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分水嶺——讓哥舒翰赴死的“函谷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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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23年，開元十一年，已經當了十一年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遇到了一個必須解決的危機——沒人愿意當兵了。更準確地說是連守衛皇宮的宿衛都沒有人愿意當了。以至于宰相張悅提議，從關中各州以及山西上黨地區募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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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府兵制到募兵制

募軍的標準只有一個“材力驍健”，身體條件，尤其是身高符合精兵要求就行。至于身份是逃避服役的府兵，還是平頭百姓都無所謂。待遇除依例免除賦役以外，還發放優厚的薪酬。同時馬匹、武器也由政府提供。這個招募令一頒布，瞬間引燃了關中各地的從軍熱情，十天時間就募集了十三萬精兵。為了區別過往義務兵性質的府兵，次年這支招募來的禁軍被正式命名為“彍騎”。

這次兵制改革讓府兵制徹底走進了墳墓。府兵制最初是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在西魏時期設計的，整個制度在隋朝完善并被唐朝沿襲。其主要特點有三：良家子從軍、兵農合一、兵將分離。

首先不是誰都能當府兵的。農民依據財富被分為九個等級，嚴格依照標準的話，只有六等以上，且有三個壯丁的家庭，才有資格被選取一名壯丁服役；其次這些被遴選出來的府兵平時為農、戰時為兵。日常管理、訓練由軍府（折沖府）負責。能夠服役的男丁，政府會按最高均田標準，授予20畝可以繼承的“永業田”，以及80畝可以交易的“口分田”。兵器、糧草由府兵自己負擔，平時交由折沖府統一管理，交換條件則是免除租庸調等其他義務。值得一提的是，馬匹這種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也是由府兵自己準備。不過戰時征調，會支付相應的對價。

第三，府兵只有在戰備或者戰爭時，才會調配給出征將領。同時邊軍與禁軍會依遠近距離不同，按照不同的周期進行輪換。所有這一切不光是為了不讓軍隊輪為將領的部曲，更是為了保持整體的戰斗力。

可以說兵農合一是府兵制的基礎，即完美解決了農民與軍隊職業化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又解決了將領尾大不掉的風險。同時府兵能夠有100畝田產，且不會因兵役過于繁重而影響生活，則是良家子愿意從軍的基礎。

然而一個王朝運行日久，土地兼并現象就必然會出現，很多制度也愈發難以落實。不僅府兵就越來越難分到足額的口分田，即便分配到手的田地，也有可能因災出售給大地主。與此同時定期輪換制度也越來越形同虛設，被迫長期異地服役的現狀，讓那些有資格做府兵的男丁，更愿意做個普通農民，最起碼每年在服完徭役之后，大部分時間還是呆在家里。

于是唐玄宗上位后不久就已經為府兵減過一次負，將原本的四十年服役期縮減為二十五年。如果一直做邊軍的話，還可以縮減至十年。只是即便是這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案也落實不下去，最終只能用募兵制完全取代府兵制。

募兵制最大的風險在于兵農分離，將大唐的安危寄托于職業軍人身上。用《資治通鑒》的話說就是“兵農之分，從此始矣”。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規避這一風險的辦法，是由中央政府掌控軍費及人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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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度使來了

然而隨著“節度使”制度的實施，這道最后的防線也失守了。

唐初的邊軍將領會被授予“都督”、或“總管”之職。公元710年，唐高宗李治任命薛仁貴之子薛訥為幽州節度使的時候，同時授予其“持節大使”一職，成為了“節度使”一職的開端。所謂“持節”簡單點說就是代表皇帝行事。歷史上那些出使外邦，或者巡視地方的官員，很多都會授予這樣的權力。如果是給將領的話，則意味著這個將領在前線有生殺大權，無論是軍中還是地方必須配合。

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持節行事可以極大提升效率，反過來對將領的忠誠度也有很高要求，因此最開始并非常例。不過等到唐玄宗不得不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任命邊鎮統帥為節度使成為常例。

安史之亂前唐朝在北方邊地一共設了八個節度使，其中駐于北京的范陽（幽州）節度使，及駐于遼寧朝陽的平盧節度使為“東部戰區”，負責應對契丹、奚人等東北邊疆民族；駐于山西太原的河東節度使，及管理河南地的朔方節度使，則為“中部戰區”，負責應對蒙古高原的突厥系民族；覆蓋河西走廊的北庭、安西、河西、隴右四節度使，則為“西部戰區”，承擔著北抗突厥、南制吐蕃的戰略任務。

為了便宜行事，唐玄宗任命的節度使均兼領管轄區域內的“支度使”（主管財權）、營田使（主管田糧），以方便各邊鎮自行募軍養兵。

募兵可以讓當兵成為一種職業，不必再困在農民與士兵身份平衡的怪圈中；每個地區各自募兵，則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士兵異地戍邊的問題。以此來說，募兵制和節度使制的實施的確重新恢復了唐軍的戰斗力，并為開元盛世奠定基礎。

然而當節度使們開始軍政大權一把抓，士兵又多是自己本地招募時，時間一長軍隊的效忠對象，就難免成為將領各人。此時唯一能夠避免節度使軍閥化的手段，就是定期調防、分而治之。悲劇的是，唐玄宗并不屑于這樣做。公元746年，由唐玄宗一手在宮中養大的王忠嗣，同時兼任朔方、河東、河西、隴右四鎮節度使，打破了過往的權力平衡。雖然次年王忠嗣被誣告貶官，但年過七十的唐玄宗，卻并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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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再賭命的安祿山

此后主動請求當楊貴妃養子的安祿山，取代王忠嗣在唐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并在公元751年成為統領范陽、平盧、河東的“三鎮節度使”。然而站在安祿山的角度，卻深知手握三鎮唐軍本身就是原罪，不可能不被朝臣猜忌。尤其是身為宰相的楊國忠，一再向李隆基表示安祿山必反，并表示已有反意的安祿山一定不敢進京了。

然而公元754年正月，安祿山還是冒險應詔進京，向皇帝哭訴他的忠誠。這一舉動也進一步贏得了唐玄宗的信任，只不過此時的安祿山其實很清楚，自己遲早會成為第二個王忠嗣。三月初一，獲準離京的安祿山以日行三、四百里的速度迅速逃回范陽。以至于看到他如此慌張的人，都認為安祿山必反。問題是李隆基非但不信，還會生氣的把敢言安祿山謀反者綁起來，送到范陽城給安祿山處置。

一直到次年，當李隆基以為其在京為官的長子安慶宗，賜婚皇太子之女為由，再次詔安祿山進京時。再也不愿去冒險的安祿山決定起兵，造成大唐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就此拉開了序幕。

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祿山以奉詔清君側（誅殺楊國忠）為名，征調包括契丹、奚人、室韋等族步騎十五萬，自范陽起兵南下。為了出其不意，安祿山以每日六十里的速度兼程并進（正常行軍是一日三十里），十二月份便渡過黃河。盡管安祿山的防區是在燕山南北，但一直到叛軍渡過黃河，都沒有遇到阻力。

收到消息的李隆基第一時間殺了安慶宗夫妻泄憤。以禁軍首領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前往河南指揮抵抗，同時征召朔方、河西、隴右等地邊軍入京勤王。不過真正能夠幫李隆基解燃眉之急的，則是兩員來自西域的戰將——高仙芝與封常清。

幫大唐攻滅小勃律、石國、突騎施等國的高仙芝，此前已卸任安西節度使之職，入京就任右金吾衛大將軍；曾經作為高仙芝侍從的封常清，則不光跟著高仙芝攻滅過小勃律國，更在兩年前以安西節度使的身份，領軍攻滅了大勃律國。此刻正在長安述職，準備改任北庭節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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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封到潼關

三員臨危受命的將領中，張介然入駐陳留，中封常清進駐東都洛陽，高仙芝則于陜州駐軍。其中陳留對就的就是現在的開封，自戰國后期，魏國于此開鑿運河連接黃河、濟水、淮河以來，就是整個華北平原的水運樞紐，以及中原的地理中心。洛陽則是大唐的東都、天下之中，是奪取天下的標志。

至于陜州則位于現在的河南省三門峽市。當年受命輔佐周成王的的周公，以洛陽與關中之間的“陜”地為界，將天下分為了兩個部分。自己負責陜東地區，周武王的另一個弟弟召Shào公則負責陜西地區。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周召分陜”事件，陜西之名亦由此而來。

到了春秋時期秦國在陜城西面的靈寶，選擇一段長約15公里、深約50-70米，最窄處僅能供一車通行的狹長谷地立關，并因其深險如函的地勢全名為“函谷關”。盡管漢武帝時期，為擴大關內的范圍，又將函谷關移至陜城以東的新安，但北望黃河、南依崤山的秦函谷關，才是真正函谷關。

一直到三國時期，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為壓縮涼州軍閥的控制線，在崤函古道的最西端、關中平原的最東端建關，并全新命名為潼關，潼關方取代函谷關，成為分割陜西、河南的標志。

潼關雖然成為崤函古道的新標志，但陜城初代東西分割點戰略地位，卻沒有絲毫減弱。從秦朝在此建制“陜縣”開始，到唐朝將以此為中心建立陜州，陜城都是經略崤函古道的中心城邑。如果洛陽丟失的話，主政長安的政權一定會先在陜州設防，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以潼關為第二道防線。反之在東、西政權分治的情況下，陜城這個中間點在誰手上，也標志著誰會略占優勢。

簡而言之，陳留、洛陽、陜城這三座位于河南省的城邑，要是都丟了的話，那就相當于把大唐半壁江山給了安祿山。悲劇的是，叛軍在渡河后僅僅花費了一個月的時間，就連續攻克了這三座城。其中張介然就地組織的軍隊，在叛軍來襲時一觸即潰，張介然及一萬多投降的唐軍，均被安祿山屠殺，以報李隆基的殺子之仇。

主動請纓的封常清，雖然利用洛陽府庫中的財物，緊急招募了一支六萬人的軍隊，但這支由市民和奴仆緊急拼湊的軍隊毫戰斗力可言。十二月十一日安祿山攻入虎牢關，十三日就攻破洛陽。封常清只能帶著殘部和物資退至陜城，并告訴已經從關中募兵五萬的高仙芝，叛軍銳不可擋的現實。高仙芝遂決定帶著封常清退守潼關，以拉長叛軍的補給線。

追根溯源的話，安祿山這次能夠成功說服問下跟他起兵，與河北和關隴地區數百年來的恩怨有關。自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朝天下大亂，關東的河北地區，都在與關內的關隴地區爭奪北方的主導權。比如宇文泰奠基的北周就屬于關隴政權，而同時期高歡奠基的北齊，則屬于河北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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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河北與虛弱的關中

隋、唐兩朝都出自關隴集團，又都定都于長安，河北地區很自然的在唐朝就被邊緣化了。以管理府兵的折沖府來說，關隴地區就占據了一半，人口最多的河北地區占比還不到10%。這就意味著在府兵體制下，河北豪強、百姓很難通過軍功出人投第。如今唐玄宗允許節度使們各自募兵，加上安祿山又有意籠絡人心，不光這個恩情自然會寄在安祿山名下，更認定這次前往長安清君側，是河北人翻身的歷史機遇。

其次安祿山本來就是胡人，準備叛亂時又刻意拉攏東北各邊疆民族，甚至在起兵前上奏李隆基，用三十二名蕃將代替一些跟自己不太親近的漢將。為此安祿山所負責的三鎮中，除了李唐龍興的太原地區以外，其他兩個半鎮的將領都愿意誓死跟隨，并在征戰中無不以一當百。

反觀長安這邊，彍騎在運行二十余年后，就已然名存實亡了。以至于公元749年的時候，由于負責彍騎招募和訓練的折沖府已經無兵可交，當時的丞相李林甫干脆奏請不再調兵，只保留官吏和員額。而所有這一切，都被進京的安祿山看在眼里。

彍騎變成這樣是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是半數彍騎負責防衛長安，其余的則分散在河南、山西南部等兩京近畿之地，然后內部輪換。由于對外征戰的事，都由邊地的節度使和他們所募之兵負責了，彍騎相當于建立以來就沒打過仗；二是兵源從農村良家子變成了心思活絡的市井之徒，加上又不用打仗，這些所謂的禁軍平時或做買賣，或沉迷于各種游戲，同時還會被權貴借調過去，當奴仆一樣差遣。

府兵時期的宿衛是被人尊稱為“侍官”的，意指侍衛天子之官。現在長安人如果罵一個人是侍官，則是對這個人最大的侮辱。這種情況下，自然不會有人再去從軍做彍騎。而在折沖府已名存實亡，甚至士人們都以當折沖將為恥的情況下，無論在封常清還是高仙芝，臨時在洛陽、關中征召的新兵，都只是沒接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烏合之眾。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安祿山最后在長安呆的那兩個月時間里，故意申請去當閑廄使、隴右群牧都使等管馬的官。三鎮節度使主動去當“弼馬溫”，除了彰顯自己并不是一個貪戀兵權之人以外，更重要的是利用權力把關隴地區的好馬都挑了出來，然后差人偷偷運回了河北。

這種情況下，高仙芝決定將兵力收縮至北有渭水、黃河，南有華山做后盾的潼關據守，以為練兵和等待后援爭取時間。這一計劃從戰術來說并沒有問題。有問題是已經被憤怒沖昏了頭腦的李隆基，完全不接受兩名寄予厚望的將領，才一個月時間就放棄了洛陽、陜城兩個要地。尤其他派至前線監軍宦官，向他回復二將是因為貪生怕死才主動撤退的。于是封常清和高仙芝還沒來得及在潼關布好防線，就被李隆基下令陣前處斬，哪怕那些被招募的新兵，都一齊為之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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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悲歌

將斬了，潼關還得守。接替高仙芝的是正在長安養病的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此前哥舒翰領軍攻下了李隆基心心念念多年的石堡城，并且在之后與吐蕃的戰爭中，拔除了多個吐蕃建于河曲草原的重要城堡，為大唐擴地兩千里。單從能力來說肯定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哥舒翰一方面因為生病，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步兩位同僚的后塵，從本心來說是非常不愿意的。

好在被迫接受任命的哥舒翰，很快迎來了三個好消息。一是叛軍攻入洛陽之后，看到宮闕尊雄，朝廷的軍隊又如此不堪一擊，紛紛請求安祿山干脆僭越稱帝。于是安祿山便順水推舟的于公元756年正月初一，于洛陽立國號“燕”稱帝。稱帝就要論功行賞、大肆慶祝，便沒有乘勝攻擊潼關。二是乘叛軍逗留洛陽之機，河西、隴右、朔方，以及一些羈縻部落的勤王軍隊已至關中，加上高仙芝、封常清招募的新兵，總數已達二十萬人。最起碼在數量上不輸叛軍了。

三是從南方地區集結北上河南的十幾萬軍隊，雖然被叛軍打得全軍覆沒，但郭子儀、李光弼率朔方邊軍卻顯示出了極強的戰斗力，不僅先行收復隸屬河東的山西北部，更于六月東出太行山，收復了十幾個被叛軍攻戰的河北州郡。

與此同時匆忙集結于潼關前線的唐軍成份復雜，哥舒翰因病無力統御，一時難以形成戰斗力。為此郭子儀、李光弼送信至長安，獻計稱哥舒翰的任務就只是固守潼關，切忌主動出戰。同時由朔方軍在河北擴大戰果，迫使安祿山回軍。這個道理哥舒翰當然也明白，因此在潼關前面挖掘了三道深壕，并且一再向李隆基上表，表示安祿山反叛不得人心，只要能夠守住潼關，就一定能夠等到叛軍自己分裂。

見后方形勢危急，身在洛陽的安祿山其實已是歸心似箭，只是不甘心就這么回去。《孫子兵法》云“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強攻二十萬唐軍據守的潼關，即便叛軍有戰力優勢，想攻破也是千難萬難。不過要是唐軍主動出擊的話，那防御優勢可就轉到叛軍一方了。于是安祿山命駐守陜城的崔乾佑，以老弱在外示弱。這就讓李隆基認定叛軍軍心已亂，如果哥舒翰此時出擊的話，定能一戰收復洛陽。

公元756年六月，在李隆基的連番催促下，自知難有勝算的哥舒翰，還是哭著帶著十八萬兵馬出關（前軍八萬，后軍十萬）。并在函谷西側的臺地上，與叛軍首次接戰。對于防御方來說，最好的戰術是當然是在秦函谷關所在的，那條數十里長的函谷兩側設伏。只是如果對方統帥謹慎的話，設伏者很難做到全殲對手。

于是為了麻痹唐軍，崔乾佑在將主力埋伏于函谷兩側之后，故意只派出布陣混亂的萬余軍隊迎戰，并且在接戰后就敗逃。這種做法，坐實了叛軍已將精銳調往河北的猜測，讓追擊的唐軍放松了警惕，導致十八萬唐軍全部陷入函谷伏擊圈。

在滾木、礌石、弓箭以及火攻的輪番打擊下，絕大部分唐軍都沒能逃出生天，其中有部分還是逃命時淹死在黃河的。僥幸逃到潼關之前的唐軍，又遇到自己挖掘的三道深溝阻攔，以至于直至尸體把壕溝填滿，后面的唐軍才能逃生入關。

最終在經歷這場惡夢般的戰役后，只有八千余唐軍逃入潼關。兩日之后叛軍攻入潼關，哥舒翰本人也被反叛的部下綁至洛陽，送給了安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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