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智化事件看公共設施的人性之缺

從鄭智化事件看公共設施的人性之缺
文/葉雨秋

近日，知名歌手鄭智化在深圳機場遭遇登機難題，因登機車與機艙門間25厘米的高度差，不得不“連滾帶爬”登機。這一事件經網絡發酵后，迅速引發公眾對公共設施無障礙環境建設的廣泛討論。一個本可通過簡單調整（如升降梯微調）即可避免的障礙，卻讓一位殘疾人陷入窘境，更折射出當前社會在無障礙環境建設中的普遍性短板。公共設施的“最后一公里”，究竟卡在了哪里？
一、25厘米的落差：暴露無障礙設施的形式化困境
鄭智化的遭遇絕非個例。現實中，盲道被占、輪椅坡道過陡、無障礙電梯停用等新聞屢見不鮮。這些問題的共同點在于：無障礙設施看似存在，實則形同虛設。根據《無障礙環境建設法》，交通運輸場所應配備符合標準的無障礙設備，但現實中，許多設施的設計僅停留在“有”的層面，而忽視了“用”的實效。
以機場為例，遠機位登機本可通過升降平臺車消除高度差，但部分機場或因設備老舊，或因操作流程繁瑣，選擇用普通登機車替代，導致殘疾人不得不面對“25厘米的鴻溝”。這種“能省則省”的思維，本質上是將無障礙需求視為額外負擔，而非法定責任。更諷刺的是，連鄭智化這樣的公眾人物都難以獲得合理便利，普通殘疾人的出行困境可想而知。
二、從“恩惠”到“責任”：無障礙環境的法治化轉型
長期以來，無障礙設施建設常被視為“慈善行為”或“道德要求”，而非法律義務。這種認知偏差導致兩個結果：一是設施建設缺乏強制性標準，二是維護管理缺乏持續性。例如，某些商場的無障礙衛生間被改作儲物間，地鐵無障礙電梯因“維護”長期停用，這些現象的背后，是責任主體對法律規定的漠視。
《無障礙環境建設法》的出臺，標志著我國無障礙建設從“道德倡導”向“法治保障”的轉變。該法明確規定，新建、改建、擴建的公共設施必須符合無障礙標準，否則需依法整改。然而，法律條文的落地仍面臨挑戰：部分地方對法規執行不力，監管部門對違規行為處罰偏軟，導致“紙面法規”難以轉化為現實便利。鄭智化事件中，機場若未提供合規的登機設備，已涉嫌違反法律規定，但此類事件往往因“個體糾紛”屬性被淡化，未能引發系統性反思。

三、技術與人性的雙重缺失：無障礙建設的深層矛盾
無障礙設施的“堵點”，既是技術問題，更是人性問題。技術層面，部分設施設計缺乏用戶思維。例如，某些輪椅坡道坡度過陡，導致使用者需他人協助才能通行；盲道鋪設繞行障礙物，反而成為盲人的“陷阱”。這些設計暴露出規劃者對殘障群體需求的陌生化——他們或許參考了標準，卻未真正理解“無障礙”的核心是消除依賴感，讓使用者能獨立、安全地行動。
人性層面，無障礙環境建設折射出社會對殘障群體的認知偏差。許多人將殘疾視為“個人悲劇”，而非社會應共同承擔的責任。這種思維導致公共資源分配時，無障礙需求常被邊緣化。例如，某些景區為節省成本，僅在主入口設置無障礙通道，卻忽視內部景點的可達性；公交系統雖配備低地板車輛，但司機未接受輔助殘障乘客的培訓，導致設施閑置。
四、破局之路：從“被動改造”到“主動包容”
解決無障礙之困，需構建“法律約束+技術升級+文化轉變”的三維體系。
法律層面，需強化執法力度。對違反《無障礙環境建設法》的單位，應建立“整改-罰款-公示”的聯動機制，讓違規成本高于改造成本。同時，鼓勵殘障人士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形成社會監督壓力。
技術層面，應推動“通用設計”理念。無障礙設施不應僅服務于殘障群體，而應考慮老年人、孕婦、臨時傷者等多元需求。例如，日本的新干線列車采用可調節高度的踏板，既能消除高度差，又避免設備閑置；歐洲部分城市通過APP實時反饋無障礙設施狀態，提升使用效率。
文化層面，需重塑社會認知。無障礙環境不是對殘障群體的“特殊照顧”，而是對人類多樣性的尊重。媒體可通過報道殘障人士的獨立生活故事，打破“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學校可開設相關課程，培養青少年的包容意識。

五、無障礙之城，方顯文明之重
鄭智化事件中的25厘米，丈量出的不僅是設施缺陷，更是一個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溫度。當法律從“紙面”走向“地面”，當技術從“形式”轉向“實用”，當文化從“憐憫”升華為“平等”，無障礙環境才能真正成為城市的標配。畢竟，一個連輪椅都無法從容通過的機場，又何以自稱“國際樞紐”？一個對殘障群體需求視而不見的社會，又何以談及“文明進步”？無障礙之困的破解，不僅是設施的改造，更是一場關于人性與責任的深刻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