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騎手的“養老賬”，究竟應該怎么算？

理解騎手群體內部的巨大差異，需要政策具備足夠的靈活性和包容性，也需要社會公眾對此抱有一顆平常心，將騎手視為數字經濟時代，一個正常的、正在不斷發展完善的新興職業。

作者 | 段念

題圖 | IC photo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們是一群最熟悉的陌生人。電驢、頭盔、保溫箱，是他們的標準配置，以此構成了城市運轉的“毛細血管”。在他們之中，有曾經的創業者、寫字樓里的白領，也有自己開過小店的店主。如今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外賣騎手。

這個職業以其獨特的“靈活性”，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就業者。它意味著自由的工時、按勞計酬的即時回報，但也曾伴隨著關于職業保障的長期探討。對于騎手們而言，有人視這份工作為短暫的過渡，也有人以此為穩定收入養家糊口；有人靠這份工作在城市里站住了腳跟，也有人在開始規劃未來的養老與子女教育問題。作為社會的觀察者，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外賣騎手的構成如此復雜，需求又如此多樣，究竟應該如何保障他們？

據不完全統計，到2025年，外賣騎手的數量大概已經超過了一千萬，而關乎這個龐大群體未來保障的探索，也在今年進入了新階段，越來越多的平臺在積極探索“保障”之道。

10月27日，美團兌現承諾，宣布將“養老保險補貼”覆蓋全國騎手，向所有類型騎手開放。聽上去像是一個“福利從天而降”的消息，但為此美團已經探索了五年，只不過現在才正式“交卷”。在騎手與平臺“若即若離”的復雜關系之下，正確理解這一舉措的意義，變得更有必要了。

對此，《新周刊》與三位身處不同人生階段的外賣騎手聊了聊，他們的選擇與糾結，或許正是這個時代“靈活就業者”最真實的畫像。

眼下的踏實、未來的保障，

哪個更重要？

外賣騎手這個職業，本質上是一場關于“靈活性”的交易。從業者用高度的自主性換取時間自由和即時收入，平臺與行業要解決的，是如何為這種靈活性匹配上同樣靈活、可選擇的保障。

在廈門市某站點擔任騎士長的徐兵兵，人生履歷很豐富，曾在四川經營蛋糕店年入數十萬，也經歷過炒股失敗、創業受挫。如今，他選擇在美團騎手的崗位上安定下來。

“我把所有的積蓄在這里（廈門）落戶了，不敢再去冒風險了。”徐兵兵向記者坦言，驅動他追求穩定的，是肩上沉甸甸的家庭責任，是每個月5500多元的房貸，以及兩個孩子的教育支出。

對于像他這樣的騎手而言，社保遠不只是養老，更是一張在城市扎根的“入場券”。為了能讓孩子就讀公立學校，徐兵兵除了貸款在廈門買房，還需要通過在工作單位參加社會保險的方式，來獲取積分。但因經濟壓力，他也曾被迫中斷了四五個月的社保。聊到“養老保險”作為一份對自己未來的保障，他笑了笑說，暫時沒想那么多，只是想把眼前的問題先解決了。

外賣騎手在雨天送餐。（圖/圖蟲創意）

吉林的一位女騎士王笑，是一位單親媽媽。她從曾經的家紡店店主，經歷了人生的轉折，到后來成為外賣騎手。她用了五年時間在這個行業里站穩腳跟。如今，她已經靠著自己的拼勁，成為了站點的副站長，。到了40歲的年紀，一個現實問題擺在她面前：養老。

“干到這個年紀，他們都說我歲數也快到了，要不重新找一個有五險一金的活。”王笑回憶道。她清楚地算著一筆時間賬：女性退休時間延遲到了55歲，“如果再不交的話，有點不太趕趟了。”然而，就在她考慮是不是要換份工作的時候，聽聞美團可能要給大家辦養老保險了，她才決定“再等等看”。讓她感到慶幸的是，還真的說來就來了。

王笑告訴記者，在她的站點有58名騎手，大家的年齡和想法各不相同。年輕騎手可能更關注沒單的收入，以及每天實際到賬的現金，而像她這樣步入中年的騎手，則不得不做長遠的打算。這些因年齡、家庭狀況而產生的需求分化，其實是騎手群體復雜性的真實縮影。

曾在七匹狼、比亞迪等“大廠”工作過的羅小圣，則代表了另一種典型心態。為了享受騎手工作的自由，他放棄了朝九晚五的“體面”工作，甚至起初也對社保這類長期投入心存疑慮。

“之前沒有在意那么多…感覺交了（社保）像是浪費一樣，”羅小圣坦誠地說，“舍不得這一個月1000多塊錢，感覺放在自己口袋里會更踏實一點。”

三位騎手，三種不同的人生階段和選擇，其實也是騎手群體保障需求多元化的一部分。然而，關于“養老保險交不交”的問題，絕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判斷題”，而是一道關乎個人規劃與現實權衡的“選擇題”。

一張包容多樣需求的“柔性安全網”

可想而知，面對復雜的需求光譜，任何“一刀切”的方案都可能失效。

外賣騎手這一職業，帶有典型的靈活就業特征，過渡性強、流動性強，如果按照過去“二分法”（要么全職，要么自雇）下的“五險一金”給交社保，將強行把所有騎手綁定在一個固定的平臺上，既不符合所有騎手的實際需要，也導致騎手和平臺負擔的成本過高。

徐兵兵為自己算了一筆最直接的賬：在廈門，個人繳納養老保險大約需1200多元，美團補貼500元后，他只需承擔700多元。在他看來，“壓力是小了一點”，這筆補貼讓他在減輕家庭開支的同時，好像也可以繼續為未來的保障進行投資。

據了解，美團采取的是“先繳后補”的模式，并非強制，巧妙平衡了不同騎手的多方需求，至少是尊重了騎手的自主選擇權。正如徐兵兵觀察到的，“有些20多歲的小伙子，沒有成家，他們就不想花這個錢，也能理解。”但不得不說，這一舉措通過真金白銀的補貼，也幫助那些有長期保障需求的騎手降低了參保門檻。

政策的落地，需要一個建立信任的過程。王笑作為副站長，則親身經歷了這個過程。“我們等餐閑聊的時候，也討論過這個事。有一些人在觀望，想看一下這個政策到底是不是真的”，她說道，“等到參加試點的騎手收到補貼到賬的消息，大家討論的風向就變了。”

徐兵兵（左）和羅小圣（右）向記者展示他們手機里收到的補貼信息。

除了養老保險，這張“安全網”還有其他維度。王笑提到，在美團，女騎手有免費的體檢和“兩癌篩查”。在冬天的東北做騎手比較“遭罪”，站點會為騎手準備暖寶寶、奶茶等關懷物資。這些看似細微的福利，共同構成了一個更具溫度的工作支持系統。

在廈門跑外賣的羅小圣，6月份就有資格參保，但是他一直猶豫到9月份。他也坦誠地分享自己的顧慮：“以前總覺得這是一份臨時的工作，如果養老保險交完之后又斷交的話，交出去的錢就搭進去了。”后來他之所以也轉變了觀念，是因為他發現這個保障體系真的“貨真價實”地建立起來了。因為就在前幾天，美團率先將社保補貼的范圍擴大到全國，數百萬騎手都被納入，羅小圣覺得“現在真的實施了，還是挺了不起的”。

對羅小圣而言，有了養老保險，跑外賣更像一份“正經工作”了。養老保險的落地，極大地提升了他的職業認同感，同時也打消了他的身份焦慮。對于美團其他很多福利，他也表示很認可，比如下雨天的激勵紅包，跑完多少單，就可以拿到獎勵，“其實很好完成，相當于是補貼了。”

一場關乎上千萬人生計的平衡術

自從數字經濟成為我們生活方式的主流，如何保障數億靈活就業者，儼然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難題。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卡車司機、保安保潔等群體，都面臨著相似的職業保障難題。

這其中，外賣騎手獲得的關注度尤其高，外賣平臺則承受了相對更多的罵聲。外界有觀點認為，騎手保障欠缺應歸責于平臺。

但事實上，就如我們在前文探討的，現實遠比想象復雜。公眾預期和現實制度存在一定的認知差——給數百萬騎手繳社保，必然面臨“低費率、保障全、大規模”的不可能三角。有平臺選擇低費率、保障全，放棄規模，也有平臺選擇低費率、大規模，代價是減少保障的力度。這是任何一個平臺在算完“經濟賬”之后，必然面臨的矛盾。

美團試圖將盡可能多的騎手納入保障，邊挨罵，邊探索。這個過程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先試先行，逐步推廣”。

據了解，美團的嘗試最早可以追溯至2021年，當時美團參與了人社部提出的“不完全勞動關系”，也就是“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探索，率先試點解決騎手的“工傷保險”，即“新興職業傷害”保障，至今已為超過1300萬騎手繳納保費超過20億元。可以看出，這是外賣騎手社保試點的第一步，隨后才是被大眾高度關注的養老保險。

騎手正在送餐。（圖/IC photo）

2024年，美團在人社部指導下，形成了“五險一金”之外的新型方案，2025年上半年開始在部分城市啟動“參保補貼”試點。同期，京東外賣也開始為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隨后，餓了么平臺跟進。在各平臺的合力之下，外賣騎手社保這一話題在2025年獲得了空前關注，騎手的職業保障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2025年也被稱為騎手的“社保元年”。

如今，“試點”半年下來，徐兵兵、羅小圣作為騎士長，出于對隊員負責的考慮，也會提醒大家認真考慮社保的福利，但他們也理解年輕隊員的選擇。王笑會勸說身邊跟她同齡的，身體不是很好的同事參保。但即便認為“這是一份保障”，她也不會強求。

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是，為數百萬流動性極大、勞動關系特殊的騎手建立保障體系，面臨著巨大的復雜性。然而，美團的“參保補貼”模式，可以看作是在現有政策框架和現實約束下，找到的相對最優的解決方案。一步到位的“最優”或許并不存在，但是為了覆蓋面更廣，首先解決了“從無到有”的問題，比如讓像徐兵兵、王笑這樣的確有需求的騎手能被保障起來。其未來所產生的“靈活性”和“規模效應”的價值，或許將意義重大。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構成復雜、需求多樣的外賣騎手，究竟應該如何保障？

答案，或許就在于理解騎手群體內部的巨大差異，需要政策具備足夠的靈活性和包容性，也需要社會公眾對此抱有一顆平常心，將騎手視為數字經濟時代，一個正常的、正在不斷發展完善的新興職業。

當徐兵兵不用再為社保斷繳而焦慮，當王笑能安心規劃自己干到退休的路徑，當羅小圣感受到了“更像一份正經工作”的尊嚴時，我們或許能看到，這條在靈活性與保障性之間尋找平衡的道路，雖然復雜，但值得期待。

這場關乎上千萬人生計的平衡術，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