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新市長的“烏托邦”

紐約選出一位90后新市長馬姆達尼，看了他一段演講，確實極有感染力，更是公開叫板特朗普。這位新市長的標簽還包括穆斯林、南亞裔、出生在烏干達、父親是知名人類學家、母親是好萊塢知名導演……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略顯激進的左翼立場，如果把他宣稱的一些施政措施總結一下，大致包括：擁抱移民、對富人增加稅收、多發福利。具體來說，他將凍結上百萬套租金管制公寓的房租，還計劃建造20萬套可負擔的住房，似乎要實現大庇天下寒士；公共汽車免費、托兒所免費也同樣振奮人心；為了平抑生活用品的價格，他計劃在每個區建一座市政超市。

聽上去很誘人，務實的人會問：錢從哪兒來。馬姆達尼的答案剛才已經給出，對富人增加稅收。聽上去沒毛病，“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富人拿出點錢來是應該的，尤其是近年來貧富差距增加，似乎迫切需要用權力來實現二次分配。但拿多少，這個度才真正考驗當權者的能力。

我們這種平頭百姓當然希望多多益善，富人們掙了那么多錢，理應分出來為大眾謀福利，越多越好，最好每個月給我發很多錢。但我們忽視了更長遠的影響。當一個地方跟富人大量征稅，會抑制富人的積極性。財富如流水，只會向低處流，稅收太低固然無法滿足公共設施的需求，太高又可能變成一錘子買賣。長期對資本的污名化，讓很多人產生誤會，以為資本如怪獸，每個毛孔里都流著骯臟的血，卻不知資本也有其積極的一面，企業的投資與再生產都需要資本不斷注入。盡管資本是為了逐利，但這種逐利必然帶來很多正向的副產品，比如工作機會、消費能力、更物美價廉的產品，乃至更有活力的經濟循環。剩余價值敘事下，很多人將打工者與資本對立起來，容易忽視二者之間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很多不知真相的人希望向富人無節制征稅，最好實現徹底均貧富，卻不知可能殺雞取卵。

政客們需要選票，社交媒體發達的時代，馬姆達尼可以通過“均貧富”的口號吸引更多底層選票，但真正實施起來，長期的負面影響，最終仍然需要底層民眾承擔。

拿房租管制來說，我們感覺限制房租會讓更多普通人住得起房子，卻不知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后果。托馬斯·索維爾曾指出，對房租價格的管制將帶來需求膨脹和供給萎縮。比如原本住在郊區或者合租的打工族，往往傾向于獨自租房，釋放巨大的需求，瑞典在實施租金管制后未婚成年人獨居比例上漲了一倍。而因為房租管制，越來越多的房東會感覺利潤降低甚至無利可圖，將減少房屋出租，或者減少對房子的基本維護，能不租就不租，租出去也基本不修，美國伯克利市實施管制 5 年內，可出租房源減少 31%。同樣是紐約市，管制公寓的維修周期比非管制公寓長 3-5 年，管道老化問題嚴重，供暖和安保措施疏于升級。所謂底層民眾有房可住，但居住的需求釋放，供給減少，導致可能搶不到房，搶到的又可能陷入房屋老化維修不及時的窘境。正如索維爾的諷刺，“人們不會因為價格管制就停止需要住房，只會被迫接受更差的居住條件”。

按照馬姆達尼的計劃，還將建造20萬套可負擔的住房，聽上去很美，但這種廉價住房帶來的后果同樣難以承受，這將抑制資本對普通住宅的投入，轉向高端住宅或商業地產，在這些領域的充分市場化，反而讓富人們享受到更低廉的高端住宅。

何況，在具體分配中，如何篩選誰有資格住廉價房和廉租房，是個成本超高的工作。要防止人們“搭便車”，就要對申請者實施嚴格而準確的審查，這又增加了繁冗的流程，申請者需要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明材料，公共部門需要更復雜的程序來審核這些材料，過程越來越漫長和低效。公共部門還需要雇傭更多的人來完成這些工作，導致更多的稅收投入到管理部門而非實際的房屋建設。這些都可能造成更大的資源浪費。

還有“平抑物價”的美好理想。政客們對選民用一套簡單的說辭，便能拉來選票，但經濟系統的運作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中國老百姓都知道“谷賤傷農”，物價的調節如果不由市場來完成，反而通過看得見的手來抑制，產業鏈中總有一個環節成為犧牲品。市民們也許能暫時享受到廉價商品，但銷售、運輸、供給總有人要承擔成本，積極性被打壓，進而引發供給危機。選民聽不得這些經濟學常識，只要立竿見影的措施，隱患在未來。

也有人會問，北歐為什么能實現高福利社會而可持續（當然北歐此時也面臨一些問題）。這恰恰是馬姆達尼做不到的，北歐社會人口較少，基本上都是幾百萬人口，甚至沒有紐約一座城市的人口多。更重要的是，北歐國家的人口同質性很高，有成熟的社區，偏向熟人社會，居民信任度高，這點非常重要。這種高同質化社會能減少福利欺詐率，提升行政效率。另外，北歐的高福利有一大部分投入教育，高素質勞動力也推動經濟發展。

反觀紐約市面臨的問題以及馬姆達尼的政策，正與北歐的經驗背道而馳。他主張擁抱移民，大量移民的涌入會使人口快速增加，加劇了剛才提到的需求問題，同時移民帶來的是高度原子化的陌生社會，福利欺詐更容易發生、行政成本更高，這些都給馬姆達尼的理想治理帶來現實阻力。

激進左翼的理想主義，總是以烏托邦的形式呈現，并通過不斷斗爭的方式塑造所謂正義。我不喜歡特朗普，他的上臺，可以看作極右翼對過度DEI和身份政治的反彈，當特朗普以面目可憎的狀態上場，我也不會把他的反對者視為正義，所有極端的搖擺都蘊含著巨大風險。

美國是移民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極左極右都會陷入風險，特朗普傲慢地建起高墻固然不可取，但如果像馬姆達尼這樣的烏托邦式反彈，粗暴而不加節制地掀起風暴，更讓人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