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招兵大家踴躍報名，國軍招兵只能靠拉壯丁，為什么會這樣？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當年10月3日，為了發動群眾，擴編作戰部隊，八路軍120師359旅旅長王震派劉道生、陳宗堯帶領300余人的戰地救亡工作服務團，來到河北省平山縣洪子店村招兵，擴充兵員。

誰也沒有想到，八路軍一聲號令，大批平山農家子弟踴躍參軍。在報名參軍的隊伍里，有的是父子兵，有的是兄弟兵，有的全家上陣，甚至出現了親戚排。這就是說，一個徘里大部分都是親戚。

八路軍

短短33天，共計有1700多名平山青壯年相繼加入了抗日隊伍。他們絕大多數都編入120師359旅718團，首任團長陳宗堯。這支由清一色平山子弟組建的部隊，被親切地稱為“平山團”。

抗日戰爭時期，平山團英勇奮戰，屢建戰功，被聶帥譽為“太行山上鐵的子弟兵”。子弟兵，這個人民軍隊的代名詞，就出自平山團。

除了120師，八路軍其余部隊，以及后來成立的新四軍，都是通過宣傳抗日救國理念、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改善民眾生活等一系列措施，激發廣大青年的參軍熱情。

在抗日根據地，出現了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參軍的感人場景，形成了自愿參軍、保家衛國的社會氛圍。

這種基于政治動員的志愿兵制度，雖然征召規模相對有限，但確保了兵源的質量和穩定性。新兵入伍時通常已具備一定的政治覺悟，對戰斗目的有清晰認識，這為部隊戰斗力的維持和提升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時，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強調官兵平等、軍民一家的原則，盡管物資條件極為艱苦，但通過民主管理和政治教育，維持了相對穩定的軍隊構成。

但是，在國民黨部隊里，招兵情況就截然不同。

根據1933年頒布的《中華民國兵役法》，國民政府明確規定18至45歲男性公民有服兵役的義務，試圖建立現代兵役制度以應對國防需要。然而，這一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偏差，暴露出深刻的系統性腐敗。

在基層，保甲長等執行者往往利用職權進行尋租，富裕家庭通過賄賂手段使子弟免于征召，而貧苦家庭則成為征兵的主要承擔者，形成了“有錢出錢、無錢出入”的不公局面。

壯丁

隨著抗戰全面爆發，兵員需求急劇增加，征兵規模迅速擴大。

據統計，自1937年至1945年間，國民政府名義上征召的壯丁總數超過1400萬人，然而實際抵達前線參戰的兵員不足400萬。這一巨大差距背后，揭示了兵員輸送和管理體系的嚴重缺陷。大量壯丁在長途押送過程中面臨極其惡劣的條件，食物短缺、醫療衛生保障缺失、管理粗暴等問題普遍存在，導致死亡率居高不下。

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官員還將壯丁視為牟利工具，出現了倒賣壯丁、克扣糧餉等腐敗現象，進一步加劇了兵員的非正常損失。

根據抗戰期間曾任兵役機關骨干幕僚的萬金裕的回憶，四川省自1939年正式推行“適齡壯丁抽簽”征兵制度以來，由于基層執行過程中舞弊叢生，加之壯丁在征召、押送途中常遭虐待，致病、致死情況嚴重，導致民怨不斷積累，最終引發多起大規模社會動蕩。

1939年夏季，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就因征兵不公與壯丁待遇惡劣，爆發了規模可觀的民變，民眾以激烈方式表達對役政腐敗的憤慨。

這一矛盾并未隨時間消解。至1941年夏季，在廣漢、中江、金堂等縣，再度因役政舞弊問題激起民眾強烈反抗，爆發了又一次民變。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深刻反映了當時兵役制度在基層的扭曲執行已嚴重動搖民心，不僅加劇了社會內部的緊張局勢，也從側面削弱了抗戰大后方的穩定與凝聚力。

電影《抓壯丁》劇照

為整頓基層兵役積弊，國民黨政府軍政部于1941年建立兵役視察制度，派遣訓練過的視察員分赴各地。1943年12月，四川榮威師管區便迎來這樣一位視察員。他訓話時姿態嚴正，宣稱代表軍政部而來，鼓勵士兵“有苦訴苦、有冤鳴冤”，并保證將嚴肅處理一切違令問題。

然而，這番慷慨陳詞最終被證明是一場精心安排的表演。據當場記錄，全連超過90%的新兵均有冤屈，他們聲淚俱下地陳述：大部分人是被攔路強拉的壯丁；有的因鄉鎮保甲貪污受賄、移花接木而被騙入伍；甚至還有兩名年僅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因假期回家不幸被強行抓來。

這場看似撥云見日的申訴，并未帶來任何公正。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此后不久，該榮威師管區與榮縣縣政府竟因“兵役工作顯有成效”而獲得了上級的傳令嘉獎。這一結果，使視察制度淪為了對腐敗現實最尖銳的諷刺。

不僅如此，在國民黨軍隊中，由于官僚體系腐敗和管理制度不健全，普通士兵常常面臨被克扣軍餉、虐待和忽視的處境，這進一步影響了部隊士氣和戰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