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公司跟律所的聯系，為何屢禁不止？

近日，“中國新聞周刊”關注和報道了法律公司治理情況，對法律行業存在的法律公司冒充律師、虛假宣傳及行業監管問題進行了報道和探討，分別采訪了律師、課題研究人員、法律公司從業人員及司法局、市監局等監管人員。

最后的結論是，“此次三部門聯合整治，會對行為相對惡劣的法律咨詢公司起到清理整頓作用，產生威懾效應，但后續常態化治理，還需要制定相應的制度規范和更多細致性的監管工作。”

報道中，也提及了法律公司行業亂象的三種主要表現：一是低價承諾案件結果，廣泛網絡推廣法律業務；二是口頭使用各種話術攬客，書面使用規范合同文本，即便被查也是小額違法，增加監管難度；三是使用“金牌律師”、“法律顧問”等模糊化稱呼迷惑，全國范圍低價尋求合作律師，甚至獲得律所的控制權。

報道中也提到了一個具體案例，提到了法律公司居然能不經過當事人本人的接觸，直接委派律師代理案件的情況，令人深感法律公司從事律師業務，并不是各種規定中的，說能禁止就能禁止。

年屆六旬的王某因為一筆多年前的12萬元欠款，在網絡平臺瀏覽時，被有把握幫人要到欠款的廣告內容所吸引，添加了工作人員的企業微信，隨后被“正規”的拉入了“調解主任助理”、“調解中心潘主任”、“金牌高律助”十多名成員的專屬微信群以示重視，并得到的“金牌律師”答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追回借款。

獲得承諾后，王某應要求立馬轉款“材料費”“調查費”等共計19800元，之后又被通知，案件的進展需要委派律師起訴，需要繳納律師費、差旅費等，經“優惠”后價格6000元。

王某轉款后，法律公司真的安排了律師去代理這個案件，案件被法院審理后，判決對方敗訴，王某勝訴。不過王某對自己說，查看法院判決書，得知自己案件的律師，并非法律公司說的“來自廣東”，而是來自杭州。

記者找到了出庭律師，后者的答復是，法律公司找到他代理該案，他有律所出具的公函，也拿到了王某簽名的同意其代理的委托書，所以程序上“沒問題”。

可是，該律所的負責人告訴記者，該所內部明確禁止律師跟法律咨詢公司合作，也禁止律師持股這類公司，至于出庭律師在代理該案時收取了多少律師費，開庭時其持有的律所公函和當事人的委托書是怎么辦出來的，律所還將調查。

根據以上報道就可以發現，法律公司之所以非常自信的可以保證案件結果、可以由前段的業務推廣人員冒充律師律所人員，是因為他們非常自信當事人付給的法律事務，可以找到律師代理其案件，法院會對律師代理的案件做出裁判結果。

至于案件結果能否獲得執行，往往推給法院“沒有關系”為由，再不負責。社會大眾很難找到違規之處，或是掌握違規違法表現的情況下，法律公司在表現上，已經完成了“合同”的服務內容。在付出了可能是比找律師更多的費用后，案件結果已經無人負責了。

按照行業監管的各種法律規定，法律咨詢公司的經營范圍，僅限法律咨詢、代寫法律文書，不能從事訴訟代理、辯護業務，不能以律師名義開展任何業務。可為何幾乎所有的法律公司業務推廣中，都在大包大攬的承諾可以幫助要回欠款、可以委托律師發起訴訟呢？

事實上，各地律協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都曾經三令五申的公開發布《聲明》，強調律師、律所不得以任何形式跟法律公司、法律協會等組織發生業務往來，禁止律師投資法律公司，禁止法律公司等非律師人員控股律所。可是，從公開的法律公司案例看，這樣的《聲明》及規定，并沒有落到實處。

情況有多嚴重，曾經有法院專門發布《通知》稱，近日，我院出現多起由于委托訴訟代理人提交的授權委托手續非當事人所簽而導致程序違法，案件從而進入再審程序。

為此要求：嚴禁各種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從事訴訟代理活動或作為當事人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注重審查委托訴訟代理人提交的代理手續，原則上由當事人當面在委托書上簽名；確實不能到庭的，讓當事人提交確系本人委托的視頻資料留存卷宗備查；堅決杜絕因代理手續問題導致案件進入再審程序的情況發生，一經出現將嚴肅處理。

換句話說，做到了嚴格的行業監管，切斷了法律公司跟律所、律師的“合作關系”，法律公司還能被某些律師所稱的，已經嚴重危及律師行業的生存狀態了嗎？起碼，沒有律師直接可以從法律公司獲得案源，等于切斷了目前很多法律公司可以承諾案件司法途徑處理的“后路”。

可是，規定發出來容易，可落實起來并不是一時一日之功，而且各地的執行力度不同。為期三個月的行業性整頓過后，法律公司跟某些律所、律師的“合作關系”，真的能禁止得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