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貧民窟的教室里，我讀懂了人類命運共同體

2025年9月，當王今站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基貝拉貧民窟邊緣，望著一墻之隔、高樓林立的富人區時，忽然意識到：自己正站在一個被撕裂的世界中央。

一邊是腐臭彌漫、垃圾遍地的生存掙扎，另一邊是高爾夫球場上悠閑揮桿的富足生活。

這一幕，不是紀錄片里的畫面，而是她為期兩周非洲支教的真實日常。

01 往前一步，用給予和創造喚醒自己

王今，廈門南洋學院的一名青年教師，曾從國企地產行業毅然轉身投身教育，只為追求一種更純粹的價值實現。擔任專業教師一段時間之后，她想換崗到行政崗位并準備申請讀博。壓力之下，她一度陷入精神低谷和自我價值的迷失。

“我總是怕辜負別人對我的期望。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沒完成這項任務，就對不起這個職位，就虛度了光陰，我給自己設定了很多必須達成的目標，完不成就是失敗。”

一個開車回家的夜晚，當《獅子王》的主題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響起時，曠野的呼喚穿透了她壓抑已久的心靈。“那一刻我流淚了，我突然明白，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須立刻得到結果。與其等待和徘徊，不如往前一步，用給予和創造喚醒自己。”

在學校和同事的支持下，她報名參加了聯合國國際志愿者服務中的國際支教項目。選擇非洲，并非因為童年動畫片的浪漫想象，而是一種清醒的抉擇：既然要提供幫助，就去最需要的地方。她放棄了條件相對較好的斯里蘭卡，選擇了世人“不敢輕易踏足”的肯尼亞首都內羅畢。

臨行前的準備工作紛繁復雜，“我第一次知道要打這么多疫苗”。王今接種了黃熱、甲肝疫苗，又口服了霍亂疫苗，還帶了治療瘧疾的藥，以防萬一。帶著對未知的好奇和擔心，還有一份沉甸甸的愛，王今出發了。

02 老師，能不能給我們帶點東西回來？

輾轉來到內羅畢之后，王今走進基貝拉貧民窟。見識過不少世面的王今，還是被基貝拉的貧困震撼到了。

當地的學校竟是貧民窟里藏在鐵皮之間、面積不足70平方米的簡易棚子。所謂的教室里，只有幾張簡易的桌子和椅子，講臺都是現搭的。幾十個學生年齡跨度很大，有四五歲的幼童，也有十四五歲的少年，只有一位當地老師教課。

教室外，是一個真正的“垃圾場”。不是比喻，而是現實：遍地腐爛的食物、刺鼻的氣味、孩子們光腳踩在泥濘與廢棄物中。校園與外界僅一墻之隔，卻像是兩個平行宇宙。墻內勉強維持著一絲書香，墻外則是無盡的生存掙扎。

初次上臺，王今帶著滿腔熱忱準備了一堂關于“愛”的啟蒙課。她想教孩子們擁抱，教他們用“love”（愛）這個詞表達情感，因為她相信，教育的本質是精神的傳遞。然而，現實給了她當頭一棒。

第一天上課后，孩子們追著問王今：“老師，你明天回鎮上，能不能給我們帶點東西回來？”王今十分詫異，一時無言以對。她曾經在我國西南山區支教，那里的孩子再窮也不會伸手要東西。但在這里，她明白了——當一個人連飯都吃不飽的時候，“愛”真的成了奢侈品。

“我曾經覺得中國的貧富差距很大，”王今說，“但在這里，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天堂與地獄。”租住房屋的房東每周一早上不是去上班，而是去打高爾夫，直到晚上九點才回來。而就在他家不遠處，貧民窟的孩子們連學費和學習材料都要靠外籍人士捐助。

在非洲，火不是為了取暖，而是為了殺菌——人們撿拾腐爛食物，簡單烤一下就吃，因為高溫能殺死部分細菌。最常見的交通方式是跑步，以至于肯尼亞為世界體壇貢獻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中長跑選手，這成了許多孩子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

當地普通生活用品貴得離譜，一瓶普通的洗發水要近200元人民幣。來非洲之前，王今已經做好了要和孩子一起吃飯的準備，可是來了之后，發現事情并非如此簡單。

通過幾天的觀察，王今發現想和孩子們一起吃飯實在是太難了。貧民窟的所有孩子，包括成年人，連吃一頓飽飯都是一種奢侈。很多人一天只吃一頓飯，晚上再吃點豆子就算是加餐。

03 在這里，“愛”很具體

一次，王今執意想拍攝學生食堂，卻被校方婉拒。所謂的食堂，其實是一間小小的鐵皮屋子。對方先是答應，臨到飯點又改口，稱學生們有活動要外出。

孩子們每天能吃上的食物是一種類似米糊糊的東西，連粥都算不上。為了緩解饑餓，他們甚至會把本子上的紙撕下來嚼一嚼吞下去。

“我知道他們在回避什么，也許是因為飯菜太簡陋，怕傷了自尊。但我更心疼的是，這種回避本身就是貧困的烙印。”

肯尼亞的官方語言是斯瓦希里語和英語，學生日常都講斯瓦希里語，英語基礎很差。王今調整了教學內容，不再講抽象的“愛”，而是教實用的英語和漢語。

王今教孩子們基礎英語句型，教他們用中文說“星期一”“今天”“我想”。她把手機號寫在紙上，發給每一個學生。“我以為他們不會在意，沒想到所有人都爭先恐后地要。”

更讓她震撼的是，當她讓孩子們寫下夢想時，答案不是科學家或者醫生，而是“煙熏培根味的披薩”“菠蘿味的果汁”——這些我們唾手可得的東西，竟然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奢侈品。

那一刻，她徹底放下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我曾經覺得自己是在拯救他們，其實是他們救贖了我。”

在教孩子們漢語時，王今特意介紹了自己所在的學校和城市。“我想讓孩子們知道，在中國海濱城市廈門有一所叫南洋學院的學校。”她希望，這份微小的認知，能在孩子們心中種下一顆種子——關于外面的世界，關于另一種可能的人生。

04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參觀聯合國內羅畢辦事處的那一天，王今走進會議廳，在并列懸掛的各國國旗中，中國國旗分外奪目和親切。“那一刻，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她說，“我們曾被欺凌，如今卻成為當今世界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推動進步的重要力量。這種轉變，本身就是和平與發展的最好注解。”

分別那天，孩子們都跑過來擁抱王今，用剛學會的中文說“我想你”。唯獨有一個男孩，坐在遠處的土堆上，遠遠地望著王今，緩緩舉起手，做了一個低垂的告別手勢。沒有奔跑，沒有言語，只有沉默和凝視。

“在他心里，我不是第一個來支教的老師，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他們早已習慣離別，所以用這種方式告訴我：再見，不必悲傷。”

那一刻，她扭過頭，淚水決堤，“我能離開，能回到中國，能呼吸干凈的空氣，能吃飽飯。而他們呢？可能一生都走不出這片貧民窟。”

05 理解是改變的第一步

“中國之所以能擺脫貧困，除了艱苦奮斗，更重要的是我們掌握了發展的主動權。”王今深刻體會到，“減貧不能只靠捐贈，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國的發展，不僅惠及全體中國人民，更為全球減貧事業注入了強大力量。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援助、教育合作等方式，我們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造血”能力。

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產教融合正在推動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學校攜手為全球發展注入新動能。

“我們常說‘世界和平與發展’，但和平不是口號，發展也不能僅靠施舍。”王今說，“它意味著我們要看見那些被遺忘的角落，聽見那些遠處的呼喊，并用行動去縮短兩個世界的距離。”

歸來后，王今的時差還沒完全倒過來，夜里常常失眠。但她不再單純為未完成的任務而焦慮，不再執著于必須立刻成功。

“非洲之行讓我更真切地體會到，幸福不是擁有多少，而是意識到自己已經足夠幸運。當我們抱怨生活不如意時，想想那些連活著都成問題的人，就會明白，珍惜當下，本身就是一種擔當。”

這次支教，改變了王今對教育的理解。教育公平，不僅是一國之內城鄉之間的資源均衡，更是全球南北差距的彌合。人類發展事業，不能只由少數國家主導，而應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

“我不是去改變非洲的，”她說，“我是去理解世界的。而理解，是改變的第一步。”

王今的故事，是一個普通教師的探索之旅。她沒有宏大的計劃，也沒有驚天動地的成就，只是用兩周時間親歷了基貝拉的苦與痛，為孩子們送去了一位中國教師的溫暖和關愛。

正是這樣的個體行動，匯聚成推動世界向善的力量。當我們討論“內卷”與“躺平”時，或許應該想想那個坐在土堆上的男孩。他的沉默，是對不公世界的無聲控訴，也是對人類良知的長久叩問。

王今帶回的，不僅是一段經歷，更是一面鏡子——照見我們的幸福，也照見我們的責任。

來源：本文刊載于《留學》雜志2025年第20期，作者旭艾

編輯：李翊潔

終審：旭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