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和統，還是武統，都別指望鄭麗文

說到解放臺灣，那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解放戰爭。

1945年，國民黨主動提出重慶談判，其實質是經歷了8年抗戰之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已經今非昔比，蔣介石發動內戰需要準備時間。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北平和談，傅作義直到天津被攻克，北平成為孤城，才最終接受改編，在和平協議上簽字。

1949年初，三大戰役已經徹底摧毀了國民黨的主力，李宗仁此時提出談判是企圖以和談拖延解放步伐，甚至妄圖“劃江而治”。

歷史經驗表明，盡管每一次和談，我們都拿出了最大的誠意，但沒有一次和談，是因為誠意讓對方走到了談判桌前。并且，只要對方還有一絲幻想，和談都不會有真正的結果。

所以，無論選擇和平統一還是武力統一，決定性因素始終是大陸自身的實力提升。只有當大陸實力強大到讓臺灣無法繼續在中美日之間騎墻牟利時，統一才會成為臺灣政治勢力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特別是與傅作義的這次北平和談為我們觀察臺灣的統一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

1948年12月，傅作義在北平第一次派出代表與中國共產黨接觸時，解放軍已經完成了對北平、天津、張家口的戰略包圍。傅作義最初提出的條件包括“兩軍后撤”和“建立聯合政府”，這顯然是一種緩兵之計。

傅作義的真實意圖是爭取時間觀察局勢變化，他甚至秘密修建機場，準備在情況不利時撤離。這一時期，和談只是他的一種備用選項。

第二次和談時，戰場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新保安、張家口之戰殲滅了傅作義的嫡系主力部隊，切斷了他的西退之路。這一階段的談判中，傅作義的代表態度明顯軟化，開始認真討論部隊改編的具體方案。

到第三次和談時，解放軍僅用29小時就攻克天津，北平成為孤城。傅作義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最終接受了和平改編的方案。這一系列變化揭示了一個簡單而殘酷的現實：談判桌上的結果永遠取決于實力對比。

歷史告訴我們，當對方還有退路和選擇時，他們不會真心實意地接受統一。傅作義直到主力被殲、退路被斷，才最終做出決定。

有朋友說，北平能不能和談，取決于天津。我深以為然。

今天的臺灣問題也是如此，臺灣能不能和談，取決于美國、日本。

或許這個時候，有朋友會以為臺灣的未來取決于我們實力達到足夠強大之后，能夠對日對美作戰時將其一擊而潰。

我相信，我們中國強大到這種程度的那一天，是終究會到來的。但解放臺灣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解放臺灣，對于臺灣有7大好處。比如最大的好處，是不需要維持那么龐大的軍事力量，這筆支出就足以改善民生。

但我們要看到，臺灣一方面向美日獻媚撈取好處，另一方面除了龐大的軍費開支，還要拿出大量的經費維持僅有的14個“邦交國”，兩者一合計，仍然沒有主動統一的意思，說明什么？說明騎墻割據仍然有利可圖。

這可圖的利，為什么美日愿意給？因為用臺灣這枚棋子，可以打壓中國，可以掠奪中國，可以從中國人民身上“圖更多的利”。

所以，解放臺灣，何止是對臺灣有七大好處，而是對整個中華民族有無數大的好處。不解放臺灣，我們就每天都在被美日“割肉喝血”！

所以，解放臺灣，要有戰略定力，但絕對拖不得！

我們要努力創造機會，迎來敵我力量對比的最佳態勢，但絕不是無限期等待，就像1949年的談判，必須劃定最后期限。

解放臺灣，要爭取和平的前景，我們必須努力增強自身實力。但解放臺灣，一點仗都不打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立足打快打小，以打促談，以打促統，盡量減少人民的痛苦。

對于統一，我是充滿信心的。首先還不在于兩岸之間的硬實力差距越來越大，而是更深層次的文化自信。

臺灣社會長期受到殖民文化影響，形成了依賴性強、缺乏自主性的文化心理。這種心理在今天的臺灣政治中表現為希望在中美日之間騎墻牟利。所以，臺灣的社會文化是殖民的、奴化的、投機的和謀私的。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陸卻是獨立的、自強的、勤勞的和致公的精神氣質。

大陸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在經濟發展上取得巨大成就，在科技教育文化領域的總體實力也已明顯領先臺灣，甚至在某些高科技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這種成就是大陸自強不息精神的最好證明。

因此，臺灣必須被解放，因為只有解放才能打破殖民遺留的依附心態，使臺灣民眾真正獲得精神上的獨立，釋放出發展的蓬勃動力。

目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國家統一作為偉大復興的重要一環也不可阻擋。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以往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條件和優勢，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于國家統一的目標。

歷史的發展趨勢已經顯示，臺灣問題的解決始終取決于大陸的實力發展，而不是臺灣某個政治人物突然良心發現。當大陸的實力強大到讓臺灣政治勢力無法繼續騎墻時，統一便會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