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偉在第五屆東南法治論壇主論壇上的主旨報告

數字法治與數字正義

姜偉

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會長

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福建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孕育地和實踐地，也是數字中國的思想源頭與實踐之地。我們是第一代與人工智能共處的人類，將要構建與人工智能協同的規則。從數字化進程來看，數字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信息化，也就是網絡化；第二階段是智能化。當下所討論的數字法治，是指智能化階段的數字法治。

一、數字法治的治理特點

（一）數字法治的時代背景

1.人工智能技術大爆發。2016年有三個關鍵事件標志這一爆發——一是人工智能機器自主學習進入新階段，涌現智慧；二是智能軟件“阿爾法狗”戰勝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讓人工智能從實驗室走進民間；三是國際資本集中投向人工智能產業，到了2022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 出現。這是人工智能進入法治領域的技術背景。

2.國際競爭戰略推動。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向國會遞交了一份報告，建議美國啟動一個類似于“曼哈頓計劃”的AI研發項目，將通用人工智能視為戰略武器，類比二戰原子彈計劃推進。我國則在2015年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數字中國”戰略，前瞻性部署數字發展，總的要求是統籌發展和安全。一方面，要發展，不發展即最大不安全；另一方面，要注重安全。因此，數字法治也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

3.傳統治理方式難以適配新需求。一方面，治理對象發生變化，治理空間新增數字空間，人們的法律行為在數字空間中以算法、數據、代碼等數字化形態呈現，傳統的法律手段已經無法對這些新型行為進行有效調整。另一方面，法治底層邏輯改變，除傳統公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關系外，新增了平臺權力與算法權力。平臺權力體現為互聯網平臺制定規則、被法律賦予一定的社會管理責任，卻仍是私權主體；算法權力體現為算法主導自動化決策，個人難以對抗。

（二）數字法治的三大治理特點

1.“法律+技術”的新型治理模式。治理數字空間不僅需要法律與人工監管，更依賴技術監管。面對億萬級信息“轟炸”，僅靠人工無法處理代碼空間、數據領域的問題，技術手段是核心支撐。

2.“硬法+軟法”的治理規則。傳統法治以國家強制力保障的“硬法”（法律制度）為主，數字法治還需補充“軟法”，即不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治理規則，如法律中的宣言性提倡性條款、技術標準、行業自律規則。目前我國已出臺人工智能技術標準30個，正在制定84個，且牽頭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國際標準。“軟法”的優勢在于能夠適配技術快速迭代的特點，有效避免出現法律剛出臺就因技術更新而過時的情況。

3.“政府+社會”的治理格局。僅靠政府無法覆蓋數字空間治理需求，需借助平臺企業的力量。平臺已實際掌握數據、算法優勢，我國法律對其采取“承認權力+規定責任”的態度，承認其已形成的事實權力，同時要求其保護隱私、保障消費者和小商戶權益、防范數據竊取，使平臺企業成為數字法治的重要治理主體。

數字法治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數字法治有兩個面向：一是“數字空間的法治化”，即拓展法律適用范圍，規范算法、數據、代碼；二是“法治領域的數字化”，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領域數字化。福建在數字法治政府、數字法院、數字檢察建設中成效顯著，值得肯定。

二、數字法治的良法善治

數字法治的核心思路是通過數字技術為法治建設賦能。在數字法治領域，我國和美國、歐盟同時起步，目前已經能與西方平等對話。法律介入某個領域，一定是因為該領域存在風險，需要法律給公民個人和市場主體規定義務、給國家機關規定責任。因此法律介入數字領域的核心原因是數字技術存在風險。

（一）數字技術的三大核心風險

1.失控風險。人工智能分“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階段，目前超人工智能已從理論進入早期實踐。2025年10月23日，全球800多位頂級技術專家發起安全倡議，呼吁未規避風險前暫停超人工智能研發，擔心出現災難性后果，目前世界各國簽名人數已達數百萬。

2.技術缺陷風險。這是指技術本身自帶的問題，如機器幻覺、數據偏見、算法黑箱等。

3.惡意濫用風險。現實中最常見，如黑客侵入、網絡詐騙、深度偽造、人肉搜索、網絡暴力，多國出臺法律制裁。

（二）各國數字治理的三個態勢

各國基于自身情況形成了不同治理路徑，我國也有明確的治理現狀與思路。

1.美國采取弱監管。因技術領先、擁有科技霸權，可以實現以技術保安全，美國聯邦政府未出臺人工智能專項法律，由各州立法應對。其安全依賴技術監控，不僅監控本國國民，還監控其他國家。我國由于技術尚未達到其水平，不可直接照搬，要統籌發展和安全。

2.歐盟采取強監管。歐洲目前無全球排名前20家互聯網企業，因此高舉“保護數字主權、個人隱私”旗幟，出臺《人工智能法》《數字市場法》《數據通用條例》等法律，保護歐盟市場。由于國情與歐盟不同，我國也不可直接效仿。

3.中國采取包容審慎監管。我國“0到1”的底層技術不及美國，但“1到100”的技術應用遠超美國。我國工業門類齊全，人工智能覆蓋全行業，產生大量應用數據，用戶基數龐大，場景豐富，應用場景領先，因此采取平衡發展與安全的思路，既不搞強監管，也不搞弱監管，而是包容審慎監管。

（三）我國數字法治的治理現狀

1.立法方面：動態敏捷立法。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出臺數字相關法律法規160多部，專門法有《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其余多為行政法規。堅持“小切口、短平快”的立法原則，不求在立法上一步到位，而是針對現實風險及時出臺相關規范，如2022年ChatGPT出現后，2023年就出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目前，我國暫不計劃出臺全面系統規范人工智能的法律，2025年國務院將“人工智能法”立法計劃調整為“促進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的立法”。

2.執法方面：堅持包容審慎。給新業態觀察期是我國對新技術、新場景、新業態的一貫思路。典型案例是網約車行業，初期網約車無營運資質，但我國并未直接取締，而是給予觀察期，待其發展后，再針對安全、司機資質等亂象出臺規則逐步監管，最終使其成為萬億級規范行業。因此要審慎監管，避免暴風驟雨式的監管，具體監管方式包括預警性監管、幫扶性監管、容錯性監管。

3.司法方面：平衡保護各方權利主體。不同于傳統物權是對世權，其主體具有的排他性，數據的主體不具有唯一性，而是多元的。一個人的信息是個人權利，而很多人的信息經過企業收集、技術清洗，企業就產生了經濟性權利，同時很多人的信息還涉及公共利益甚至國家主權。司法機關須克服數字領域糾紛往往無明確法律依據而又不能拒絕裁判的困境，在司法裁判中兼顧行業發展與多方主體利益，避免一方獨大。

4.守法方面：推動全民參與。2021年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印發《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旨在順應數字時代要求，彌合數字鴻溝、讓人民群眾共享數字紅利，提升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推動從網絡大國邁向網絡強國。

三、數字技術與數字正義

科學技術推動法治文明進步，數字技術因其顛覆性、通用性，對法治的推動作用更顯著，同時也存在潛在風險，需明確核心價值導向。

（一）數字技術對法治的實踐成效

目前我國司法領域的人工智能應用處于世界領先水平，我國最高法院構建統一平臺，實現全國法院信息互通。

1.司法效率大幅提升。如法庭記錄，現在通過語音錄入，減少書記員需求，解決一些重復性工作效率低的問題。

2.法律適用更統一。我國地域遼闊、發展不平衡，通過智慧法院、裁判文書網、案例庫等，基層司法機關可參考其他法院類似案件的裁判和處置，避免導致“同案不同判”。

3.降低當事人訴訟成本。法院審判從“面對面”變為“屏對屏”（網上審理），當事人無需舟車勞頓；政府服務從“跑多個部門”到“政務服務中心最多跑一次”，再到“數字政府一次不用跑”。核心是理念轉變，政府、法院不再是場所，而是服務提供者。

（二）數字技術對法治的風險

數字技術雖提升效率，但可能侵蝕法治核心價值：一是技術權利未經法律授權，算法可能會影響當事人命運，侵蝕法治正當性；二是數據偏見影響法治公正性；三是數字鴻溝損害法治平等性；四是算法黑箱影響法治公開性。技術本身是中立的，但研發、推廣、使用者有價值取向，若不規范，將沖擊法治原則。特別在刑事訴訟中，數字司法可能與正當程序產生緊張關系。

應用“價值理性”駕馭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法律人、公務人員、法官不能成為算法的執行者。人工智能永遠是人類工具，審判主體與責任承擔者始終是法官。我們既不能拒絕人工智能，也不能迷信人工智能，更不能依賴人工智能。當前規范技術的核心思路是技術性正當程序，需將人類價值觀嵌入算法，讓人工智能按人類價值行事。

最后，強調兩點結論：

一是數字技術有助于實現公平正義，但是，數字法治不等于數字正義。數字法治并非簡單地將技術植入法律，不能只問“技術能否做到”，更要問“技術應不應該這樣做”，其核心在于如何讓算法服務于法治的價值追求。

二是人工智能不會取代法官，但會淘汰不會用智能工具的法官。未來人機協同是司法常態，我們要擁抱人工智能。未來，智能工具會從通用智能向具身智能發展，對法官的專業水平和技術運用能力將有更高的要求。

責編：趙淑琳

審核：方琮 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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