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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室翱
編輯:潘利恒
本文由長青研究社原創出品
傍晚六點,上海人民廣場。音響一開,《最炫民族風》的前奏剛起,廣場上瞬間聚集了上百位阿姨。隊形整齊,動作統一,氣場兩米八。整齊劃一的舞步中,有人正在經歷人生中最有活力的第二春。
這是中國才有的風景。在東京的澀谷、首爾的江南,你看不到這樣的場景。日本大媽選擇去Curves健身房,韓國大媽選擇去瑜伽館。唯獨中國大媽,集體涌入廣場,用舞步改寫了自己的人生后半程。
這個現象有多普遍?根據數據,截至2023年,中國廣場舞參與人數已超過1.2億,年齡結構以50后、60后女性為主,占比高達97%。年齡段大多是出生于20世紀50、60年代的女性,現齡55歲~67歲之間,其中女性占比95.6%,78.8%是家庭主婦或退休人士。這個數字背后,是一個從未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獨屬于中國的社會奇觀。
市場規模呢?到2016年底,國內外共形成了約1億級的"大媽市場"。而市場規模已經達到萬億級。這是由服裝、音響、旅游、培訓、社交電商等整個生態系統構成的。
為什么會這樣?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廣場舞本身,而在廣場舞身后的1億個女人的人生故事里。
要理解為什么廣場舞只在中國爆發,必須回到時代背景。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城市正在經歷從"熟人社會"到"生人社會"的深刻轉型。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重構。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生活在單位、社區等緊密的集體框架內。單位是你的世界,鄰居是你的朋友,生活的每個環節都在集體中進行。但改革開放后,這一切改變了。人口流動加速,傳統的血緣和地緣關系被打破。人們從單位中脫嵌出來,成為城市中的陌生人。
這恰好是1950-1970年代出生的中老年女性成長的時代。廣場舞女性群體主要以40歲到65歲女性為主,大部分擁有集體生活方式的歷史記憶。她們經歷過大躍進時代,經歷知青上山下鄉,腦袋里烙下了"團體行動"的烙印。更具體地說,這個群體在改革開放之前,甚至連居住環境也是集體化的(四合院、老弄巷等)。她們很早就被灌輸了集體主義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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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即夢AI
關鍵的是,這一代人中很多是職業女性。改革開放后,中國女性走入職場,成為社會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退休的那一刻,她們都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價值。但退休后,這一切突然結束了。子女長大了,工作也結束了。她們忽然發現自己從社會的中心被推到了邊緣,失去了工作賦予的角色和身份。
空巢問題加劇了這種孤獨。子女在其他城市,偶爾回家。老伴陪在身邊,但兩個人坐在家里能說什么?電視、家務、晚年生活的虛空。由于失去了集體和家庭等的庇護,中老年女性在獲得自主性的同時也面臨著新型社會結構的不確定性和社會風險,孤獨感日益增長。
廣場舞就在這樣的時刻出現了。它不只是一項運動,更是一個解決方案:把散落在城市各處的陌生老人,重新組織成一個有集體認同感的群體。這本質上是在重建因城市化而消解的集體感——就像年輕時在單位里一樣。
廣場舞對本地人而言具有再造社會主義集體生活與關系的功能,廣場發揮了類似單位社區的作用;對外地移民而言,廣場舞有助于重建因遷移而斷裂的社會關系網絡,廣場具有類似鄉村社區的功能。
這是日本和韓國沒有廣場舞的根本原因。日本有完善的老年人福利體系、健身房文化、社區服務系統。老年女性有多種選擇。而且日本文化強調個人隱私,不需要在公共廣場進行展示性的集體活動。韓國亦如此。相比之下,中國的廣場舞參與者,本質上是在尋找一種消失了的東西——集體認同感。而這種認同感在西方社會從未真正存在過,所以也就不會"回歸"。
當城市化的孤獨與集體主義的記憶相撞,廣場舞就成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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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前面解釋了廣場舞為什么在社會層面誕生,那么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為什么每一個個體都會選擇加入廣場舞?
理解廣場舞,不能只從健身角度看,更要從身份建構的角度看。
中老年女性這一群體通過廣場舞有效實現了身體展示、"集體"意義的編織及群體互動的分層效應。廣場舞日益成為婦女群體表現自我及社會關系重構的舞臺。換句話說,廣場舞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向社會宣示:我沒有被社會遺忘。“我還活著,而且活得很有活力。”
一位退休教師說過一句話,道破了廣場舞的本質:"我不是為了跳舞來的,我是為了這個氛圍。大家一起動起來,那種感覺特別好,就像年輕時候跳忠字舞。"這不是在懷舊,而是在重建認同。
在廣場上,她們重新獲得了價值感。她們可以是領隊,可以是編舞者,可以是某支隊伍的"明星"。很多女性通過廣場舞的參與,精神與性格發生了內在轉變。一位60歲的退休工人說:"跳舞以前,我非常內向。跳舞以后,我開朗了不少。很多朋友說跳了這個舞以后,覺得我的性格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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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浪新聞
這種變化來自哪里?來自被看見。
在家里,她們是隱形的。做飯、打掃、帶孫子,沒有人會注意到她們的存在。但在廣場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她們身上。那些年輕的過路人停下來看,那些坐在旁邊的老人看,那些孩子看。這一刻,她們重新被世界承認了。
這正是為什么中國大媽不選擇去健身房。Curves說:"來我們這里,你可以在私密安全的空間鍛煉,不用擔心被人看到。"這在日本是賣點,在中國是障礙。中國大媽要的不是隱私,而是展示;不是"只我一人"的空間,而是"我們一起"的舞臺。
學術界對此有個判斷:廣場舞可以視為集體主義文化在當下的回歸。中國人本就有著集體活動的自覺意識和固有習慣。集體舞是長久以來我國勞動群眾歌詠生活、表達情感的一種藝術形式。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掀起的秧歌運動,1951年《第一套廣播體操》的推廣,改革開放后交際舞、迪斯科的風行,都沿襲了這個傳統。
廣場舞不是新生事物,而是一種歷史的回響。是那些經歷過集體政治、集體生活的一代人,用身體喚回了記憶。
更深層的是,廣場舞是當代中國底層民眾自發的文化選擇,一種告別個體娛樂、重返集體主義的文化與表達形式。底層民眾無法和精英階層在公共媒體平臺上平等地分享話語權,廣場舞成為了她們最直接的聲音。
所以,當有人嘲笑廣場舞時,他們實際上是在嘲笑一個群體對于歸屬感的渴望,嘲笑一個群體對"被看見"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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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廣場舞是免費的,那萬億市場從何而來?答案是:免費的是跳舞,收費的是一切周邊。
創業者們早就盯上了這塊蛋糕。從2015年開始,無數創業公司涌入廣場舞賽道,試圖把1億大媽變成萬億鈔票。
硬件賽道有廣場舞音響、服裝、鞋子、道具。一臺專業的廣場舞音響,價格從幾百到幾千不等。服裝更是消費大頭,很多舞隊會定制統一服裝,一套下來200-500元。內容賽道有APP、教學視頻、編舞服務。糖豆、就愛廣場舞等APP獲得千萬級融資,試圖做廣場舞界的"抖音"。培訓賽道有舞蹈教練培訓、領隊培訓、裁判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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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糖豆app主頁
一場全國性的廣場舞比賽,光報名費就能收入數百萬。旅游賽道則是"廣場舞旅游團"成為新興業態,到某地跳一場舞,然后順便旅游。一個團幾十人,客單價3000-5000元。還有社交電商,利用廣場舞社群賣貨,從保健品到日用品,轉化率驚人。一個500人的舞隊,就是一個天然的銷售渠道。
2023年,僅廣場舞服裝市場的規模就超過了200億元。如果算上所有衍生產業,千億規模輕松達到。但這只是看得見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廣場舞創造的萬億級市場規模,完全來自自發的、去中心化的、民間的經濟活動。
但這門生意有多苦澀:所有廣場舞創業者都面臨同一個難題:免費的東西,怎么收費?
大媽們習慣了免費,一旦要掏錢,立刻警惕起來。糖豆APP曾試圖推出付費會員,結果遭遇大量用戶流失。就愛廣場舞想通過直播打賞盈利,發現大媽們只看不打賞。曾經風行日本的Curves健身房進入中國市場后,因為完全無法理解中國大媽的真實需求,最終全面撤離。
更致命的是,廣場舞的去中心化特性讓商業化變得極其困難。沒有統一的組織,沒有權威的平臺,沒有固定的場所。每個舞隊都是自治的,每個領隊都是獨立的。你很難像健身房那樣,圈住用戶,然后收費。即使偶爾有人愿意付費學新舞,學會了就免費教給其他人。知識產權?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悖論:廣場舞市場規模巨大,但商業化程度極低。
大部分創業公司最終的結局是:融了幾輪資,燒了幾千萬,發現無法盈利,然后悄然消失。從2015年的風口到2019年的一地雞毛,廣場舞創業潮留下的只有教訓:你無法用商業邏輯改造一個由情感需求驅動的社會現象。
真正賺錢的,反而是那些傳統的生意:賣音響的、賣服裝的、賣旅游產品的。他們不試圖改變廣場舞,而是順應它的邏輯。他們明白一個道理:廣場舞滿足的不是一個"需求",而是一個"渴望"——對集體歸屬的渴望。
如果把廣場舞商業化,把它搬進室內健身房,加上月費和教練,它就不再是廣場舞了。它失去了靈魂——那個讓1.2億女性趨之若鶩的靈魂:免費、開放、去中心化、充滿人情味。
學術研究表明,廣場舞本質上是個體化時代的群體性興奮——在一個逐漸原子化的社會里,人們通過廣場舞這樣一種集體行動,來抵抗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試圖恢復正在瓦解的集體歸屬感。這也正是為什么廣場舞會引起那么多爭議。不是因為音量或占用空間,而是因為它代表的價值觀沖突。
主流社會看到的是:喧鬧、占用公共資源、缺乏公民意識。而廣場舞參與者看到的是:我還活著,我還有權利存在,我還要被看見。這兩種視角的沖突,反映的是城市化進程中,不同年代人群之間的文化代溝與價值觀差異。
從某種角度看,廣場舞的興盛,是當代中國一個深刻的社會學現象。1.2億人選擇了同樣的方式度過退休生活。這個數字本身就是一個警告——如果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中老年人都需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獲得存在感,那說明什么?說明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為這個年齡段的人準備好足夠的精神文化生活。說明城市化進程中失去的集體感,還沒有被新的社會形態所取代。
廣場舞大媽因此被污名化,被嘲笑,被驅趕。但她們仍然在跳。因為相比于存在感,嘲笑微不足道。
從城市化進程到代際差異,從集體主義的復興到個體化社會的焦慮,廣場舞承載了太多東西。它不只是一項運動,更是一個時代的鏡像。
她們最樸實的方式在說:看我,我還在這里。
最好的商業模式,永遠是最懂用戶的那一個。而廣場舞,正是最懂中國中老年女性需求的一個產品——盡管它不是任何公司生產的。它不需要廣告,不需要融資,不需要商業計劃書。1.2億個普通的中國女性,用腳投票,用舞步投票,就創造了一個萬億級的市場。
畢竟,最大的商業規模,往往來自最深刻的人性需求。
參考資料:
1. 澎湃新聞,《廣場舞:20世紀集體主義的歸來》,2014年3月
2. 地理研究,《空間的力量:廣場舞的社會文化意義與地方認同效應》,2019年5月(姚華松等)
3. 地理研究,《從"熟人社會"到"生人社會":廣場舞與中國城市公共性》,2019年7月(盧衍衡、錢俊希)
4. 文化縱橫網,《污名與沖突:時代夾縫中的廣場舞》,2018年7月
5.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廣場舞女性日常生活的群體互動與身份建構》
6. 中國社會科學網,《廣場健身舞與中國公民女性主義/性別審美》,2020年5月
7. 澎湃新聞,《作為文化想象的社群:廣場舞群體的生活寫照》,2017年10月
8. 中國社會學網,《個體化時代的群體性興奮——社會學視野中的廣場舞和"中國大媽"》,2016年10月(張兆曙)
9. 大眾網,《廣場舞,"碰撞"中跳起來》,2021年11月
10. 人人都是產品經理,《被忽略的藍海:解讀廣場舞背后的商業邏輯與底層需求》,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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