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之君都很差嗎？

為什么每天寫文章，不停地念叨立體史觀的大周期律？那是因為歷史規律真的無處不在。

我最近在努力用很短的內容，把立體史觀與世界文明史進程融合。要把宗教史、哲學史、政治史、科技史融會貫通。

今天聊聊末代君王這個話題。

傳統歷史上，末代君王的形象都很差。夏桀商紂酒池肉林愛美色，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愛美色，胡亥無能愛美色，楊廣好大喜功愛美色。如此等等，末代君王大致有以下幾個標簽：

要么愛折騰，如崇禎；

要么很無能，如光緒（宣統還是小孩子）；

要么殘暴，如紂王、煬帝；

大多都愛美色。

乍一看，似乎像那么回事。但仔細一想，就發現不太對。

就說愛折騰這個事兒，最能折騰的肯定是開國之君，能折騰一個新帝國出來。要說愛美色，開國之君絕對不輸亡國之君。

按道理說，一個王朝，經過百年的勵精圖治之后，積累了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統治經驗，后面的繼承者應該更強才對，為什么反而越來越弱呢？幾乎所有的王朝，到了中后期，君王在歷史上留下的形象都是質量斷崖式下跌。

這里的斷崖式下跌，是他們留在歷史書上的形象。

實際上末代皇帝的亡國之路也各種各樣：

商紂王東征西討，試圖重塑王朝聲譽，但最后被西周偷家，身死國滅。

周幽王躺平，留下烽火戲諸侯的典故，最后被殺國滅。

周赧王眼見秦國要吞并天下，聯合諸侯試圖奮力一搏，失敗失去所有。

漢獻帝乖乖地把位置讓給曹丕，如果他不讓，漢帝國會滅嗎？答案是也會。

和漢獻帝處境類似的是曹魏最后一個皇帝曹髦。他選擇堅決不讓位，不做漢獻帝，而且還激發了曹魏最后的血性，沖出皇宮，殺向司馬家。最后被司馬昭的人當街殺死，曹魏隨后被司馬家取代。

如果曹髦僥幸殺了司馬昭，能保住曹魏嗎？答案，不能。

和曹髦處境類似的皇帝是北魏的元子攸，他面對的權臣爾朱榮和漢末曹操與魏末司馬懿（壽命很長）類似。元子攸很幸運，設計殺掉了爾朱榮（假如漢獻帝衣帶詔除掉曹操，或曹髦僥幸殺掉司馬昭，就是這個局面），但并沒有扭轉局面。最終爾朱榮的親信帶兵入宮殺掉了元子攸。隨后不久，北魏滅了，歷史進入更為糟糕的亂局。

如果漢獻帝、曹髦、元子攸這些人什么都不做，躺平能蒙混過關嗎？答案也不能。唐昭宗李曄面對朱溫，試圖躺平蒙混過關，結果被朱溫毒殺。

所有的末世君王中，爭議最大的便是商紂王、隋煬帝、崇禎帝、光緒帝。這幾位并不是大多數人傳統認知層面的亡國之君，而是都想有一番作為之人。

商紂王一輩子東征西討，功勞顯著。

隋煬帝統一天下的工程中立下大功，修運河，興科舉這些，都是大手筆。

崇禎帝聰明多疑勤勉，殺人時也不手軟。

光緒帝面對西方諸國，試圖變法圖強。

所有這些是怎么回事？為什么到了王朝中后期，一個掌握天下很多年的家族，窮盡天下資源卻培養不出合格的繼承人？這個原因很簡單，其實就是歷史規律的作用。

立體史觀大周期律可以分為幾個層次：

首先是權柄周期律，王朝更迭周期律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為什么會有王朝更迭？那是因為工業文明周期之前的科技天花板很低，發展潛力一眼便可以望到頭。任何一個王朝到了中后期，基本上只剩下內卷與內耗。

殷商時代，青銅冶煉水平達到巔峰。武丁與婦好之后，商朝其實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盤庚遷都，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下坡路。各地奴隸主勢力蠢蠢欲動，商紂王只能靠武力壓制。他一旦定下來，國家就會崩盤。所以殷商在戰爭中滅亡，也算頗為壯觀。西周后期吸取了商紂王的教訓，諸侯便尾大不掉，周幽王在窩窩囊囊中死去。

農耕文明時代，鐵器冶煉技術成熟推升了科技天花板，耕戰體系更為完善。但是到了王朝后期，同樣在內卷與內耗中消磨生機。

末代君王做什么都是錯的，因為他們祖先留下的經驗智慧已經不管用了。

以明朝為例，朱元璋喜歡殺人，崇禎也喜歡殺人。朱元璋殺人的過程中，明朝蒸蒸日上。崇禎殺人的過程中，人心盡失。

同樣是殺人，難道朱元璋和崇禎的刀材料不同嗎？當然不是。朱元璋創建的大明，是建立在元末民生凋敝、人口大幅下降的基礎上。只要戰爭結束，人們就有耕田，人口便會迅速增長，新增人口也有耕田。所以朱元璋時代，政策容錯率很高，國力上漲。崇禎時代，土地早已兼并完畢。底層老百姓稍不留神，就會失去立足的耕田。這種情況下，政策容錯率很低，崇禎殺一個大臣，就會失去一派的支持，殺多了，就去所有派系的支持；最后只能自己在那顆歪脖子樹上吊。

農耕文明周期的王朝，基本上都是如此。大家仔細看看歷史，王朝后期的帝王想效法開國之君（太祖、太宗那種）的，都以失敗告終。并不是王朝后期的人種變差了，而是歷史的紅利沒了。中國歷史上，每次王朝更迭，人口都會失去十之七八。新的王朝，人口基數較小，發展空間大，歷史紅利較大。王朝后期，紅利殆盡，統治者運作空間有限。

按照王朝周期更迭，隋煬帝不應該是末代君主，他應該扮演太宗那個角色。

這就涉及到歷史周期律第三個層次的更迭，即體制層面的更迭。立體史觀的邏輯中，體制更迭高于王朝更迭。隋建立之后，吸取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亂世教訓，要搞科舉制，動了世家大族的奶酪，塑造了很多敵人。但新的士子階層還沒有形成強有力的勢力，造成隋的潛在敵人很多，支持者短期內較少。

隋煬帝為了轉移內部矛盾，只能兩手抓。一手在國內搞大工程，如挖運河，試圖打通南北物資交換通道，疏解階層矛盾。另一手對外戰爭，依靠戰爭的勝利緩和矛盾。結果高麗戰爭不理想，讓自己威望大跌。大運河工程太大，激起了民怨。玩脫了。

后來唐朝玩科舉制能成功。一方面是因為隋朝時科舉持續了一段時間，士子團體的力量逐漸壯大，世家大族也開始玩科舉了。另一方面是對外戰爭比較成功，讓突厥可汗到長安跳舞，極大增強了朝廷的威信。到武則天那會兒，敢對世家動手，士子群體力量已經足夠強大了。當然科舉制也并非萬能藥。宋明時代，士子集團和之前的世家一樣無法無天。

秦的歷史處境比隋更惡劣。隋只是體制層面的變革，秦既有體制變革（確立中央集權制），又有文明周期變革（確立以耕戰為根基的農耕文明體系）。秦統一天下的過程中，涉及到太多的恩怨情仇。秦沒有一世崩盤，全憑始皇帝雄才大略。胡亥是個敗家子，也是一個可憐的孩子。誰接替秦始皇，都一樣要做亡國之君。即便是扶蘇，同樣也擋不住歷史趨勢。

簡而言之，歷史周期的演變很無情。但科技的發展，可以稀釋歷史周期的無情。比方說

所有的這些規律，不僅適用于中國，同時也適用于外國。我今年一直在努力，把這些規律和國外歷史融會貫通。這是一個難度頗大但也很有趣的工作。

如果把這些規律引入當代，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工業化之后的國家，不論是什么種族或宗教，人口生育率會不可避免的大幅下滑。為什么一旦去工業化，很難再工業化。這些都是歷史規律的強勁而有趣之處。這些問題，我在接下來的書中，也會給予論述。我始終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有機體，所謂古今中外，并無本質區別，只是處于不同的歷史階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