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登島前，是誰在替他看家門？

1949年12月的臺北松山機場，空氣里都飄著緊張。一架銀灰色座機剛停穩，艙門打開，蔣介石的身影一出現，等候的官員們立刻屏住呼吸。最前排站著的陳誠，軍裝筆挺得像塊鐵板，可攥著帽子的手指卻泛了白——這會兒全臺灣都知道，他是島上說一不二的主兒，軍政財權一把抓，連街上的警察都得看他臉色。

誰都沒料到，第二天一早，省政府的公告欄就貼出了爆炸新聞：陳誠辭去臺灣省主席和警備總司令，手里的實權全交了出去。這操作直接看傻了所有人，要知道那會兒老蔣剛從大陸敗逃過來，手里就剩這點家底，陳誠要是硬扛著權力不放，老蔣還真沒轍。

有人說陳誠傻，到手的權力往外推；也有人說他精，摸準了老蔣的脈。要搞懂這波“神操作”，得先捋清楚一個關鍵問題：從1945年臺灣光復到1949年蔣家王朝搬過來，這四年里，臺灣到底是誰在管？陳誠之前的兩任“當家人”，又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爛，或者把爛牌暫時捂熱的？咱把時間往回撥，從1945年那個舉國歡慶的秋天說起。

第一任“接盤俠”陳儀：帶著期待來，被罵著滾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的投降詔書通過收音機傳到臺灣，全島都炸了。被殖民五十年的臺灣人，舉著青天白日旗上街，哭的笑的抱在一團，不少老人對著大陸的方向磕頭，說終于能做回中國人了?？筛吲d勁兒還沒過去，南京派來的“接收大員”就上島了，領頭的就是陳儀。

蔣介石選陳儀，當時看是“天作之合”。這人早年在日本士官學校留過學，日語說得比中文還溜，對日本人那套管理路數門兒清。之前還當過浙江巡撫，行政經驗也算豐富。國民政府的算盤打得噼啪響：臺灣被日本管了五十年，派個懂日本的去，肯定能無縫銜接。

1945年10月25日，臺北市公會堂舉行受降儀式，陳儀穿著筆挺的軍裝，用洪亮的聲音宣布“臺灣光復”。那一刻，臺下的掌聲差點掀翻屋頂，臺灣人都覺得，好日子要來了?？蓻]人想到，這個被寄予厚望的“光復者”，會在短短一年多里，變成全島唾罵的對象。

陳儀上臺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日據時期的“管制經濟”原封不動抄過來。糧食、糖、鹽、煙草這些老百姓過日子的必需品，全由政府壟斷經營。他開會時說，這是為了防止資本家囤積居奇，穩定物價。聽著挺有道理，執行起來卻徹底走樣。

跟著陳儀來的那幫大陸官員，把臺灣當成了“淘金樂園”。日本人留下的工廠、倉庫，本該收歸國有，結果全被這些人用低價“收購”，變成了私人財產。有個專員更夸張，把日本人留下的幾十輛汽車拆成零件賣，賺得盆滿缽滿。臺灣人本來以為“祖國同胞”會帶來溫暖，結果發現這些人比日本人還狠——日本人至少還講規矩，這些人連遮羞布都懶得用。

最要命的是物價。1946年一年，臺灣的米價就漲了400多倍。有老人回憶，年初能買一頭牛的錢，到年底連一斤米都買不起，手里的鈔票擦屁股都嫌硬。臺北街頭每天都有餓死的人，孩子們抱著大人的腿哭著要吃的，可糧庫里的糧食全被官員們倒賣了。

陳儀不是沒發現問題，他也曾拍著桌子罵手下貪腐，可沒用。這些官員要么是蔣介石的親戚，要么是軍統的人，他根本動不了。有一次他想查一個倒賣白糖的專員，結果人家直接把宋美齡的手諭拍在他桌上，陳儀只能硬生生把火壓下去。

矛盾就這么一點點積累，就像一個裝滿了火藥的桶，就等一個火星。1947年2月27日晚上，這個火星終于來了。臺北市南京西路，幾個專賣局的查緝員攔住了一個叫林江邁的女煙販，要沒收她的私煙。林江邁跪著求饒，說這些煙是給生病的丈夫買藥的本錢，可查緝員根本不管，不但搶了煙，還用槍托砸傷了她的頭。

圍觀的人越聚越多，大家指著查緝員罵，要求他們道歉。查緝員急了，掏出槍就朝人群開了一槍，當場打死一個叫陳文溪的路人。這一槍，徹底點燃了火藥桶。

第二天一早，上千名臺北市民圍堵了專賣局，喊著“嚴懲兇手”“打倒貪官”的口號。游行隊伍從幾十人變成幾千人，再到幾萬人，短短幾天就蔓延到全島。臺灣的學生、商人、知識分子都站了出來，他們的要求其實特別實在：讓臺灣人參與政府管理，嚴懲貪腐官員，放開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