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楊得志、韓先楚、許世友雖沒被審查，但在會上做了檢討

1971年那架飛機的墜落，在國內政壇、軍界都引起了大“地震”，原先出自四野的將領成為被重點關注的對象，各大軍區都有不小的人員變動。

當時有三位大軍區司令員楊得志、韓先楚、許世友的情況比較特殊，他們沒有隔離審查，但依然當眾做了檢討。

這就比較奇怪了，當年對涉案人員的處理都是比較重的，同為大軍區司令員的梁興初沒阻止一些內容傳播，就被撤職審查了。

楊、韓、許三人要是沒牽扯其中，不會需要檢討，但既已確定相關，為何又只需要檢討呢？

說起來三人跟林的關系都不錯，楊得志是“雙一”出身，曾長期在林麾下戰斗，建國后雙方也有過聯系；

韓先楚雖然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與林接觸不多，但他打出“旋風司令”威名時，正是在林的指揮下。

1959年的廬山他去拜訪彭老總、黃克誠，差點被人借題發揮，是林說了一句“對韓先楚的錯誤要堅決地批，同時又要堅決地保護、堅決地使用”，讓他過了關，這肯定是有感情的；

許世友戰爭年代跟林的接觸不多，長征后許世友在紅軍大學策劃“拖槍逃跑”事件，林還主張要槍斃。

但九大之后林的地位非常高，許世友也曾登門拜訪，1969年4月30日林跟許世友會面時還特意說過“講團結問題”。

那么，他們是因為私交而做的檢討嗎？并非如此，主要在于三封從北戴河搜出的信。

九屆二中全會時，南京軍區張政委最初被另一個集團攻擊，很多人覺得他不應該留在軍隊，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也持這個看法，就讓秘書李文卿幫自己代筆寫信，準備呈給中央。

當李文卿寫好拿過來給許世友簽字時，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正巧在一起聊天。韓先楚好奇寫了什么，許世友簽過字直接遞給他看。

結果韓先楚看完說這跟自己所想一致，讓許先別急著往上交，自己也去寫，到時一起交。

而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住在韓先楚隔壁，有天串門時獲悉了此事，立馬表示也參與進來。

于是，三封內容相近的信就呈遞上去。按照規定，大軍區司令員有重要工作必須向軍委及中央做書面匯報，內容會先交由林總批閱，等他批示后再送往毛主席處。

但“林辦”的葉主任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沒有往上遞，而是將信給扣了下來鎖在北戴河的住處，事情壞就壞在這里。

九一三后，時任總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負責調查涉案人員，林生前的居住、辦公地點被搜了個遍，三位大軍區司令員的信也被找了出來。

李德生看后深感為難，只好去詢問周總理該如何處理。周總理把三封信認真看完，半晌沒有出聲，然后慎重地做出決定：

這里面都沒有實質性問題，所以到此為止，概不追究，信件交給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存檔。

總理的這個做法非常明智，當時局勢敏感，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即便三位司令員并未說什么獻媚之語，但如果被人知道了，一頓借題發揮，完全可以顛倒黑白。

不要小看謠言的力量，三人成虎，到時傳播范圍一廣，中央只能進行審查。

因為涉及到的事務和人員過多，一審查往往就需要幾年時間，如此，涉案的個人和軍隊都要受到很大的影響。

當時新疆軍區、成都軍區、武漢軍區等大軍區都有人員變動，福州軍區政委也已被隔離審查，不說人心惶惶，至少已經很多人不安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能穩則穩，不宜因為一些捕風捉影之事再生動蕩。特殊年代，周總理用巧妙的方式保護過很多人，這次亦是如此。

而這三封信，后來毛主席也看過，同樣的，毛主席也認為不用嚴肅處理。楊得志、韓先楚、許世友都是深受主席信任的愛將，主席相信他們絕不會背著自己亂來。

楊、韓、許的信主要是針對南京軍區張政委，并沒有什么勾結的內容，所以主席讓他們都做了檢討，此事就算過去了。

1973年5月，毛主席接見韓先楚時，說了一段話：

路線出感情，我知道，你們對我還是有感情的。過去的事算了，以《國際歌》為界。這是希望打消韓先楚心中的疑慮，也希望韓先楚能代為傳達、打消楊得志和許世友心中的疑慮。

無論是毛主席還是周總理，都選擇用影響最小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不過三人的信也讓主席察覺到一點——林在軍中的地位太高了。

戰爭年代，林是中央主力的軍事指揮官，建國以后，他擔任過主管軍委的國防部長，可以說但凡是軍隊的高級將領，或多或少都跟他打過交道，其中的關系錯綜復雜，如何解決就是大難題。

既不能一棍子都打死，也不能任由發展變成隱患，思慮再三，主席便在1973年底來了個“突然襲擊”，在八大軍區司令員未得到任何消息的情況下，讓他們在短時間內完成對調。

在該政策下，楊得志由濟南軍區司令員調為武漢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由福州軍區司令員調為蘭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由南京軍區司令員調為廣州軍區司令員。

沒對任何人進行懲罰，同時又把人員關系動一動，這樣既不會讓人產生不滿，又可以防微杜漸，非常高明。

楊得志、韓先楚、許世友三人也很誠懇，知道自己畢竟還是“有過之人”，所以1974年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他們都做了檢討。

韓先楚還說：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到了錯誤，誠懇道歉。這個態度，得到上下的一致認可。

人非圣賢，有錯能改就是好同志，三位高級將領仍然得到中央的重用。楊得志、許世友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都負責了一條戰線，指揮大軍保衛我國西南領土安全。

韓先楚1980年自感年事已高主動辭職，但中央仍在1983年委以重任讓他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總的來說，這三位名將都比較幸運，在毛主席、周總理的保護下，避開了一場可能會被沖擊的風波。做做檢討，也沒有影響到后來的任職，這方面勝過了很多四野出身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