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甲、李某乙訴李某分割賠償金糾紛案

• 陜西浩公律師事務所 民商事研究院 文章/劉思宇

審理法院：　揚州市江都區人民法院

案　　由：　民事

裁判日期：　2019年12月27日

揚州市江都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編寫人

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人民法院 李海渟 田魯敏

問題提示

欠缺要件的收養行為的效力認定

裁判要旨

登記作為收養關系成立的形式條件的法律規定從1999年4月1日起施行；在審理確認收養行為效力認定的案件時，人民法院應結合立法目的、公序良俗等因素予以綜合考量，遵循最有利于被收養人的原則，保障被收養人和收養人的合法權益，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關鍵詞

民事 收養行為 要件欠缺 效力認定 主體資格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甲、李某乙訴稱：2018年1月5日，李某丙上班途中被案外人陳某某駕駛的蘇K16632號重型專項作業車碰撞身亡。經交警部門認定，案外人陳某某負事故的全部責任。經協調，陳某某、車輛所有人及肇事車輛承保的保險公司共計賠償李某丙死亡損失1079640元，該款被告以李某丙之女名義全部領取。李某丙父母早亡，無配偶，兩原告分別系李某丙的兄、姐。被告李某系李某丙數年前領養，但未辦理收養手續，并非法律上的父女關系，亦非近親屬關系，其對李某丙未有關懷照料及回報，無權領取、占有李某丙的賠償金，該賠償款扣除喪葬費50000元外，應屬兩原告所有。基于上述事實和理由，原告提出如下訴訟請求：1.確認李某丙與被告李某不具備父女身份關系；2.判令被告李某向兩原告返還占有的李某丙交通事故死亡賠償款1029640元；3.判令本案訴訟費由被告負擔。

被告李某辯稱：1.被告的養父李某丙、養母李淑敏于1997年共同收養了被告，從1997年起被告與養父母共同生活，并改姓李。被告7歲時，養母李淑敏因病去世，被告作為養女按照風俗盡了責任與義務。養母去世后，被告與養父李某丙相依為命，共同生活至養父去世。2.村鎮組織及村民均認可被告與李某丙系父女關系，且戶籍登記、區政府發放的幫扶卡亦能證明。被告與養父李某丙共同生活了20多年，不應因未辦理收養手續而否認事實上的收養關系。3.在被告與養父李某丙共同生活期間，兩原告從未提出質疑，未曾否認李某丙與被告的養父女關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雙方雖未辦理合法手續，也應按收養關系對待。綜上，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李某甲、李某乙分別系死者李某丙的兄、姐，李某丙與案外人李某丁曾一直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1996年2月17日，沙某某、侯某某生育一女即被告李某。因李某丙與李某丁一直未能生育，在原告李某乙的介紹下以及村民周某某、田某某、楊某某的見證下，被告李某年幼時被李某丙、李某丁共同領養，未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進行收養登記。1998年5月2日，李某丙、李某丁為被告李某辦理了出生醫學證明，載明：嬰兒姓名李某，出生時間96年2月17日，母親姓名李某丁，父親姓名李某丙。在公安部門常住人口居民身份證登記表中，被告李某籍貫為揚州市江都區，父母分別為李某丙、李某丁，在“何時何因由何地遷來本地”一欄注明：“2007年11月29日出生申報”。領養后，李某丙、李某丁共同撫養李某成長。2001年李某丁去世后，李某由李某丙撫養成人，目前在大學就讀。

2018年1月5日，李某丙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在交警部門以及兩原告的參與協調下，李某作為死者李某丙的親屬與肇事方簽訂協議書，獲得補償200000元；作為李某丙的女兒與肇事方、車輛所有人、保險公司等簽訂調解協議書，獲得死亡賠償金803040元、精神撫慰金40000元、喪葬費33600元、處理事故人員交通費1500元、處理事故人員誤工費1500元，合計賠償款879640元。本次事故，共計獲得賠償1079640元。上述賠償款中，因辦理李某丙喪葬事宜支出50000元、處理交通事故糾紛支出代理費40000元，剩余死亡賠償金989640元現由李某保管。

另查明，李某丙于1961年6月6日出生，父親李某戊于2016年10月8日去世，母親祝某某已去世多年。李某戊、祝某某共生育三個子女，分別為李某乙、李某甲以及死者李某丙。

裁判結果

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8）蘇1012民初3628號民事判決：一、被告李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李某甲、李某乙返還賠償款98964元；

二、駁回原告李某甲、李某乙的其他訴訟請求。

判決生效后，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不服，向原審法院申請再審。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以同樣的事實作出（2019）蘇1012民申11號民事裁定：駁回李某甲、李某乙、李某的再審申請。

法院認為

一、關于李某被領養的時間問題。李某于1996年2月17日出生，即1995年農歷臘月二十九。因時間久遠，隨著記憶的自然衰減，證人或者被調查人對李某被領養的時間并不十分確定，且多有不同，但時間多集中在1997年至1999年2月份之間。結合李某丙、李某丁為李某辦理出生醫學證明的時間，即1998年5月2日，此時李某顯然已被二人所領養，能夠推斷出李某被領養的時間為1997年至1998年5月2日之間。

二、關于被告李某與李某丙收養關系是否成立問題。1.1992年4月1日施行的《收養法》未規定收養需要登記。根據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的決定》第六條第一款“第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收養應當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收養關系自登記之日起成立’”及第十一條“本決定自1999年4月１日起施行。本決定施行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成立或者解除收養關系的，不再辦理登記”的規定，登記作為收養關系成立的規定從1999年4月1日起才施行。根據本案中原、被告陳述及證人證言、本院與案外人所作筆錄以及原告提供的李某出生醫學證明等現有證據綜合分析，能夠認定李某丙與李某丁領養李某時間在1997年至1998年5月2日之間，其收養關系的成立不受是否登記的限制。2.《收養法》雖規定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周歲以上，但李某丙曾與李某丁一直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兩人是否為事實婚姻，村委會2018年7月19日出具的親屬關系證明稱李淑（素）敏為李某丙配偶，2018年8月3日的情況說明稱兩人于1996年同居生活，證明前后矛盾，兩人現均已去世，因時間久遠，周圍鄰居及朋友亦不能準確說明兩人同居時間，雙方雖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出生醫學證明及常住人口居民身份證登記表均載明兩人為李某父母，李某由雙方共同收養，并非由李某丙單獨收養，該收養符合《收養法》的立法精神。3.李某丙、李某丁收養李某的行為得到送養人即沙某某、侯某某，收養人即李某丙、李某丁，被收養人李某的認可，亦曾得到原告的認可。李某丙與李某丁收養李某時雖系被收養人李某生父沙某某單獨送養，送養時被送養人生母侯某某未在場，但其在送養前已同意送養李某，在送養后亦未對送養行為提出異議；李某丙、李某丁于1998年為李某辦理出生醫學證明，載明為李某父母，后為李某辦理戶口登記，戶口登記其亦為李某父母，李某丙、李某丁不僅認可與李某的收養關系，而且將其視為親生女兒，也通過各種方法以使該關系得到政府等部門的認可，且為此到相關部門辦理了手續；李某丙與李某丁收養李某系經原告李某乙介紹，領養時李某乙亦在場，且李某丙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兩原告在幫助李某處理賠償事宜時，亦認可李某為李某丙之女，兩原告在與各方協調一致后，由李某與相關各方簽訂協議；收養人李某丙、李某丁與送養人沙某某、侯某某以及養女李某，均從未對送養行為或收養行為提出異議，亦未要求解除收養關系，如李某丙尚存于世，其亦不可能要求確認與李某的收養關系無效或要求解除收養關系。4.李某丙與李某的父女關系已穩定存在二十余年，并且得到村民、集體及社會的廣泛認可，符合社會公序良俗與社會公德。基于法律規定及客觀事實，應認定李某丙、李某丁與李某之間成立事實收養關系。

三、關于死亡賠償金如何分配問題。死亡賠償金性質上不屬于遺產，具有對死者生前近親屬生活上的補助和精神上的撫慰的雙重屬性，其分割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原則及結合近親屬的年齡、與死者的遠近親疏程度、共同生活的緊密程度、近親屬對死者的經濟依賴程度等因素綜合考量。本案中，李某與李某丙已經形成了法律擬制直系血親關系，且系唯一的第一順位繼承人，與死者最為親近，其與死者生前共同生活，李某丙死亡時其雖已成年，但仍處于大學在讀階段，對死者的經濟依賴程度較大，李某丙死亡對李某造成的精神損害明顯大于兩原告，兩原告作為死者李某丙的兄、姐，在李某丙生前對其亦有相應的照顧，李某丙死后在其喪葬事宜辦理方面，亦多有出力，李某丙的死亡對兩原告在精神上也造成一定的損害。由此，酌定李某分割獲得死亡賠償金的比例為90%，兩原告為10%。因涉案款989640元在被告李某處，故被告李某應返還兩原告賠償款計人民幣98964元（989640元×10%=98964元）。

案例評析

收養是婚姻家庭法中的重要制度，它就是要在原本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之間建立擬制血親關系。[1]在我國的實踐中，收養現象也比較普遍，從民政部近幾年的統計數據來看，每年全國辦理家庭收養登記的數量基本維持在兩萬件左右。[2]收養關系糾紛在人民法院司法實踐中，一直是一個熱點、難點問題，原因一是涉及的相關各方眾多，有收養人、被收養人、送養人以及相關親屬；二是除涉及人身關系外，大多涉及到財產利益，且財產分割時不似其他民事糾紛的得到多與少，而是比較極端的有無問題；三是收養時間一般較長，時隔多年，當事人及相關證人隨著記憶的自然衰減，對領養的時間模糊，且多有不同；四是收養關系涉及到家庭及社會穩定、社會人倫、公序良俗，一旦裁判不當極易引發巨大的社會輿論，損害法院的司法形象和司法權威。隨著民法典的進一步頒布實施，對于被收養人的范圍從原來的“不滿十四周歲”進一步擴大變更為“未成年人，”對于收養人的條件從“無子女”變更為“無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且“無子女的收養人可以收養兩名子女”，社會中將會出現大量的收養現象，涉及的各方除收養人、被收養人、送養人以及相關親屬外，還包括收養人的親生子女或者另一名被收養人，法院受理的收養糾紛將會更加復雜。因此，在審理收養關系效力認定案件時，應慎之又慎。具體而言，一般應重點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收養關系的成立應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

設定法律行為形式和實質要件的必要性在于，若不設定該形式和實質要件，則會產生難以容忍的不利后果。收養關系的成立將變更親子關系以及相應的權利義務，產生重大的法律后果，所以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將之視為要式法律行為。[3]詳言之，親屬身份得喪之法律后果，既關乎當事人身份利益的重大變動，又會導致相關財產關系的變動；既引起基本身份關系的變動，又引發其他姻親關系、血緣關系的變動；而且家庭關系的變動又會影響社會生活秩序的基礎，身份行為的法律后果可謂甚大。[4]因此，為維護社會人倫秩序與公序良俗，也為促使當事人慎重行事，還為了切實達到公示的效果而保護第三人合理預期，法律一般要對親屬身份領域予以強制干預。

關于收養關系的形式要件，我國法律對其規定大致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1.1984年8月30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二十八條規定：“親友、群眾公認，或有關組織證明確以養父母與養子女關系長期共同生活的，雖未辦理合法手續，也應按收養關系對待。”2. 1992.4.1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以下簡稱《收養法》）第十五條規定：“收養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以及社會福利機構撫養的孤兒的，應當向民政部門登記。除前款規定外，收養應當由收養人、送養人依照本法規定的收養、送養條件訂立書面協議，并可以辦理收養公證；收養人或者送養人要求辦理收養公證的，應當辦理收養公證。”在1992年《收養法》施行后，1984年《意見》不再適用。3.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的決定》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第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收養應當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收養關系自登記之日起成立’”，第十一條規定：“本決定自1999年4月１日起施行。本決定施行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成立或者解除收養關系的，不再辦理登記”，故從1999年4月1日起登記作為收養關系成立的規定開始施行。 因此，人民法院在認定未經登記的收養行為效力時，一般應結合領養的具體時間分別認定。

相比于收養關系的形式要件，《收養法》及《民法典》對于收養關系的實質要件規定的更加復雜，從收養人、被收養人以及送養人三方面進行了詳細規定。收養人條件上，從有無子女及子女數量、有無撫養教育能力、是否患有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收養子女的疾病、以及區分有無配偶對年齡進行限制等方面進行了規定。被收養人條件上，從年齡上以及被收養人的性質等方面作了要求。送養人資格方面，一般應是監護人或者生父母。在人民法院受理的收養關系效力認定糾紛中，實質要件大多數的爭議焦點都集中在收養人是否符合收養條件，尤其是被收養人的年齡，如被收養人是配偶的需同時年滿30周歲，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被收養人（民法典規定為：無配偶者收養異性子女的），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周歲以上。

二、收養行為欠缺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效力認定

一般來講，若收養人能夠為被收養人提供健康舒適的成長環境，對其進行全身心的撫養和教育，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間關系融洽，雙方從內心接受這種法律上擬制的父母子女關系，并遵循正常的倫常秩序生活，是否承認缺少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收養行為的法律效力，對于養父母和養子女之間的關系維持、各自權利義務的享有與履行并不會造成實質影響。但一旦雙方發生矛盾，產生利益糾紛，則是否認定收養關系的法律效力，將會直接影響到雙方權利義務的合理分擔以及糾紛的妥善處理。就本案而言，若李某與李某丙雙方不構成收養關系，則其并非李某丙之女，不屬于李某丙的繼承人，且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本條所稱‘賠償權利人’，是指因侵權行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擔扶養義務的被扶養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親屬”的規定，李某便沒有要求賠償義務人進行賠償的資格，更沒有要求賠償金的請求權基礎。

那么，收養行為缺少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是否應當一律被認定為無效？如果確認無效明顯違背社會大眾的一般價值判斷，法院應當如何處理？對此，法院應當結合《收養法》的立法目的及公序良俗，遵循最有利于被收養的未成年人的撫養、成長原則，保障被收養人和收養人的合法權益。特殊情況下容許例外，審慎、靈活的適用相關條文，作出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相統一的裁判，讓法律更完備，也更容易維護法的精神。具體到本案中，收養人李某丙、李某丁在收養李某之前便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雖未辦理結婚登記，但戶籍登記上作為李某父母，現因年代久遠，兩人已去世，無法查清兩人以夫妻共同生活的具體時間，雖然不能據此直接認定收養人李某丙、李某丁系事實婚姻關系，但當初李某由李某丙、李某丁共同收養是實情，從立法原意上看，是符合《收養法》的實質要件的。李某丁去世后，李某丙與李某仍一直以父女關系共同生活，直至李某丙去世，李某丙從未要求確認與李某的收養關系無效或要求解除收養關系。在此期間，李某丙盡到了養父的義務，李某在李某丙的撫養下長大成年并完成相應的學業，未發現損害李某權益的情形，兩者之間的收養關系是穩定且良好的，得到了社會廣泛認可，故收養關系是成立的。該案經相關媒體報道后，社會大眾對于該案認定李某與李某丙收養關系成立的判決也是一致認可，符合社情民意和情理法有機統一。

三、收養行為效力認定案件原告主體資格的審查

人身關系，是指平等主體之間基于人格或身份而發生的，與人身不可分離，不具有直接財產內容的權利義務關系。財產關系，是平等主體之間以財產歸屬和財產流轉為主要內容的權利義務關系。收養關系既涉及人身關系，又影響到財產關系，對收養行為效力認定的原告主體資格應從嚴審查。本案中，關于原告要求確認李某丙與被告李某不具備父女身份關系，也就是確認收養關系無效，原告有無主體資格的問題，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收養人系基于善意而收養被收養人,兩原告并無主體資格。參照《收養法》中收養關系解除的規定，收養關系解除的主體僅為收養人、送養人及養子女。收養人李某丙、李某丁、送養人沙某某、侯某某、養女李某，均未對送養行為或收養行為提出異議，亦未要求解除收養關系，如李某丙尚存于世，兩原告亦不可能對此有異議。作為該收養行為的局外人，兩原告并無主體資格要求確認李某丙與李某不具備父女關系。另一種觀點認為，兩原告有主體資格。李某與李某丙的收養關系是否成立，直接關系到兩原告對死亡賠償金的分割方式及數額，兩原告對此具有利害關系。兩種觀點均有一定道理，但筆者傾向于第一種觀點。原因一是案件若涉及到身份關系認定，在不影響公共利益、社會利益的情況下，一般應由當事人自行選擇，而不應賦予局外人異議權，以此維持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二是應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考慮社會公德及公序良俗，不違背大眾基本的價值觀，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引導社會風氣；三是收養應當遵循最有利于被收養人的原則，保障被收養人和收養人的合法權益；四是從誠信原則來看，在收養人去世前，基于原“收養關系”，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系以父母子女身份生活，而所謂的原告（局外人）對該收養關系也是認可的，在收養人去世后，局外人卻起訴要求確認收養關系不成立，欲分割財產，明顯有違誠實信用原則。本案中，李某丙與李某的父女關系已穩定存在二十多年，送養人、收養人、被收養人從未對收養有異議，李某丙與李某丁收養李某系經原告李某乙介紹，領養時李某乙亦在場，平時生活中兩原告對李某也是以李某丙之女相待,在李某丙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兩原告在幫助李某處理賠償事宜時，亦認可李某為李某丙之女，兩原告在與各方協調一致后，由李某與相關各方簽訂協議,若李某丙僅受傷而未去世，兩原告不可能要求確認收養無效，也無資格要求確認。因此, 在處理確認收養行為效力糾紛中，在審查原告主體資格時,若收養人系善意收養,當收養人死亡后, 不適宜再賦予與收養行為無關的第三人原告主體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