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漢匈百年戰事的迷霧中,太監中行說堪稱最具爭議的 “隱形推手”,他本是漢武帝后廷的一個并不顯眼的太監,地位并不高,可當他被選中成為大漢和親團中的一個隨行奴婢的時候,對此他斷然拒絕,而他的要求被拒絕之后,他表示:“必我行也,為漢患者。” 這番近乎詛咒的宣言,在當時只被當作失意宦官的怨懟之語,誰也未曾料到,這個被命運推上絕路的小人物,竟會成為動搖漢匈關系的 “風暴眼”。
歷史上關于他記載不多,他從哪里來(出身)、到哪里去(結局),都不清楚。但從他禍害起漢朝有板有眼來看,他不是那種靠阿諛諂媚、迷惑主上來專權亂政、禍亂朝綱的一般貨色。他有可能是讀書人,飽讀詩書,也有可能祖上是屬于世襲貴族階層,可能因為犯了錯事遭受了宮刑。而強迫他到匈奴去和親,成為了壓垮他心理和道德防線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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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他說到做到,在歸降匈奴后,中行說化身 “反漢急先鋒”,不僅獻策削弱漢朝、煽動匈奴南下,更被后世貼上 “漢奸鼻祖” 的標簽。這份跨越族群的刻骨仇恨,并非憑空而生,而是多重命運壓迫與身份撕裂交織的必然結果。漢朝沒給他選的機會,偏偏他還有能力報復。
說起來,中行說作為太監,無兒無女,在宮中又不是權宦,已經是人生無望。然后,要被當成物件打發到匈奴苦寒之地,請問,在他眼里漢朝算什么,有什么恩義給他?有什么可以牽掛他?他深知,一旦離開大漢宮廷,自己將徹底淪為無依無靠的異鄉人,生死全憑匈奴人的喜怒。這種 “被國家拋棄” 的屈辱感,成為他仇視大漢的第一顆種子。如果他一無是處,也只能悲悲切切認命。但他偏偏一身本事,于是爆發了一股狠勁,既然如此就讓整個大漢給我陪葬,他最恨的就是漢朝,因為他曾經寄予過全部的希望,而且認為是漢朝的子民,被拋棄的感覺就更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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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國負一小民,又何能苛求小民?無有自由之身,即無背恩之說。這個"棄華夏而入胡塵"的宦官,卻以一人之力扭轉了漢匈關系的走向。
《史記·匈奴列傳》載:"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這位本該維系兩國和平的使者,最終成為插向漢室胸膛的一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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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的漢朝因國力的衰敗,劉邦于是便定下 “和親納貢” 的國策,以宗室女聯姻、贈送絲帛糧食的方式換取邊境安寧。這一切對于中行說來說,沒有任何關系。作為宮廷宦官,他早已習慣了長安的繁華與權力的滋味,如今卻要被拋到語言不通、風俗迥異的漠北草原,這種落差足以點燃他心中的復仇之火。當和親隊伍跨越長城的那一刻,中行說的身份徹底轉變 —— 從漢朝宦官,變成了匈奴單于的謀臣,在他看來,和親并非什么 “民族大義” 的體現,而是一場赤裸裸的政治流放。
抵達匈奴后,中行說迅速獲得老上單于的信任,至于他如何獲得單于的信任,這一點正史沒提,但也由此也證明中行樂的能力,當時中行說教從多個方面教導單于,挑唆匈奴和漢朝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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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文化上破除匈奴對漢朝的仰慕。當匈奴貴族喜好漢朝繒絮食物時,中行說尖銳指出:"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中行說這一招既防止了匈奴被漢朝經濟控制,也防止了匈奴過度漢化,失去戰斗力。這番言論被《史記》原樣記錄,展現了中行說深諳文化自主對民族獨立的重要性。
中行說提出匈奴要在在地位,文書,禮儀和政治上于漢朝平等,漢朝給匈奴的國書是用長一尺一寸的木板,上面寫的是“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等等,并且印封也比漢朝的大,上面寫的內容“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傲慢至極。致更關鍵的是,他幫助匈奴建立文書制度,使得這個游牧民族開始有了系統的行政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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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事上強化匈奴的戰術優勢。中行說將漢朝的軍事部署、邊境弱點悉數告知匈奴,并指導其"習攻戰侵伐"。晁錯為此上書景帝:"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今中行說以中國之長技授胡,其患不可勝道也。"
因為中行說對漢朝的情況十分熟悉,他知道當時漢朝經過多年戰亂,國力空虛,沒有實力和匈奴對抗,需要休養生息。在中行說挑唆和指點下,匈奴不斷給漢朝提出無理要求,不滿足就兵革相加,給漢朝造成了很大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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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漢朝使臣出使匈奴,侃侃而談,總想說服和感化匈奴人,而中行說都大加駁斥。公然宣稱:"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這番談論道出了此后數十年匈奴侵擾的基本模式。他還對單于表示,漢朝的 “禮義” 看似完備,實則暗藏禍端,貴族們為了爭奪權力骨肉相殘,改朝換代屢見不鮮,遠不如匈奴 “保種姓” 的風俗務實。這番言論直擊漢朝制度的痛點,讓漢朝使者啞口無言。
中行說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漢匈之間的力量平衡。在此之前,漢朝雖處于弱勢,但通過和親與納貢,尚能維持表面的和平;而中行說的一系列操作,讓匈奴的實力顯著增強,對漢朝的態度也愈發強硬,邊境沖突不斷升級,漢匈百年戰爭由此進入白熱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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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對中行說的評價幾乎一邊倒的負面,他被視為 “漢奸” 的鼻祖,成為背叛國家的代名詞。但如果跳出道德評判的框架,從歷史語境來看,中行說的行為也反映了漢初民族關系的復雜性。他的背叛,既有個人命運的無奈,也折射出漢朝和親政策的弊端。
在大漢宮廷,中行說只是一個無權無勢的太監,而在匈奴,他卻搖身一變成為 “謀主”,單于對他言聽計從,甚至讓他主導對漢策略 —— 這種從 “塵埃” 到 “權臣” 的身份躍遷,徹底扭曲了他的心理。從心理學角度看,中行說的行為本質上是 “邊緣人的權力反噬”—— 他在大漢長期處于權力結構的最底層,遭受的壓抑與屈辱最終轉化為毀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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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說在匈奴病逝,但他點燃的漢匈戰火卻持續了數十年。一方面,這個人背叛民族,投靠外族,窮兇極惡地貶低自己的文明,算計自己的母國,是個十惡不赦之徒。另一方面,這個人才能出眾,智謀過人,匈奴對他言聽計從,待之以國士之禮,他也用毫無保留的忠誠對待著他的新主子,維護著匈奴的利益。
他的故事被載入《史記》《漢書》,成為后世警示 “漢奸” 的反面典型。但中行說的仇恨,從來都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仇恨,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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