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自傳”：李敖如何讓劊子手親手寫下罪證

你見過把自己的罪證一筆一劃寫進“功勞簿”的魔鬼嗎？臺灣保密局的頭號劊子手谷正文就干過這事兒。他九十多歲的時候，捧著一肚子殺人的“業績”找上門，非要讓李敖當自己的老師，幫著寫本回憶錄。老特務算盤打得精，覺得自己干了一輩子“大事”，再不寫下來就沒人記得了，盼著靠這本書把“劊子手”的身份洗白成“情報英雄”。

沒人想到，這步棋直接把他釘死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不是警察審訊逼出來的，不是受害者后代追出來的，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而背后推著他落筆的，正是那個敢指著蔣家父子鼻子罵、把國民黨遮羞布撕得粉碎的李敖。這哪兒是拜師寫書，分明是李敖給魔鬼設的局，等著他自己往里跳。
谷正文這號人物，這輩子活得就像個徹頭徹尾的投機者。原名郭同震，早年還是北大的學生運動先鋒，看著挺有理想，1935年一被捕就立馬叛變，轉頭投靠國民黨，后來又給日本人辦事，手上的血早就洗不干凈了。跟著國民黨遷到臺灣后，成了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直屬于毛人鳳指揮，成了白色恐怖時期最令人發怵的劊子手。

吳石將軍案、朱楓案，這些震驚兩岸的大案背后都有他的影子。他后來在書里還得意洋洋地寫，自己設計的圈套共產黨從沒破過，甚至詳細描述怎么用酷刑逼供，怎么把地下黨扔去海里喂魚。更離譜的是，他壓根不覺得自己有錯，跟人聊天總說“我就是執行命令，立場不同而已”，那語氣仿佛自己不是殺人兇手，是立了大功的功臣。
到了晚年，這老特務的虛榮心徹底爆棚。看著當年的“同僚”要么退休要么離世，自己干的那些“大事”沒人提了，急得抓心撓肝。他怕被遺忘，更怕后人只記得他是個劊子手，思來想去，覺得只有寫書立傳才能“名垂青史”。可自己文筆不行，全臺灣敢寫、能寫、還能讓這本書引起轟動的，也就李敖一個人。

按常理說，李敖最該啐他一臉。李敖自己當年就因為反對國民黨坐過牢，白色恐怖的滋味嘗得真切，對谷正文這種特務恨得牙癢癢。可當谷正文佝僂著腰找上門，說“想拜您為師寫回憶錄”時，李敖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周圍人全傻了，罵李敖瘋了，居然跟劊子手稱師道弟。李敖不管這些，心里的小算盤早撥清楚了。后來他在《李敖有話說》里說得直白：“我收他當徒弟？想都別想。我就是要逼他把當年的破事兒全寫出來，他懺不懺悔關我屁事，我只要罪證。”

這哪兒是“逼迫”，分明是把谷正文的人性弱點拿捏得死死的。老特務這輩子最吃哪套？就是“被記住”。李敖精準踩中這個點，沒跟他講半句大道理，上來就戳他的痛處。
第一次見面，李敖指著他的鼻子問：“谷先生，你當年抓的那些人，后代現在好多都是教授、學者了，你就不怕百年之后，歷史直接把你釘在恥辱柱上，連個翻身的地兒都沒有？”這話跟刀子似的扎進谷正文心里——他怕的不是死，是死后變成沒人記得的“無名劊子手”。

接下來的日子，李敖根本不給老特務端架子的機會。聊起吳石案，谷正文還想裝模作樣說“都是上峰安排”，李敖直接打斷他：“當年你布圈套的時候不是挺能耐嗎？現在不寫下來，難道等著帶進棺材里？誰還能記得你的‘本事’？”
這話正好說到谷正文心坎里。他開始一筆一劃寫自己的“功績”，越寫越得意，連上海戈登路123號2樓亭子間這種秘密據點的門牌號都寫得清清楚楚，還列了37頁的暗殺名單，生怕別人不知道這些事是他干的。他寫的時候估計還在偷笑，覺得自己的“才華”終于要被后人看見了，壓根沒意識到，這些文字全是指向他的鐵證。

李敖這邊也沒閑著，一邊催他寫細節，一邊偷偷準備序言。等谷正文把稿子交上來，美滋滋等著李敖給他吹一波“英雄事跡”時，序言直接讓他臉綠了。
李敖在序里寫得明明白白：“谷正文自稱情報英雄，我翻遍史料，只看見一個拿‘國家’當幌子，專殺異己的劊子手。你說抓的是‘叛徒’？那些不過是敢說真話的學生、教師。你用酷刑逼供，把人扔去喂魚，這事兒怎么不寫全？”

谷正文急了，抱著稿子找上門，求李敖改改序言，說“太難看了”。李敖理都不理他，轉頭就把原版序言發在了《李敖千秋評論》上，還加了句按語：“谷正文想改我的字？門都沒有！他的臟事，就得讓所有人都看見。”
這波操作直接把谷正文架在火上烤。他想撤回稿子，可自己寫的那些細節早就傳開了；想反駁，那些話全是自己親筆寫的，賴都賴不掉。后來他只能嘴硬，說“記錄的人不懂歷史，寫得有偏差”，可沒人信他——畢竟白紙黑字寫著“被我的老師李敖的多方逼迫”，這可是他自己在自序里簽了名的。

更諷刺的是，這本書最后真成了“名垂青史”的東西，只不過是作為白色恐怖的罪證史料。大陸公布的吳石案資料，跟谷正文寫的細節能對上；歷史學者拿著那37頁名單，一個個還原當年的受害者身份；連臺灣的教科書里，提到白色恐怖都得引用這本書里的內容。谷正文想當英雄，結果成了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活標本”。
臺灣學者邱毅后來聊起這事兒，說得特到位：“李敖這招太高了，根本不是騙他，是順著他的虛榮心，讓他自己把底褲都漏了。谷正文怕被遺忘，李敖就給他機會‘被記住’，只不過是以劊子手的身份。”

谷正文最后活到了九十多歲，壽終正寢，到死都沒說過一句懺悔的話，還跟記者說“我這輩子沒做錯事”。反觀吳石將軍、朱楓這些烈士，倒在刑場上的時候，連尸骨都沒能好好安葬。這事兒想想就憋屈，太不公平了。
但李敖用自己的辦法，給歷史加了枚砝碼。他沒動槍沒動刀，就用老特務的虛榮心當誘餌，讓魔鬼自己開口說了實話。那些被抹去名字的受害者，因為谷正文寫的這些細節，終于能被后人記得；那段黑暗的歷史，也因為這些文字，再也沒法被掩蓋。

現在再翻開《白色恐怖秘密檔案》，看著上海戈登路123號的門牌號，看著那密密麻麻的暗殺名單，沒人會覺得谷正文是“英雄”。大家只會想起，有個叫李敖的“狂人”，用最聰明的辦法，逼著魔鬼寫下了自己的罪證。
李敖說過一句話：“有些真相，不能只靠烈士的血來證明，還得靠魔鬼的嘴來挖。”這話是真的在理。烈士的犧牲換來了光明，而智者的謀劃，能讓黑暗里的罪惡永遠無法藏身。谷正文想把罪行帶進棺材，李敖偏不讓他如愿——這大概就是對烈士最好的告慰，也是對歷史最基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