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導演舒淇用鏡頭與童年和解

“演員舒淇轉型導演，首度編劇、執導的半自傳體電影《女孩》獲多個國際影展認可。影片刻劃少女成長陣痛與母女的對立與理解，詩意鏡頭語言體現舒淇對恩師侯孝賢的致敬。”

▲ 電影《女孩》海報：女主角林小麗與妹妹走在曼波橋上

原文標題：舒淇導演展現侯孝賢風格　首作《女孩》回顧扭曲青春

作者：卓娉婷

舒淇導演——是的，是貨真價實的「舒淇導演」，而并非過去曾千百次被誤認為同一人的香港影評人「舒琪導演」。華語影壇舉足輕重的影后級女星舒淇，轉型當了導演。

她首度編劇執導的半自傳體電影《女孩》，在接連入圍威尼斯影展、入選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焦點單元，并在釜山國際電影節助她奪得最佳導演獎之后，終于在大中華地區全面上映。

雖然影片在中國大陸的票房并不理想（上映4天僅僅36.8萬美元入賬 ， 約260萬人民幣 ），但就這部電影來談論票房，實在是一件沒什么必要的事情。

從情緒、影像到敘事，《女孩》的許多方面都顯得「陳舊」但又純粹。

這個舒淇本人寫寫停停耕耘十幾年的故事，用最樸實的筆觸，書寫著華語世界里女性最典型的一類命運，卻同時也用她自己過去四十余年人生澆灌出的對「愛」的渴望，為屬于「女孩」的悲劇，增添了更多光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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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現對恩師侯孝賢的承諾

從恩師侯孝賢十余年前一句「要不要當導演」的詢問開始，從自己最熟悉的人物、最切身的故事出發，舒淇認真緩慢地走上了電影創作之路。她小心翼翼地揭開傷疤，卻大膽直接地展示了傷口。

▲ 　侯孝賢（左）與舒淇

《女孩》開場，主角林小麗和妹妹走在曼波橋上的場景，帶著舒淇曾在侯孝賢電影《千禧曼波》中走過曼波橋時的構圖神韻；書包里忍不住高飛的紅氣球，是女孩幻夢里最想要的那份自由，也不免讓人想起侯孝賢的電影《紅氣球的旅行》。

十年人事幾番新。如今，在這個已經沒有侯孝賢身影的電影江湖，舒淇仍是虔誠地以《女孩》兌現了對恩師的承諾：自己真的成為了一名導演。

此前的媒體宣傳中，絕大多數都免不了以「舒淇真實經歷改編」作噱頭。

舒淇本姓林，片中女主角「小麗」也姓林；舒淇母親18歲便生下她，從小令她飽受家庭暴力之苦，以至于舒淇少年時便獨自離家闖世界，而片中小麗的媽媽也是一位整日遭酗酒丈夫打罵、意外懷孕的少女母親，對小麗的教育從來離不開棍棒。

于是，許多人會自動將片中的小麗與現實世界中的舒淇劃上等號 。

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中國臺灣省基隆市，女孩林小麗在父母的毆打、爭吵、母親對自己的忽略和對妹妹的偏愛中沉默地生長，沒有笑容，也沒有眼淚。對世界，她好奇又漠然；對未來，她麻木而迷惘。

▲ 　《女孩》劇照：林小麗與李莉莉成為好友

直到一位美國歸臺名為「莉莉」的女孩出現，為小麗死寂的人生帶來了真實的喧囂。

莉莉化妝、戴蝴蝶結、講英文，會毫無懼意地對招惹自己的男同學嗆聲。她拉著小麗翹課、跳舞、看錄像帶，一起坐在男生的機車后座兜風。小麗第一次意識到，牢籠一般的家庭之外，天地原來充滿色彩；她也第一次意識到「離開」是一種選擇，也是新的開始。

事實上，舒淇表示，片中只有酗酒父親、母親在學校打了她一巴掌和夜晚躲在衣柜里的習慣來自于親身經歷，自己在生活做派上也并不像小麗般拘束，而是很樂于「帶著大家一起玩」。

但她同時也不諱言，自己從小到大如影隨形的恐懼、寂寞，并不為外人所看到。

因此，「林小麗」和她的一舉一動，更像是舒淇自我意識的投射和演繹：爸媽心情不好，就要離他們遠一點，否則就會遭殃；遇到緊急情況，便躲進衣柜里，豎起耳朵推演降臨的狀況。

內心深處，舒淇曾如林小麗一般孤單。電影里那些屬于小麗的謹小慎微的眼神、唯唯諾諾的呢喃，都源于她成長中形成的條件反射。

▲ 導演舒淇，演而優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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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兩代女性的創傷

舒淇是小麗，但不只有小麗才是「女孩」。

本片為人所詬病之一，在于「女性書寫」的「套路化」——有評論認為，家暴的父親、受傷而轉嫁傷害給女兒的母親、被雙親集體「虐待」從而無法健康成長的女兒，這樣簡單的人物設定雖然在現實中的華人社會相當普遍，但對于一部電影而言則顯得太過于千篇一律。

此外，影片對于母與女兩代女性從對立再到理解的過程，也稱不上新鮮。凡此種種，都使得《女孩》在立意和表達上顯得中規中矩而略顯「過時」。

但作為舒淇初執導筒的長篇作品，《女孩》所講述的女性代際創傷的傳遞，以及對造成這種傳遞的、來源于異性的結構性暴力的提及，依然有其寶貴的價值。

影片中小麗的母親，也是一個「一夜長大」的「女孩」：十幾歲念書時被父親教導「讀書無用」，輟學被「搞大了肚子」被父親訓斥「給家里丟人」逐出家門，走入婚姻發現對方是個酗酒成性的暴力男。

明明年紀只有30出頭卻已是兩個女孩的媽媽，因為沒有完成學業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

對于母親而言，被迫生下的第一個女兒林小麗，其存在本身就如同一道丑陋的傷疤，時刻提醒她自己的人生是何其破碎不堪而無可挽回。

▲ 9m88（湯毓綺）在《女孩》飾演命運坎坷的小麗媽媽

于是，林小麗所做的一切也變成了錯誤：影片的一個情緒爆發點，正是翹課回家后的小麗遭母親打罵，懷疑她身上所穿的時髦衣服是偷來的。小麗終于第一次駁斥母親：「對，是偷的，什么都是偷的，我也是你偷情偷來的！」

事實真的如此嗎？從影片埋藏的暗線不難推斷，小麗母親因為遭人強奸或意外懷孕遭棄，被趕出家門后才與后來的丈夫相識，小麗并非是母親婚后「偷情」所生下的孩子。

而這一頂「偷情」的帽子，其實來源于小麗母親所嫁的男人、她的「爸爸」的敘述。

作為一個一事無成的酗酒男，「爸爸」只有在面對小麗母親時才充滿男性的雄風。

他肆意地使喚這個在他看來一文不值的女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除了因為他是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更因為他以「小麗母親偷情」為名，將自己抬上了「包容出軌」的道德至高點，而將本就受到男性戕害的小麗母親釘在永恒的恥辱柱上。

當觀眾恍然大悟「偷情」原來只是被建構出的罪名時，才更能理解小麗和母親二人悲劇的荒謬。

男性作為擁有更多話語權的「一家之主」，除了可以憑言語為女性「定罪」，也可以讓女性在潛移默化的日常中接受自己「有罪」的設定，將另一位無辜的女性（女兒）視為「罪惡之果」，大肆加以迫害。

▲ 邱澤在《女孩》飾演酗酒爸爸

更諷刺的是，小麗母親對小麗的情感并非單純的「恨」，更是一種不愿讓女兒重蹈覆轍的沉重的「愛」。

母親早年輟學，所以她要求小麗和妹妹一定要以讀書為重，也因此在發現小麗翹課之后大動肝火；她因意外被「搞大肚子」，所以更擔心女兒夜不歸宿釀成意外，在小麗憤而離家后四處尋找。

但可悲的是，小麗的母親從未于成長中習得「愛」的能力。

她從未真正掌控過自己的命運，而那些「掌控」過她生命的男人呢？父親視她為家族的恥辱，小麗生父當她是「發生肉體關系」的對象，后來的丈夫則視她為「骯臟」的存在。

沒有人珍惜過她，或是教會她如何愛一個人，于是她只能用學來的錯誤方式，痛苦而分裂地一邊恨、一邊「愛」著小麗：打罵她、羞辱她，以及像自己的父親趕她出家門一樣，將小麗送去其他家庭生活——即使她的動機是「這樣你（小麗）會過得更好」，即使這是一種以愛為名的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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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無法彌合心靈傷口

《女孩》或許傳統，但卻真誠得令人不忍苛責。它忠實地刻劃著施暴的男人、受辱的女人、無辜的孩子，雖然這樣會被如今的觀眾批評「以女性遭受的暴力為奇觀」。

▲ 導演舒淇（右一）在拍攝現場，給演員講戲

但在這些「弱者受害，揮刀向更弱者」的暴力循環中，流露出的卻是創作者的一種寬容：她對愛無能的母親報以理解，將鏡頭對準「送走」后母親掙扎而擔憂的眼神；她給受家庭暴力所害的女孩以希望，讓「被拋棄」而離家的小麗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這或許也正是過盡千帆的舒淇凝練出屬于她本人的人生智慧：人到中年，她活出了真我，也理解了母親。

但理解不是原諒。在接受中國大陸媒體訪問時，舒淇表示自己如今仍會不時與父母相約吃飯見面，但她深知和母親之間「不是那種可以挽著手一起逛街的關系」。

幼時產生的距離感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消失，正如受傷后愈合的傷口，仍會在某個陰雨天突然隱隱作痛。在影片的結尾，長大后的小麗回到家中，彼時「爸爸」早已離世。

面對上了年紀的母親一句「你現在過得好就好了」的感嘆，小麗卻落下淚來，輕聲問道：「你有想過這些年我是怎樣過的嗎？」即使是母親和女兒這樣一對融合了血緣和性別的天然同盟，在歷盡磋磨之后，也依然是行走在無法同歸的殊途上，留下的只有無言的苦澀。

本文刊載于亞洲周刊2025年第45期

文章與雜志內容相比有刪節

策劃：邱立本

編輯：田志豪

審核：宋陽標

出品：香港 亞洲周刊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