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其：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作者簡介：陳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蘇鎮江 1978～1985年，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先后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990～1997年，留學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獲得博士學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主任、中國教育學會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編寫多套多類歷史教科書。著有《史海萍蹤》《海歸心路》《回望美國》；合著《北大老宿舍紀事·中關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編著《燕園陳跡》（2024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年退休。

我的屬相是虎。虎，應當與“虎虎生風”“龍騰虎躍”緊密相連。 但讓眾人失望的是，我生性靦腆、怯弱、過于文靜。除學習稍好、在體育方面比較活躍外，看不出半點兒老虎的精氣神兒。性格至此，恐怕還與家庭有關—父母過于文氣，父親還不慎在五七年出事，造成我精神負擔和心理陰影。因而，我一生的前三十年，總體上處于“虎落平陽”的總體頹勢。

75個春秋的人生歷程，雖然庸庸碌碌，卻充滿了跌宕起伏、大悲大喜，五味雜陳，一言難盡。實話實說，能夠活到這個歲數，基本上已經知足了，至少此生不虧了，不至于被納入“英年早逝”之列了；就現在的生活質量而言，小康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命的價值實現了嗎？憑鄙人中等智商水平，基本作到了“獨善其身”，一定程度上努力地實現了“兼濟天下”，算是沒有過多遺憾了。

總結自己人生的歸宿和結局時，如果說我能走到今天，活在當下，有四個成語可以概括：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看準方向，以勤補拙，竭力拼搏；決不認輸、永不言棄。

說到笨鳥，自己倒也算不上真正的笨人，只是跟那些天賜稟賦的人相比，確是略顯平庸。既然如此，只能笨鳥先飛、以勤補拙，以時間和精力的更多付出，來獲取比較好的效果。

1966-1978年間，正是我16-28歲的黃金12年，是求知欲極其旺盛、腦子最好、體力最足、對一切充滿興趣、對前途充滿美好憧憬的青少年時代。 不幸，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爆發了，1968年底開始的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使我們的讀書愿望徹底破滅。當時，社會動蕩、工人鬧革命、老師被批斗、學生不讀書。在“那十年”的荒唐歲月里，歲月蹉跎，光陰虛擲、浪費生命。這是人生最大的、很難彌補的損失。

細細回想，自己一生中，對我目前處境具有關鍵意義的有三大關口。

第一關：留得青山在（1966-1968）

提起母校北大附中，當然有些自豪感。那時的人們尊崇北大和清華，自然，它們的附中也跟著沾光。反之，特別是外地人，沒多少人知道101中和人大附中。當我們佩戴著北大附中校徽走在大街上時，還真有幾分“自我感覺良好”。

北大附中老初中樓

但凡事均有兩面性。我們真的“沾上北大的光”， 在1966年成為全國第一所停課鬧革命的中學。 此生，我中學時代的最后一課是物理，印象中講的是電。正當那位矮個子男老師講得神采飛揚、興至勃勃時，教室里的大喇叭突然開始廣播。女廣播員激動地宣布：“北大的革命開始了，作為它的附中，我們決定，明天起全校停課鬧革命！！”。頓時，有些同學雀躍歡呼，心想，明天可以再不念這可惡的、折磨人的書了。我卻悻悻地把所有的書本和用具塞進書包，茫然、愕然、悵然地回到家中。這一與課堂的突然告別與再次回歸，沒想到竟然間隔了“生肖一輪”12年！

1966年6月初， 北大附中立刻成為“階級斗爭的戰場”。老師立即都成為有問題的人，校長肯定是“走資派”，很多老師一夜之間成為“特務”“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學生立刻被分為三類人---“紅五類子弟：革命干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下中農；黑五類子弟：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還有一部分是屬于灰色范圍的“職員”。教師屬于職員，家父曾是教員（57年后年，成為不能上講臺的、打雜的“職員”。）職員是中性的，內涵十分寬泛。如果沒有其他問題，大致可以高枕無憂了，最起碼可以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我當時天真而坦然，估計最差能混個“狗不理，豬不啃”、不受人注意的人。

學校里，很多紅色家庭出身的人，迅速加入當時的紅衛兵組織。不太紅的、屬于灰色地帶的小同學們自然成為無所事事、明哲保身的逍遙派。當然，他們獲得一個令人寬慰的稱呼--“可以爭取的對象”或“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一時間，“出生論”在北大附中甚囂塵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風生風，老鼠生兒大地洞”的大字標語鋪天蓋地，大喇叭反復傳出同樣內容的口號，真實令人眼花繚亂，心煩意亂、胸悶氣短。

現在回想起來，到底是要搞什么革命？我們小孩涉世不深，不諳政治，而中老年中的很多“老運動員”頓時感到颼颼寒意。父輩們的嗅覺告訴他們，可能會出現不測。我祖父心里也很緊張，生怕父親57年的問題再被抖摟出來，擔心他在北大會遭遇怎樣的的前景，心理問題迅速造成身體的惡化[1]。

關鍵是，動亂一開始，出身問題的分量能把人壓垮、折磨死。每當革命小將讓全體同學填寫履歷表時，“出身”一欄兒是我最為頭疼、最為棘手的一關。記得，當時我懷著忐忑、猶豫的心情，試探地、膘著旁邊負責監督的威風凜凜、一臉正氣的革命小將，準備蒙混過關。我堅信自己的出身屬于“職員”一類，但心中還是略感含糊和恐懼。只希望他們高抬貴手，放本人一馬。哪想到，某革命小將早就對我重點盯防。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為深刻的幾個瞬間之一。我清楚地記得，在他目不轉睛的注視下，我認真地填寫“職員”后，正準備迅速撤離這肅殺的氛圍。說時遲、那時快，他搶過我的筆，面色凝重、但幾分得意地、嘴角略帶“笑意”地在后面加上一個大括號，在中間莊重地寫上一個端端正正的“右”字。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事情之一，也是人生路上首次感到的最大屈辱與霸凌。那個革命小將估計早已忘記此事，而且估計他也早已成龍了，而我這個差點一輩子“打地洞的小老鼠”卻不能忘懷，始終把它作為強大的反作用力，激勵自己前行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確如此。我們班幾個家庭有問題的孩子，就被自然歸到一堆兒。其中有一個我附小的同學和發小，父親在1959年被打成右傾。無論如何，人家是老革命干部、抗日英雄、國家某部委的領導干部，腦袋里還存有彈殼。其實，他爹的問題應該沒我爹的嚴重。但這孩子就是不配合我們班的“革命領導小組”，根本不把他們當根蔥。自然，他成了最慘的一個，動不動就被拉出來進行批斗。現在想不起，他們究竟憑什么斗人家？人家不就是數學、外語學得好，而且輕松自如，不那么吃力嗎？難道就是因為他性格上有些淘氣，愛說笑話，而且不特別嚴格地遵守課堂紀律？再說，就算他父親“右傾”，他兒子就必然反動？ 我平常老老實實，盡量退避三舍，所以境遇稍好，但在學校教學樓的樓道里，我和一個女性“革命小將”擦肩而過時，她大聲、發音清晰地對我喊“狗崽子”。自小學到中學、我一直是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學生，因為各方面能力還算可以，人緣也不錯。第一次受到這般侮辱，疼痛直刺心房，以至終身難忘。

從此，每天晚上入睡前，都會反復回想當天發生的惡心事。心想，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他們啊！進而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清晨，一睜開眼睛，就會想起今天的“課程表”—早請示、批斗老師或校長、聲討會、搜集“特務”或“歷史反革命”的證據…寫大字報、熬糨糊、張貼大字報。我當時居然受到“重用”，因為我的毛筆字還算工整。同時，我還時常擔心，今天北大的“革命小將”是否要到家里批斗父親、抄家、搜反動書籍，變天帳、日記、民國時期的舊照片…… 須知，他們比中學生更加身強體壯、足智多謀。而且，他們個個都是“天之驕子”，是全國選拔出來的各省狀元、榜眼和探花啊。那一段時間，突然感到生活沒有了情趣、沒了目的，沒了方向，沒了前途，十五六歲就被打入另冊，成為“人民敵人”的后代。這一輩子怎么走下去啊。

1966年，是最瘋狂的一年。北大附中打人現象十分嚴重，有的老師和員工在遭到痛打后，羞憤自殺。有的“黑無類子弟”遭到任意的批斗和凌辱。試想，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每天都要硬著頭皮上學，懷著不知今晚可否安全歸家的忐忑，那樣的日子哪里還有快樂可言。

現在回想起來，令我詫異的是，我一個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強、有些優柔寡斷、性格懦弱，較為敏感的人，居然沒有過分地灰心喪氣。雖然到了抑郁癥邊緣，所幸沒有徹底沉淪，而是充分利用有限的時間，翻閱父母留下的舊書，看看還沒有學完的課本兒。心想，如果再不抓緊，父母的文史藏書將被很快被撕毀、燒掉，最好的下場是當廢品處理，出賣之前還要把精裝的書皮扯掉。我們學校的幾個熟人還真親臨寒舍，幫我“破四舊”。父母都是搞文史的，藏書中包括很多中外歷史古典名著。我印象最深的，當屬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和希羅多德的《歷史》精裝本。他們要求把精裝的書皮扯掉，剩下的內瓤作為廢紙賣掉，稍微“有問題的”照片，都被從相冊上扯下，附之一炬。

那幾年，遭受的最大折磨主要是心理上的。我的性格原來就比較內向，不喜張揚，與人為善，很少與人發生口角。小學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好學生”，內心自然是很有自尊和自信的。但在這突變的極端氛圍中，我的性格開始走向低沉，總是若有所思，情緒敏感、焦慮加深。雖然沒有出現尋死的想法，但已出現抑郁癥前兆，常常發呆、魂不守舍。那時，祖母開始叫我“二呆子”，小伙伴也都稱我“老二”。這也從側面說明，我的情緒和狀態的確發生了不祥征兆。

另外，能夠度過暴風驟雨的階段，還多虧我們身邊一群“臭老九”的“熊孩子們”。他們性格比較樂觀，逍遙自在，苦中作樂，互相寬慰，其樂融融，弱化了我內心的惆悵與憂愁，增強了腦中多巴胺的分泌。

所幸，“落水狗”的家父沒有被批斗[2]。我自己則堅持“非暴力合作主義”原則，才得以免受皮肉之苦，在暴風驟雨中，幸運茍活下來。

1968年，容不得細想，又被上山下鄉的時代洪流所裹挾，毅然放棄了珍貴的北京戶口。當時，祖母舍不得我走，把戶口本到處藏匿，最終還是被我發現。二話不說，立即前往派出所注銷了北京戶口，老太太欲哭無淚。就這樣，我作為“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前往內蒙古的廣闊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作為一個“農民”，開始了人生的新階段。

無論如何，“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兩年內，我身體毫發未傷，頭腦保持了正常，非常幸運地涉險度過人生的第一道難關。

人生第二關：山窮水復疑無路（1968-1973）

1968年秋，終于到達人生第二故鄉---內蒙古呼呼倫貝爾盟科爾沁右翼前旗突泉縣永安公社永安大隊永和小隊。在農村，知識青年每天除了干活兒，就是扯淡。吃不飽、穿不暖、渾身長滿虱子，奇癢難忍，躺在炕上，難以入睡。我們生產隊一共24個知識青年，都是從北京海淀區來的。我們大都是知識分子子弟，雖然不是很紅，但也沒有多黑。我這個帶黑字的，就顯得比較突出。我的那個老同學老發小，也一同前來。他父親雖然“右”，但畢竟有革命經歷，屬于政治路線上的右傾，并非57年的右派，所以他的處境比我要好，我屬于最底層。

當時的生活是相當乏味和痛苦的，最大的樂趣是給家里寫信，想著家里的祖母、父母、姐姐，弟弟，孤獨困苦，思鄉心切，似乎有無數的話要傾吐。當時寫家信，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定“八股模式”：首先，必須寫上：“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第二行必須是：祝我們敬愛的x副總帥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然后，才能寫上“親愛的奶奶[3]，爸爸、媽媽，姐姐，弟弟”。當時，關山阻隔、交通不便，運輸落后，魚雁難通，信寄到北京至少一周，半個月打一個來回兒就算謝天謝地了，有時甚至長達20天。每天，我們延頸跂足盼望的來人當屬郵遞員。只要他一露面，大家立即歡呼著蜂擁而上，收到家信者喜形于色，歡呼雀躍，沒收到者哭喪著臉，情緒低落。

第三年，很多工礦企業部隊進行招工、征兵，推薦優秀的知青進高校學習，不爭氣的出身—“職員（右）”，只有讓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個機會從身邊溜走。我隔三差五地送走插友，目送著坐上馬車 “春風得意”的青年，望著揚起滾滾塵土、漸行漸遠的馬車，直到他們消失在出村土路的盡頭，走向了新天地-----工廠、企業、部隊、大學！。自己只得掩面而泣，失落地回到日漸空曠的農舍。到了第四年，突然發現，我們生產隊就剩下三個可憐巴巴的知青了。

1972年，我已22歲，每天還是機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復一日，生活貧乏不說，更日益感到“形影相吊、煢煢孑立”，倍感凄涼。

那晚，記不清具體日期了，總之是1972年年底的一個冬夜。我孤零零地坐在炕上，卷上一顆紙煙，用煤油燈點燃，深深地吸上一口。破舊窗紙被在狂風的撕扯下，悉悉梭梭，遠方傳來的狗吠和凜冽北風的呼嚎，更增添及分凄涼。須臾，又躺在炕上，看著深藍的夜空，閃爍的星星、聽著呼嘯的北風，不禁黯然神傷。

前途問題，尖銳殘忍地擺在眼前：到這個年齡，沒知識，出身差，留下務農，身體不好、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掙不足工分，村里根本沒有“小芳”喜歡你。 如此這般，繼續茍且偷生，還有什么意義？！當時，居然產生了“死不足惜”的感覺。

在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時刻，是徹底放棄，擺爛到底，還是另辟蹊徑，殺出一條血路？事不宜遲，是必須作出生死抉擇的時刻了。其間，最關鍵的，是我突然想起，必須想辦法自救，找到一個可行突破口。

苦悶彷徨的22歲

我放開心胸和眼界，認真分析當時的形勢變化。中美關系正在轉暖之時，何不笨鳥先飛，自學英語呢。這樣，在農閑時既可打發百無聊賴的時間，杜絕負面想法的侵入，還能學到一個本事。進而安慰自己，自己才22歲，來日方長，困難只是暫時的，不定哪天云開霧散見青天。 關鍵是自己頭腦中要有知識儲備，要能對社會有用，更要能養活自己。本人不懂稼穡，難道不能教學？ 為什么不學習英語？萬一村里的小學以后需要英語老師呢？就這樣，我毅然決定繼續積極生存，放棄人生的念頭很快就消除了。

就這樣，在昏黃的燈光下，坐在那煙霧繚繞的土炕上，下定決心自學英語。我只上了初中二年級還差一個月，更可惜學的是俄語。但中美關系解凍，英語陡然走俏，可能就是突破口？我立即寫信給家里，讓父母給我寄來他們曾經用過的英漢詞典，買來英文版的小紅書、《格風靈英語》《英語900句》等等。苦等了一個月，書終于到手了。

陪伴我半個多世紀的《英漢詞典》

感謝父母大力支持，理解他們盼望孩子翻身、“望子成龍”的迫切心情。次日，我立即開始，認真地從ABC開始，走上艱辛的英語自學之旅，鋪就了這條年輕生命繼續拼搏奮斗的漫漫長路。事后證明，這個決定是如此的英明，如此的有遠見。余言后敘，在此不加贅述。

無論如何，“柳暗花明又一村”，這第二道難關再次有驚無險地跨了過去。 而那夜里看似毫不經意的“心血來潮”的決定，是不屈服于命運，爭取改善自己的又一關鍵抉擇。

1973年，感謝鄧小平對知識青年政策的調整，我通過病退的方式回到北京，恢復了千金難買的北京戶口。當時，北京的教育狀況，因十年動亂，冷落凋敝，師資奇缺。我就以初二的學歷以及我自學的英語水平，濫竽充數，進入北京郊區一所農村中學，充當英語教員，每月大洋32塊5，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沒想到，當年在內蒙炕頭上的不經意的抉擇，終于在這時有了回報。就這樣，我一直教了四年英語。工作業績雖乏善可陳，英語水平卻蹭蹭見長。

這可謂我人生的第二道難關，終于“有驚無險|”地跨過了，“柳暗花明”，隱隱約約看到了前方的一絲曙光。

人生第三關：老鯉魚跳龍門（1977-1978）

1976 年，對全國人民而言，特別對我而言，是一個值得永遠牢記的年份。 鄧小平的偉大，在于他決斷之果決和行動之神速。動亂十年，原本就落后的中國，那時更被遠遠拋在世界后面。經濟、科技和生活水平處于全面落后的中國如何回到正軌，迎頭趕上？ 他求賢若渴，急需英才。在解決四人幫后，他毫不遲疑，親自掛帥，于 1977年不失時機地恢復高考。感謝鄧小平，正是這一英明果斷的決策，徹底改變了本人和全民族的命運。

那年，我已經27歲，弟弟23歲，他也剛從黑龍江建設生產兵團轉到河南插隊，然后回到北大家屬工廠當學徒工。 當時在是否參加高考的抉擇上，我躊躇不前，感覺只有初二水平的我，很難跳過龍門。只有小學肄業的陳選弟卻熱情高漲、信心十足。其他發小都是北大子弟。他們說：我們從小在北大、清華、八大學院、科學院氛圍里長大孩子們，難道就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資格和能力？在他們的鼓勵和感染下，我下定決心，準備參加這次高考。

當然，我們的最大短板就是數學。當時的時間都花在惡補數學上了。但是，試想只有初二水平的我和只有小學6年級水平的弟弟，怎么可能在幾個月當中，掌握6年的數學課程呢，更遑論語文、地理、政治其他幾門學科了。今天想起來，這簡直就是湯姆 ·克魯斯的《不可完成的任務》（Misson Impossible ），純屬天方夜譚啊！

在徹底時來運轉前，我門還是經歷了命運無情的戲弄。1977年，我抱著極大的希望，報考北師大英語系。幾門科目中數學拉了大分。英語筆試成績接近90分，故幸運地收到北師大英語系的口試通知。口試后，自我感覺良好，躊躇滿志，便回家安等錄取通知書。然而，苦苦等待，度日如年，最后得到的卻是不錄取通知書。 現在回想起來，恐有幾個原因。首先，年齡偏大，27歲高齡才從頭學英語，學校也深感猶豫；其次，口語不流利；再者，不可排除的因素是，當時父親依然是“摘帽右派”，政治審查難以通過。弟弟的日語筆試口試也相當不錯，報的也是北師大日語專業，同樣參加了口試。結果就是那樣殘酷，我們哥倆雙雙鎩羽而歸。

當時的我們，陷入巨大的失望之中。發小中有的考上北大，有的上二外，有的被北京醫學院錄取，這無疑刺激了我們本已遭受重創的心靈。更讓我尷尬的是，學校的一個同事小閔，是北京下鄉知青，他也教英語，比我小六七歲。他是正經高中畢業生，知識底子扎實。更有利的條件是，他是革命軍人出身，父親是駐某歐洲國家的武官，根正苗紅，人很聰明，長得也帥。所以我們兩人的條件，真是高下立判。我27歲，長相一般般，出身比較黑，初二文化水平。我們倆已經一起教了好幾年，這下子人家拿著通知書，遠走高飛了。我不嫉妒也不羨慕，主要是萬分頹喪。

小閔離去后，學校就剩下我一個英語老師，懷著痛苦的心情，還要幫他補起所有空缺的課，全校的英語課開始耍我一人。我每天必須強打精神，硬著頭皮去上課。當我進入教室時，敏銳地感覺到，學生們的表情和行為真的出現了某些微妙變化。有的孩子不懷好意地問：“小閔老師哪里去了？”“人家考上了，你怎么沒考上啊？”。還有一些孩子更是“惡毒”：“陳老師，你是什么學歷呀？”問得我無言以對，尷尬萬分，甚至有些無地自容。有些學生和同事們的好心安慰，反倒讓我心如刀絞，痛不欲生，無顏進教室上課。

名落孫山，不僅對我們哥倆造成巨大沖擊，對家里也產生重要影響。父母大人本來也抱著巨大希望，希望我們倆進入大學，改變命運，繼承他們的事業。事與愿違，兒子們雙雙落敗，母親備受打擊，情緒低落，病倒臥床。家里的氣氛一時凝重而壓抑。母親一病不起，躺在床上，默默無語，不思飲食。父親除了失望還有自責，認為是自己的問題毀滅了兩個孩子的前程，更是寂寞無語，唉聲嘆氣。看到父母和祖母欲哭無淚、欲言又止的樣子，我們更是心如刀絞。

一天晚上，吃完晚飯，我百無聊賴、情緒低落，茫然而孤獨地走出校門。我們學校門口，就是京密引水工程的運河。我坐下來，呆望著靜靜流淌、倒映著稀疏燈光的河水，忽然想起幾年前在內蒙時的同樣場景和同一心境：27歲了！對不起父母的養育！我這一生，并非不努力啊。我通過自學，英語考了90分，只是數學不靈，關鍵是父親的問題牢牢鎖住了雙腳，感覺前途一片黑暗。當時，看著眼前的運河，幾乎有一時沖動，真想縱身一躍，一了百了。

難道真的相信命運，徹底放棄？還是重振旗鼓，再來？這時，人生遇到的第三大坎，突然橫亙在我的眼前。這個大坎的意義，就是我們中國老百姓最為耳熟能詳的俗語---“鯉魚跳龍門”。考慮到偏大的年齡，成敗與否，人生的前景好壞，就在此一舉了。

幸好，77年高考是12月進行的，1978年高考馬上就要在7月舉行，間隔時間很短。弟弟的不氣餒，也鼓舞了我，使我迅速從低谷中走出。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和弟弟毫不氣餒，知恥而后勇，決不放棄。1978年再考，我們重整旗鼓，以洗前恥。為此，我們在北大生物系工作的大哥，特別在系里為我們提供了一間幾乎廢棄的實驗室進行復習。雖然實驗室陰暗，且充滿生化藥水的氣味。好處是，這里幾乎與世隔絕，安靜異常。我們倆忘乎一切，埋頭讀書，惡補數月。

回想起來，感到老天還是眷顧我的。感謝上蒼，感謝老鄧的恢復高考、感謝他要求放松政審標準、感謝兩次間隔不長的考試，感謝父母的繼續努力、感謝弟弟的鼓勵和陪伴，感謝北大生物系大哥的幫助。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制定了更好的策略、更好的方法，更有效得沖刺人生這最后一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更為具體的幸運是，1978年高考政策的調整，賦予我極為有利的條件。在小平同志的親自干預下，一是政治審查寬松多了。關于政治標準，老鄧指出“重在個人的政治表現”。其二，文科考生，如果是考外語類的，要計入英語成績，而忽略數學成績。

1978年高考是全國統一考試，文科生考五門課程—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各一百分，共計500分。報外語專業的，錄取時也按五門總分相加， 但可用英語分數頂替數學分數。這就是“天意”對我最大眷顧，大大增加了我成功的幾率。在這五門功課中，我數學最差。 雖然在1977年，為準備高考，惡補數學，短期內突擊完成了初高中的所有課程， 但因時間倉促， 底子畢竟過薄，終未及格。試想，我的數學成績最多40分，英語可以

1977（左）、1978年的高考準考證

保證90上下，這樣政治、語文、地理、歷史、英語的組合，就給了我極大的希望。 這似乎就是老天特地為我私人訂制的。

這一次，我充分發揮英語強項，從容應對，甩掉拖后腿的短扳。結果，我報英語專業的那套分數，用英語頂替數學，獲總分420分，其中英文就為我掙得90.5分。我的數學只有30多分，所以文科那套分數總分只有37分左右。后來發生的事情，頗具傳奇色彩。我是“誤大誤撞”，被北師大歷史系“橫刀奪愛”。[4] 我作為報考外語專業的考生， 對歷史興趣不大的人， 卻“鬼使神

北京師范大學新主樓

差”地混入了以歷史為第一志愿的“文科考生”的隊伍，稀里糊涂地與他們同窗共讀了四載。

雖然沒能進入我一直鐘情的英語專業，而且對歷史專業也沒有特別興趣，鬧了大烏龍，但無論如何，父母作為歷史人，倒是樂觀其成。我則見好就收，認由上帝安排，一切順其自然。最關鍵的問題是，我這條“老鯉魚”通過兩次試跳，終于躍入更寬廣的河流，奔向更無邊的大海。

1978年秋10月5號，秋高氣爽，陽光燦爛，我輕快地蹬上自行車，向北師大疾馳而去。當我來到學校大課堂的課桌前，開始接受高等教育時，頓有幸福和成就感，更有幾分滑稽和困惑感。我這個時年28歲的初中肄業生，居然跳過高中階段，直接成為“大學生”。但細細一想，這里有老天的恩賜，更是自己拼死奮斗、永不放棄的結果。

有了本科學歷，就有了基本的知識儲備、有了最起碼的敲門磚，以后的碩士研究生，留美讀博似乎都變成順理成章、水道渠成的必然[5]。如今，通過自己的努力刻苦，克服千難萬險，終于達到了現在的程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滿意足，夫復何求。最終，到了老年，我雖未能“成龍成鳳”，甚

獲得博士學位（左一夫人右一 導師）

至險些成為永生“打地洞”的老鼠。但幸運的是，一雙強有力的巨手，在我近而立之年時，不失時機地把我從深不見底的枯井中拉了上來，加上我的主動努力配合，使盡渾身解數，在筋疲力竭的生死關頭，終于咬牙蹬上了光明的地面。

七十余年間，雖然跌宕起伏、險象環生，但經過自己的努力、通過貴人相助，此生終未虛度。生命的前28年，國家是多事之秋，個人命運不順，心情基本處于壓抑狀態。能夠在近30 歲的當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國家 和個人命運帶來偉大轉折，絕處逢生，恢復尊嚴與激情，努力發掘有限潛能。到耳順之年，混到不愁吃喝的小康生活，到古稀之年，經濟也算相對自由，得以滿世界旅游，基本上心滿意足了。

此生再別無奢求，只愿在往后的歲月里，國家更加穩定和諧，不斷繁榮昌盛，人民更加安居樂業，闔家健康平安，世界保持和平與發展，女兒一家在異國他鄉幸福安康。

余 言

通過一生的跌宕起伏、險象環生和峰回路轉，感悟了中國傳統思想和人生哲學。這些名言金句，永遠值得我們回味。

“船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 ”。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儒釋道幾種思想觀念、價值觀的相互滲透、彼此雜糅，使中國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思維方法和心態：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相互轉化的，要辯證地發展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順應自然，跟上時代的變化。更要抓住時機，積極有為地改變自己。

當然，還有一點重要的啟示。古詩有云：“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天生我才必有用”。 關鍵在于，無論多么凜冽的嚴寒，多么熾烈的火焰，只要凍不死、燒不絕，保住這個草根，就可等待時機，鉆出地面，蓬勃向上。陽光和春風總會來的，關鍵是要把根留住。這個根就是你的知識，你的能力。一旦春風吹來，萬物復蘇、冰河解凍，大江奔騰一瀉千里，一發而不可收拾。但必要的前提是，你要有強大的根基，否則無論你有多大委屈、多少抱怨，都是蒼白無力的、于事無補的呻吟。

歸根結底，一個人要有毅力，不放過任何可能的機會、堅持到底。我們需要老天眷顧，有貴人相助，關鍵是相信自己，與命運抗爭。有志者事競成，定能越過一道道關卡，躍出龍門，融入奔騰的河流，奔向廣闊的海洋。

回顧自己的一生，有些膚淺但終極的感悟：

在知天命之前，我們應當銳意進取，牢記偉大音樂家貝多芬的教導：

一定要牢牢扼住命運的咽喉！

而到耳順之年后，無論當下境遇如何，則應抱有另一種心態—淡定、從容、超然、豁達---即蘇東坡名句所言：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2025年夏

注釋：

[1]原來身體強健，運動開始后，半年就去世了。

[2]雖然沒人在他57年的問題上繼續糾纏，但還是因東方語專的“特務學校”性質，被隔離審查，估計就是季羨林先生回憶錄中“牛棚”那樣的狀況。

[3]祖父原本十分健康，但1966年底突然患病，于1967年春病世。

[4]這里有一個很長的故事，又有一個上帝安排的大恩人出現，另有專文交代。

[5]寫到這里，自然回想起五十多年前，我在內蒙農村炕頭的倉促決定----自學英語。我考入大學，就是英語救了我；我到美國留學，托福考了600分，獲得美國的全額獎學金，才得以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