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燈與筆：教體局里的成長課

辦公桌抽屜里，那支銀灰色鋼筆總在陽光斜照時泛著微光。筆帽上刻的“務實”二字已有些模糊，卻總能瞬間把我拉回2003年的那個秋天——握著教體局調令，站在爬滿爬山虎的辦公樓前，我攥著調令的手心全是冷汗。在此之前，我是城關中學的語文教師，執教數載，課余寫的《鄉土文化融入校園德育的實踐》等文稿，意外被局辦內刊《教育參閱》采用，竟驚動了綜合股的張股長。

張股長親自來學校接我，五十出頭的年紀，后背微駝，兩鬢白得像覆了層薄雪，穿一件洗得發皺的的確良襯衫，袖口的紐扣始終扣得一絲不茍。后來我才知道，這是他從部隊轉業后就保持的習慣。

“局里就缺你這樣筆桿子硬的年輕人！”他說話時帶著股爽朗的豪氣，單位老人都說，三任局長更替，張股長的綜合股位置始終穩如磐石，憑的就是“當日接活、次日交稿”的硬本事，再急的材料到他手里都能理順。

綜合股在辦公樓三樓最靠里的房間，張股長帶著我這個新人“單打獨斗”。剛坐穩，他就從鐵皮文件柜里抱出一摞資料，最上面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還帶著油墨香：“下周一局長要開全縣校長會，這篇講話稿今晚得拿出初稿。”抬頭看表，已近下午五點，窗外夕陽正吻著白楊樹梢，辦公樓里漸漸響起下班的腳步聲。

那是我第一次體驗機關的“深夜模式”。張股長泡了兩杯釅茶，從抽屜里摸出袋桃酥：“局長把這事交咱們，是信得過咱們的筆。”他伏在桌上寫提綱，鋼筆尖劃過稿紙的沙沙聲格外清晰，時不時抬頭跟我掰扯政策細節——“農村學雜費減免的節點得講準”“危房改造的資金落實要寫具體”。我跟著他逐字推敲、逐句打磨，等初稿成型時，窗外已是凌晨兩點，整棟辦公樓只剩我們這間的燈光亮著，把爬山虎的影子投在窗玻璃上，忽明忽暗像在點頭。

從那以后，加班成了家常便飯。局長們總愛在下班前半小時布置任務：“明天去市里匯報‘兩基’攻堅，材料得備齊”“省督導組要來，迎檢方案得吃透”，張股長從沒說過一個“不”字，每次都拍著胸脯應下，轉頭就拉著我扎進文字堆。有回我忍不住問他，為啥不申請加人，他抿了口茶反問：“綜合股是局里的‘喉舌’，筆桿子得硬邦邦，我得找個能接得住的人啊！”話里話外，早把我當成了接班人。

可我看著他，心里總有些發沉。五十剛過的人，眼角皺紋比村里六十歲的老人還深，每天早上第一個到辦公室擦桌子、燒開水，晚上最后一個走，臨走前總要繞到局長辦公室門口看看燈滅了沒。有次他重感冒發燒，裹著件舊軍大衣還在改材料，咳得腰都直不起來，嘴里還念叨：“局長明天要用，誤不得。”我忽然懂了，他不是不想往上走，是把“被單位需要”當成了最大的榮耀，可這種連軸轉的“榮耀”，讓我不敢照搬。

我開始悄悄“補短板”。綜合股的活兒很特殊，深夜趕的都是“急件”，白天反倒清閑。我就借著送文件、取報表的名義，往基教股、計財股、人事股轉。基教股的劉姐核對農村學生資助名單，我幫著錄數據、理臺賬；計財股的老鄭核算義務教育經費，我蹲在旁邊學看撥款報表；連檔案室的李姨整理“兩基”攻堅檔案，我也湊過去幫忙分類歸檔。

半年下來，我不僅摸透了各股室的工作流程，2003年教育改革的各項政策更是爛熟于心。張股長偶爾見我不在辦公室，會皺著眉說“年輕人要沉下心寫材料”，但見我每次都能按時交差，甚至材料里多了些基層數據，也漸漸不再多說。有次寫農村教育均衡發展講話稿，我把基教股的學校布局調整數據和計財股的經費測算表融了進去，稿子念完后，局長特意在走廊攔住我：“這稿子有料，懂業務！”

轉機出在2005年初，新局長走馬上任——是全市教育系統有名的“鐵腕”王局長，說話辦事干脆利落。上任第一天調研各股室，問到“兩基”攻堅的具體進展，幾個股室負責人各說各的，數據還對不上。我憑著半年攢下的“家底”，把學生人數、經費落實、校舍改造進度說得明明白白，還補了兩個鄉鎮學校的實際案例。王局長聽完，抬頭看了我兩眼，沒說話卻點了點頭。

沒幾天，局務會就傳了消息：提拔我當辦公室主任。后來人事股的老鄭跟我說，王局長拍板時就一句話：“既能拿筆寫，又懂業務門兒清，還能協調各方，這年輕人行。”上任那天，我揣著喜糖去看張股長，他正伏在桌上改材料，陽光落在他的白發上，晃得人眼睛發酸。他抬頭笑了笑，從筆筒里抽出支嶄新的“英雄”鋼筆遞給我：“拿著，辦公室擔子重，筆桿子可不能丟。”筆帽上，“務實”二字刻得深深的。

如今二十年過去，那支鋼筆還在我的抽屜里。偶爾路過老教體局辦公樓，爬山虎依舊爬滿墻面，恍惚間還能看見深夜亮著的那盞燈，還有張股長咳著嗽改稿的身影。我終究沒活成他那樣“連軸轉”的模樣，卻把他教的“敬畏工作、鉆研業務”刻進了骨子里——這大概就是那支鋼筆最沉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