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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有人拿起刀筆,追名逐利,渴望建功立業,但也有一些人,江山美人唾手可得,但最后卻選擇放下權柄。
清光緒年間,湖南湘潭的夏日午后,譚家大宅飯桌上,一個少年,聽著耳畔的蟬鳴,內心卻已經悄悄下定了決心......

他叫譚延闿,飯桌上,正房與嫡子高坐,妾室出身的母親只能垂首偏席。
那種冷落,成了他年少記憶里最深的一道痕。
他幼時不止一次握緊小拳頭暗暗發誓,總有一天,要讓母親抬頭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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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倔強化作了他苦讀詩書的勁頭,夜燈昏黃,他常常咬著牙背誦經史,萬般讀書苦,一舉成名天下知。
他在二十歲出頭便連中鄉試與會試,一舉奪得“會元”。
那一日他身披紅袍,游街時鄉里父老夾道相迎,母親被簇擁著,笑中帶淚。
譚延闿在心底暗暗說:“娘,這一席,我替你抬回來了。”
仕途的門扉自此為他洞開,他入翰林,做過學政,主持過考試。
湖南舉人學子們推舉他為聲望代表,鄉民們尊他“公正守禮”。
某一日他在家中正伏案寫字,忽聞門外鑼鼓喧天,轎聲齊響。
他還未回神,幾名身強力壯的子弟便闖進來,高聲喊道:“譚公,大家都推你為都督,請隨我們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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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闿驚愕失色,忙擺手說:“我不過讀書人,豈能做那掌兵之事?”可呼聲如潮,百姓齊聚,他竟被硬生生抬上了轎。
一路上,鄉人歡呼,旗幟翻飛,鑼鼓與嗩吶震耳欲聾。
譚延闿從一介翰林,被抬上了都督的座位,他第一次就任湖南都督,是眾望所歸,也是身不由己。
上臺之初他心懷抱負,提倡“湘人治湘”,希望能以湖南人為主導,團結鄉賢士紳,把湖南建設成模范省份。
彼時孫中山在南方呼號“聯省自治”,北方軍閥又在分庭抗禮,地方主義大行其道。
譚延闿并非反對中央,但他骨子里帶著湖湘士人的自豪,認為湘人自足以守一方安寧,不必仰賴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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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面整頓學務、開辦講堂,一面借機提升湖南子弟的地位,政壇學界皆為之鼓舞。
現實卻并非那般純粹,地方豪強借“湘人治湘”之名,行各自盤算之實;新軍舊部爭權奪利,暗潮洶涌。
第一次督湘不過數年,他便被迫下野。
可他并未因此遠離政壇,很快再度出山,于是“第二次督湘”登場。
第二次執政時,他心中已有幾分猶疑。
湖南雖能自守,卻難以獨善其身。
北洋政府虎視眈眈,廣東軍政新局亦波瀾再起,若湖南一味“孤芳自賞”,終將被裹挾。
是堅守地方主義,還是放眼更大的中國?然思索未定,局勢已變,他又一次被迫退位。
三上三下之間,他漸漸體會到地方自治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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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與孫中山的往來中,這種感受愈發清晰。
中山先生講起中國積弱的根源,直言不諱地指出:“聯省自治,看似自由,實則四分五裂,地方再強,不過是強藩割據,終究難敵列強的鐵蹄。”
譚延闿靜靜聽著,心頭仿佛有石子投入湖心,層層波瀾蕩開。
他起初以為守好湖南,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可孫中山的話讓他意識到,地方的安寧若不依附國家的統一,遲早不過是虛妄。
從“湘人治湘”的執拗,到認同“大一統”的必要,他開始把眼光放在更遠處。
此后一度變賣資產,拿出銀兩資助革命軍。
他曾對友人直言:“畢生只佩服中山先生一人。”這話不是恭維,而是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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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闿素來謹慎,很少推崇他人,可在孫中山面前,他卻甘愿放下身段。

1920年代,此時的上海十里洋場,霓虹閃爍,車馬喧囂。
留洋歸來的宋美齡,正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
她衣著得體,舉止優雅,無論是在哪里,都能成為焦點。
宋母倪桂珍持家有方,三姐妹各有風姿,宋靄齡與孔祥熙聯姻,宋慶齡早已是孫中山的伴侶,而年幼的宋美齡尚待良緣。
對于許多人而言,如果能與宋家結親,便意味著一步登天。
譚延闿此時已是政壇名流,三上三下的經歷讓他名聲在外,雖談不上叱咤風云,卻清望卓著。
孫中山與宋家人一度把目光投向他,覺得若能撮合這樁婚事,可謂強強相攜,親上加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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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風聲悄然傳到譚延闿耳中時,他的反應卻出乎眾人意料,反而婉然拒絕了。
他的第一任妻子早逝,臨終前留下遺言,希望他“此生不再續娶”,以免后來的繼室與兒女相處難和,譚延闿把這句話記在心里。
為了不使這一拒絕傷了彼此情面,他另辟蹊徑,認宋母為“干媽”,與宋美齡結下“兄妹之誼”。
這種處理可謂四兩撥千斤,既保全了彼此之間的交情,又不越過自己心中底線。
于是,一段本可締結的聯姻,化作了另一種方式。
譚延闿的“讓渡”卻并未止步于此,彼時軍閥混戰,列強環伺,若要實現國民革命,必須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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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應運而生,孫中山曾把目光投向譚延闿,希望他出任校長。
這個位置,幾乎影響著未來中國軍政格局,事實也確實如此。
倘若譚延闿接下,或許歷史的走向會有另一番模樣。
可他再一次選擇了退讓,他坦然承認,自己長于文教,短于軍旅,若硬要攬此大任,恐怕有負所托。
他謝絕了孫中山的好意,把機會留給了別人。
結果蔣介石因緣承之,從此借助黃埔的舞臺,迅速崛起。
他有槍、有錢,再加上宋家的鼎力支持,最終匯流成勢,走向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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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蔣宋聯姻的促成,譚延闿也在其中推波助瀾。
他一方面是宋家的“義兄”,另一方面又對蔣介石頗為看好,因而在中間撮合,最終讓這段聯姻成真。
從某種意義上說,譚延闿把兩張最具分量的王牌,宋美齡與黃埔軍校,都拱手讓出。

1925年,孫中山病逝,舉國上下如失明燈。
南北對立、軍閥割據,各方勢力,亂局如棋。
譚延闿再度被推上前臺,他先在武漢,后在南京出任要職。
按理說,彼時正是一個人可以大展拳腳、左右局勢的關頭,然而譚延闿的姿態卻愈發出人意料。
他選擇了“少作為”,甚至有人譏諷他“能不爭就不爭,能不決就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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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政壇的表現,常讓人看不透。
遇到紛爭,他往往含糊其辭;遇到棘手決斷,他更多時候是推諉拖延。
久而久之,旁人給他取了綽號,“混世魔王”“水晶球”。
前一個綽號帶著譏諷,暗指他圓滑老練,處事混沌;后一個綽號卻飽含調侃,似乎人人都想借他這只“水晶球”占卜未來,卻總看不真切。
可譚延闿自己,卻似乎并不介意。
中山先生去后,軍權、黨爭、外勢力,三股暗流交錯,稍有不慎,便會身陷漩渦,粉身碎骨。
自己所長是文教,不在縱橫沙場;若硬要逞強,結果大抵不是成事,而是誤事。
于是,譚延闿把更多心思,轉向了生活與風雅。
南京是六朝古都,亦是民國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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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坊巷縱橫,酒肆飯館林立。
他幾乎把南京的大大小小館子都走了一遍,從街頭的湘菜小館,到城西的江南名樓,他無不親自嘗試。
人們常見他一襲長衫,帶著幾位幕僚,或興致盎然點評菜肴,或信手寫下小詩。
若換作別人,或許會被譏為“不務正業”,但譚延闿卻樂在其中。
他尤愛湘菜,作為湖南人,他對家鄉的辣味、香氣懷有天然的眷戀。
每逢宴席,他必點幾道湘味小炒,再配上幾樣南京的清淡小菜。
“辣以發性,淡以養氣,二者相濟,方得其中。”
他看來,品菜亦如治政,要懂得調和,不可偏執。
正因有他的熱情推崇,湘菜在南京乃至江浙一帶逐漸聲名遠播,甚至有外地食客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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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飲食的縱情,終究帶來代價。
他嗜辣、嗜酒,往往推杯換盞,毫不節制。
久而久之,體質漸損。
到了1930年秋,他因腦溢血猝然倒下,年僅五十。
消息傳出,政壇與文壇皆為之震驚。
蔣介石等政壇巨擘均親自過問,為他擇地安葬。
最終,他被安葬在中山陵側。
雖未成就偉業,但他一生的退讓與執守,終究與“國父”并肩而眠。
陵墓前松柏肅立,風聲蕭蕭。
后人評價他,眾說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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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嘆他“無為而終”,虛擲了才名;有人卻贊他“明哲保身”,在風云激蕩的年代中保全了自我。
彼時軍閥割據、黨爭激烈,多少雄才大略之士,最后不是敗走天涯,便是血染沙場。
而譚延闿憑借自知,既不讓所長誤事,也不讓所欲累人。
或許,他的無為中,藏著一種極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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