好的環境。

改變正在發生，而每一個家庭的微小調整，終將匯成社會轉型的強大力量。

參考文獻

Korsvik, T. R., & Warat, M. (2016). Framing Leave for Fathers in Norway and Poland: Just a Matter of Gender Equality? NORA - 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24(2), 110-125. doi:10.1080/08038740.2016.1182588

Twamley, K., Brunton, G., Sutcliffe, K., Hinds, K., & Thomas, J. (2013). Fathers' involvement and the impact on family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Millennium Cohort Study analyses. Community Work & Family, 16(2), 212-224.

制版編輯：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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