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暴漲原因：又一歷史被長期誤讀，清史果需重新審視

長期以來，談及清朝歷史功績，人口暴漲往往是必談話題之一。

清朝官方記載：順治八年丁口僅 1063 萬，雍正十二年丁口為 2735 萬，乾隆六年人口1.4億，道光14年(1834年)人口4.1億。其中，所謂“丁口”是指納稅成年男子，乾隆六年清廷將統計對象由“丁”為“口”，統計的是全部人口。

以清朝官方史料看，清朝人口肯定是暴漲，因為順治八年成年納稅人口為1063萬，那么整體人口就大概5000萬左右，從0.5億到4.1億，就暴漲了8倍左右。

200年間，8倍漲幅，肯定屬于暴漲。既然暴漲，那么就有必要探究一下背后的原因。過去，清史學者給出的結論，主要是“康乾盛世”、“永不加賦”、“攤丁入畝”、“高產作物”等結論，即偏向于清政府統治下的人口奇跡，是清朝皇帝的功勞。那么，這些分析正不正確呢？不妨看看以下兩個少為人知的歷史，其中就蘊含了清朝人口暴漲的秘密。

其一，晚明人口真實數量

想要搞清楚清朝人口暴增奇跡，顯然有必要搞清楚明末清初真實人口情況。

關于明朝人口，明清官修史書記載的數量，大概只能用“匪夷所思”來說明。

文獻記載，明初1381年5987萬，1479年為7185萬人，1506年為4680萬人，1626年為5165萬。這樣的人口記載可不可信？當然不可信，因為這些人口數據是“在冊”數據，與交稅掛鉤的數據。

比如，明初時杭州統計是xx人，要交多少稅，整個明朝時交稅份額基本沒有變化。如果上報人口變多，那么杭州是否要多交稅？如果上報人口大致沒有變化，那么杭州就不需要多交稅。

所以，學者何炳棣評價說：明朝最初統計的是“自然人”，然后變為“納稅人”，再變為對以人口形式計量的納稅份額的統計，本質上已經不再是人口統計了。

因此，明朝才是真正的“永不加賦”，在冊人口與實際人口嚴重脫節。問題是，晚明人口實際又有多少呢？

現代學者根據明朝各地地方志中的人口變化記載（比如《嘉靖夏津縣志》記載洪武二十四年687戶、4279口，嘉靖十年3697戶、39155口），時人對明朝人口相關事宜變化記載，通過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及明朝政局變化等，最終估算明朝人口數量，相關結論如下。

關于晚明人口，1993年學者葛劍雄和曹樹基有過詳細分析，即：1600年明朝人口為2.05億，并且明確指出“存在一個更高的數字也在意料之中”。

除了葛曹之外，何炳棣、普林斯頓大學馬丁黑德拉等都有明朝人口分析，其中何炳棣認為1600年明朝1.5億以上，馬丁黑德拉認為1600年明朝或2.3億或2.9億。此外，還有統計認為超過3億。

到1630年時，相比1600年應該又有所增長，當時人口應該更高。以葛曹數據為基礎，估計會增長到2.15億-2.25億。

清軍多次入關，導致人口銳減，現在估計大概在0.7億-1億之間，即應該還剩下1億多。同時，明朝雖亡，但2億以上人口的經濟基礎還在，為清朝人口恢復到2億以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因此，清朝人口不是真的暴漲，是低估了最初基數，也低估了明朝奠定的經濟基礎。如果將明朝真實人口考慮進去，那么清朝人口實在算不上“暴漲”兩個字，相反與同期歐洲各國人口普遍翻數倍相比，清朝實際上可能是阻礙了人口增長。

其二，增長的人口吃什么？

晚明人口究竟多少，雖有上述學者等的估算，但不管如何估算，相比之下清朝人口的確出現增長。但問題是，1581年明朝官方登記耕地為7.85億畝，養活相應人口，但清朝到乾隆年間耕地面積才超過這一數據（當時人口3億），那么增長的人口吃什么呢？

談到這個話題，有人會認為是美洲高產作物的推廣，但這個回答不夠完整，接下來看看清朝增長的人口吃什么。

首先，玉米

最遲嘉靖年間，明朝引進了玉米，1555年的《鞏縣志》中記錄“玉麥”，1560年的《平涼府志》中記錄“番麥，一曰西天麥”。當然，學者萬國鼎等認為1511年《正德潁州志》中提到“珍珠秫”就是玉米。

引入之初，由于玉米除了高產之外，還有一個特點是不挑地方，生命力頑強，所以當時主要種植在邊邊角角或山區，兩年三熟主要還是小麥-豆類或小麥-粟米。

但在部分地區，玉米已經成為種植主力。明朝《陜西漢南續修郡志》載： “數十年前，（漢中府）山內秋收，粟谷為天莊，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也就是說，經過探索之后，部分地區出現玉米大規模替代傳統作物的現象，于是出現麥-玉米復種（見下文解釋）。

清朝時期，麥-玉米復種規模進一步擴大，讓底層百姓多收不少糧食。不過，小麥和玉米都是耗地作物，長時間連續種植會耗盡地力，所以通常是玉米大豆間作，玉米與馬鈴薯、蠶豆、油菜等間作。

由于玉米高產，于是逐漸成為清朝百姓主糧的重要補充，北方尤其盛行“棒子面”。雖然棒子面粥清湯寡水的還剌嗓子，長期吃對身體也不好，但總歸是食物，還可以在里面加一些野菜、地瓜等做成窩窩頭，用以維系生命體征。

除了玉米，還有紅薯，引進推廣在明朝，比如徐光啟上書推廣紅薯，清朝后進一步普及，也是明朝栽樹、清朝乘涼。玉米和紅薯都能高效利用土地，讓邊邊角角的一些土地也能種糧食，這是清朝底層活命的關鍵之一。

不過，玉米、紅薯雖然高產，但對人口增長的影響，實際可能沒有那么大。李昕升教授《美洲作物與人口增長——兼論“美洲作物決定論”的來龍去脈》中指出：直到20世紀30年代，玉米、番薯在作物中所占比例，無論是面積還是產量，都并無巨大優勢。因為，1914—1918年，玉米與薯類（包括番薯、土豆和中國本土芋頭等）種植面積占全國總耕地7.2%，合計產量占糧食總產量約為7.67%，民國如此，清朝只會更低，因此它們對清朝人口增長影響應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復種

但光靠玉米紅薯還不行，因為清朝稅收遠高于明朝，甚至因為白銀與銅錢匯率高于明朝，而百姓要先將銅錢換成白銀才能交稅，所以導致清朝百姓實際稅負或數倍于明朝。故而，還需要進一步提高糧食收入，而這就需要“復種”技術。

所謂“復種”，簡單的說就是一年兩熟、兩年三熟等類型，比如華北地區采用小麥-玉米二熟制，長江流域推行麥-稻輪作。在今天看來，復種司空見慣，但在古代卻要經過漫長時間的探索，而且還要探索復種什么最適合最劃算。

在明朝中后期，北方農業出現兩大變革：一則小麥在主食中地位超過粟米，小麥高粱種植面積超過粟，前兩者產量要超過后者；一則兩年三熟制，即八月播種冬小麥、次年五月收獲，五月播種明朝時改良的夏播豆類（可供選擇的優質復種品類很重要，明朝之前早有復種，但缺乏相應品類，最終收獲就不能最大化），同時豆類根瘤固氮，可以固肥，利于冬小麥。

小麥畝產超過粟，又再復種大豆，于是兩年三熟的收獲，就遠超之前的一年一熟，也超過此前其他品類兩年三熟。曲阜孔氏檔案《順治九年紅廟莊地畝谷租草冊》記載：本莊“共麥地一頃二十三畝四分九厘，共該麥八石三斗一升，共該豆八石三斗一升”，豆麥各半。

當然，小麥-豆類成為兩年三熟主力，但部分地區還是小麥-粟米復種，這需要因地制宜。

明朝中后期出現冬小麥-豆類復種的兩年三熟（天工開物等明朝書籍中對此有所記載），后演變為小麥-玉米等，清朝時進一步普及，即明朝為清朝人口增長奠定了又一農業基礎。

綜上，所謂清朝人口“暴漲”，一則因為人口基數高和明朝已經留下2億以上人口的經濟基礎，一則因為明朝已經探索出更大收獲的復種模式，和引進推廣了玉米這一高產作物（有改變作用，但影響沒有過去想象的那么大）。總之，明朝打下了清朝人口“暴漲”的基礎。

過去，將清朝人口暴漲歸于康乾盛世、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歸于清朝皇帝的英明領導，顯然是值得商榷的。據此，清朝的這一歷史敘事顯然值得重新審視，因為既不符合客觀事實，也不符合唯物主義的人民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