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夫騙我住進精神病院29天后（三）

本篇作者 | 樹東

本篇編輯 | 貓須

插圖來源 | Ran MIYAZAKI
“我終于是個病人了”

第二天，老爸和妹妹分別回了家。前夫開著車，語氣罕見地帶著一絲示弱，對我說：“我覺得自己肯定也有抑郁傾向，陪我去醫院看看吧。” 我信以為真，甚至還生出一點“同病相憐”的錯覺。

沒想到，車直接開到了心理康復醫院樓下。他拉著我，不是走向門診部，而是徑直走進了住院部大樓，按下了四樓的電梯。“弄錯了吧，我是陪我對象來看病的。”我試圖掙扎，心里還抱著一絲僥幸。接診的王大夫只是平靜地看著我，說：“來了，就住段時間吧。”

我趁著手機還沒被沒收，用最快的速度給縣里的女領導發了一條求救短信：“我是被家暴的，我是被逼住院的，我要回家，因為沒有人接送孩子上學，我要回家照顧她。”我天真地以為，代表著婦女權益的“娘家人”一定會來解救我。

直到護士溫和而堅定地收走我的手機，那“嘟”的關機聲，像最終落下的審判槌，我才真正明白——我失去了與外界最后的聯系，我又要住院了。

然而，你可能永遠也想象不到，在那一刻，被剝奪了自由的我，心里涌起的，不是恐懼，不是憤怒，而是無比的平靜和喜悅。

就像一個在狂風暴雨的海上漂泊了太久的水手，終于被沖上了一座孤島，雖然荒涼，但腳踩在了實地上。一種巨大的安全感包圍了我——這里有醫生，有護士，我再也不用獨自面對情緒的驚濤駭浪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歡呼：耶！我沒有吃下那一整瓶碳酸鋰，我終于被正式承認是個病人了！我從第一次重度抑郁就渴望得到的、系統性的住院治療，在抗爭和掙扎了16年后，竟然以這種被“騙”的方式，實現了。

束縛帶下的“偉大反抗”

但“平靜”只是暫時的，躁狂的能量還在我的血液里奔涌。住院的第一個晚上，我就成了女病區的一個“傳奇”。

原因是我聽到了熟悉的呻吟聲。循聲望去，在樓道的長椅上，躺著一位瘦骨嶙峋的病友，她的雙手被束縛帶從背后綁住，身體扭曲著，嘴里不停地哀求：“放開我，求求你放開我……”我認識她，上次住院時，她就有搶食、撿拾地上異物吞咽的行為，護士們是為了她的安全，才出此下策。

但那一刻，那個為婦女權益四處奔走、骨子里刻著“正義”二字的我，瞬間被點燃了。我沖到護士站，對著值班的兩個新護士，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說：“把她解開！找一個空的病房，我陪著她過夜，我保證她不會出事！”

新護士不認識我，只把我當成了一個發病鬧事的普通病人，厲聲命令我回到自己的床上。我仗著自己認識院長和辦公室主任，底氣十足地跟她們對抗：“你們這是侵犯人權！信不信我馬上給領導打電話，問問你們這樣對待病人對不對？”

我的“正義凜然”，換來的卻是她們手中冰冷的束縛帶，和從男病區緊急借調來的兩名男護士。四個人，對我開始了“圍剿”。

我可是拿過“三八紅旗手”和“慈善先進個人”的人啊！我明明是要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壯舉，憑什么要受到這樣的對待？我內心無比確信，我是正義的一方。那一刻，我感覺內心里那一頭被鎖鏈緊緊套住、傷痕累累的母獅子，終于掙脫了所有束縛，發出震天的嘶吼，向著面前的“敵人”猛撲過去。

那個個子高高的男護士從后面死死抱住了我。但我沒有束手就擒，反而借助他的支撐，猛地跳起來，用盡全身力氣朝著面前的矮個子男護士身上踢去！是的，我成功踢到了！一種扭曲的快感傳遍全身。

但隨即，我抬到半空的腿被牢牢控制住，兩邊的女護士一擁而上，四個人像抬一件物品，把我扔到了一張只有被褥和床單的空床上。我的手腕、腳踝，迅速被束縛帶固定在了床欄上。

我動不了了。

滿頭的汗浸濕了頭發，我大口喘著氣，渾身的細胞卻仿佛都張開了，我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畸形的酣暢感！活了38年，無論是在原生家庭還是在婚姻里，我從來沒有如此徹底地、不計后果地為自己的權益（哪怕只是我認為的“權益”）爭取過，反抗過！

這次在精神病院里的“暴力反抗”，竟然成了我生命中最偉大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我太棒了！ 正是因為在這個絕對“安全”的醫療環境里，我知道無論我如何“作”，都不會有生命危險，我才敢真正地、毫無保留地做了一次自己。

不僅如此，當后來我央求放開我去廁所被拒絕時，我直接尿濕了褲子和床單。在被注射了兩針鎮定劑后，我帶著這種混雜著屈辱、反抗和勝利的復雜情緒，沉沉地睡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

被遺忘的角落

我摸了摸昏昏沉沉的腦袋，發現自己一個人躺在空蕩蕩的病房里。周圍是二十多張空著的床鋪，所有的窗戶都沒有窗簾，像一雙雙空洞的眼睛，病房也沒有門，一覽無余。我叫了一聲護士，胖乎乎、面善的張護士走了進來。

“你終于醒過來了，頭疼嗎？餓不餓？正好她們在吃晚飯，你快起來進去吃吧。”

“張護士，”我羞愧地低下頭，“我想跟昨晚那個男護士說聲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踢他的……”

“好的，我跟他說。以后可別那么沖動了，住進來了，就好好配合吃藥，配合管理，這樣才能快點好起來。”她溫和地囑咐。

我使勁地點了點頭，像個犯了錯的孩子。

下床第一件事，是換了一身干凈衣服。從病房到活動室，不過20米的距離，我卻像走進一個新世界，第一次住院的那幾天仿佛全沒有發生過一樣，這里的一切對我又是新鮮的了。緊緊跟在護士身后，小心翼翼地觀察著。

南側是緊挨著的四個病房，只有最里面一間有門。北側依次經過醫護室，沒有門的洗刷間、衛生間、浴室。那道通往活動室的鋼化玻璃門，必須有護士手中的感應牌才能打開，像一道結界，隔開了兩個世界。

“來，拿個碗和勺，找這個阿姨打菜，再去那邊拿饅頭，找個位置坐下，吃完送回去。”護士耐心地指引。

我順從地照做。活動室是南北向的，南邊兩排窗戶只能打開很小的縫隙，西邊的窗戶可以看到壯觀的夕陽。東北面是分發食品的小窗口，家屬送來的零食都從這里遞進來。西北面是廁所，同樣沒有門，只有兩個經常堵塞的蹲廁。

吃飯的桌子是學校用的那種四座桌椅，不銹鋼桌面，塑料圓凳。飯后，有人負責打掃，其余的人就在中間狹長的空間里來回踱步，像困獸。恢復好一些的，可以和護士打打撲克，或者疊疊“金元寶”——那是接近出院的人才能參與的“高級活動”。

這里有一個女人，其實早就達到了出院標準，但她在外地工作的丈夫遲遲不來接她，她只能日復一日地在這里等待，眼神從期盼變得麻木。

我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神秘的社群。這里有老有少，病情有輕有重， 性格愛好各不相同，高矮胖瘦美丑皆有。她們是全縣精神類疾病最重的一群女性，是被正常世界遺忘在四樓女病區的“異類”。未來的一個月，我將與她們朝夕相處。

我甚至產生了一種荒謬的“使命感”：全縣那么多婦女干部，只有我有這個機會，潛入這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親眼看看這些女性的真實生存狀態。那么，就讓我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寫一部《精神病院女病區女性權益保護調查報告》吧。這個念頭，讓我在絕望中，找到了一絲觀察者和記錄者的抽離感。

“多管閑事”的躁狂善意

這些病友住院，最重要的原因大多是在家不肯吃藥，家屬無力管理。因此，每天早、中、晚三次的服藥時間，就成了病區里最莊嚴又最緊張的儀式。護士推著裝有藥盒的小車，逐個叫名字。病友們排著隊，端著水杯，在護士的注視下仰脖吞藥，然后抬起舌頭，證明沒有藏藥。

總有幾個“特殊分子”。有一個接近一米七、雙眼皮大眼睛的姑娘，重度抑郁伴有嚴重幻聽幻視。一發病，她就脫光衣服，或者猛地撞向墻壁。給她喂藥，是一場戰斗。需要幾個護士合作，先讓她躺在地上，把藥塞進她嘴里，然后灌水，用手捏她的喉結幫助吞咽。她常常被嗆得劇烈咳嗽，水從嘴角流出來。起初，我非常反感這種看似“野蠻”的方式，但后來，我慢慢理解了護士們的無奈。在“生存”和“尊嚴”之間，為了前者，有時不得不暫時犧牲后者。

還有喜歡藏藥或吃完偷偷摳喉吐掉的，護士會對她們格外“關照”，反復檢查。最讓我動容的，是那兩個患有唐氏綜合癥伴精神分裂癥的小矮人。她們都口歪眼斜，說不清話，走路蹣跚。其中年長的那位，已經50多歲，個頭不足一米四，視力極差。你猜，是誰在一直照顧她？

不是護士，也不是病情較輕的我們，而是另一個比她稍微年輕些、患同樣病癥的小個子女生！她會牽著“姐姐”的手，幫她拿水杯，喂她吃藥，給她打飯，甚至早上幫她穿衣服。這份 “弱者對弱者的守護” ，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講都更具震撼力。它完美地詮釋了那句話：“因為我淋過雨，所以想為你撐一把傘。” 在這片精神的荒原上，我看到了人性最本真、最堅韌的光輝，熠熠閃耀。

也許是因為躁狂期的能量無處釋放，剛入院的前兩周，我特別喜歡“多管閑事”。在這個50多人的群體里，我算是“強勢群體”。我自覺承擔起照顧弱者的責任。

比如，那位視力極弱、不會說話、又矮又瘦的50來歲女患者。有一次在廁所，她拉稀了，卻沒帶紙，情急之下竟想用手指去擦。我當時正等在旁邊，見狀一個箭步沖上去阻止了她。我忍著不適，用手中的衛生紙仔細為她清理干凈，幫她提好褲子，又攙著她到水池邊，把她的手仔仔細細地洗干凈。她渾濁的眼睛看不清我的模樣，喉嚨里也只能發出“啊啊”的聲音，無法表達感謝。

但那一刻，我的內心充滿了巨大的滿足感和道德優越感。我在心里默默為自己加分：“看，即使在這里，我依然是一個善良的、能給別人帶來溫暖的好人！”這種價值感的確認，對于當時自尊低落到塵埃里的我來說，是一劑強效的強心針。

出院與賦能

一個標準的治療療程是三個月。但因為我的恢復速度較快，也因為前夫和我爸頻繁打電話來，強調孩子需要人照顧，在第29天，醫生批準我出院了。

出院時，醫生叮囑我：每月必須回來面診一次，拿足一個月的藥量，回家按時服用，盡量避免刺激。

我帶著厚厚的住院病歷，成功辦理了“慢性病”報銷手續。這意味著，我以后每次拿藥，可以報銷80%的費用，每年的經濟壓力瞬間小了很多。而且，憑借這個“慢性病”證明，我每年還可以享受法定的病假，工資待遇不受影響。

這些實實在在的政策支持，對我來說，簡直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感覺自己沒有被社會拋棄，反而被一張溫暖的安全網穩穩地托住了。我不是家庭的累贅，社會的負擔，我是一個被制度關懷和愛護著的公民。

帶著這份新生的底氣，我從出院那天起，就告訴自己：必須學會在前夫身邊的生存之道。硬碰硬只會頭破血流，我要學會“以柔克剛”，像水一樣，看似柔弱，卻能穿石。我要默默地蓄積力量，為了女兒，也為了自己，總有一天，我要徹底好起來，給她一個真正安全、溫暖的港灣。

我開始學著溫柔地說話，對于他的種種缺點選擇視而不見。他不去做的事，我就自己默默地去做。不抱怨，不埋怨。在精神病院被世界“遺忘”的一個月，地球照樣轉動，太陽照常升起。

這讓我深刻地領悟到：個體的生命在宏大的世界里，真的太渺小了。既然如此，何不選擇留下那些快樂的記憶，果斷刪除那些不開心的片段，大膽地、勇敢地向前走呢？讓生命，在每一個當下，都更“精神”一步！

以往，因為生病，家里的大事小情，我都沒有發言權和決定權。在我堅持服藥、每月復診，狀態日趨穩定后，我對家庭的貢獻也開始被看見，被認可。我也開始敢于為自己爭取權利了。過年時，我給自己買了一條價值上萬的碎銀子手鏈，那是送給自己新生的禮物。當年家里攢下的4萬元存款，也第一次寫上了我的名字（家里的錢以前都存在前夫一人名下）。這些在當時看似微小的經濟獨立，都在為一年后的那場決裂，默默地積攢著底氣與資本。

（未完待續）

備注：每個人的成長經歷和家庭情況都不一樣，因此，文章中的分享，僅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