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刑法上沒有“拐賣男人罪”？

為什么刑法上沒有“拐賣男人罪”？不是法律“忽略”了男性

近日，一則關于某地立法保護大齡未婚女性的新聞引發了廣泛討論。一位網友回復關于“男女平等”的留言說：“只有拐賣婦女兒童罪，沒有拐賣男人罪。” 他還列舉了一個媒體近期報道的案例，一個17歲的未成年將19歲的男朋友以10萬元的價格賣到了緬甸。

這個問題直指一個看似“不平等”的法律現象：同樣是失去自由、被當作商品販賣，為何法律單獨將“婦女、兒童”列為拐賣罪的保護對象？難道男性的身體自由權就不值得同等保護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穿越法條的字面，探尋其背后的立法邏輯、歷史與現實。

一、 法條溯源

首先來看現行《刑法》是如何規定的：

第二百四十條 【拐賣婦女、兒童罪】
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
（三）……
（此條共列出了八種嚴重情形）

法律條文清晰明確，保護對象是“婦女”和“兒童”。那么，被拐賣的男性該怎么辦？他們并非無法可依，只是適用的罪名不同。

男性若被非法拘禁、強迫勞動，通常會涉及以下罪名：

• 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38條）：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

• 強迫勞動罪（刑法第244條）：以暴力、威脅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強迫他人勞動。

• 故意傷害罪（刑法第234條）：如果在過程中造成身體傷害。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不把男性也直接放進“拐賣”的范疇里，來個“一鍋燴”呢？

二、 立法初衷：保護特定的“法益”

刑法的每一個罪名，都是為了保護一種特定的“法益”（即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和生活利益）。“拐賣婦女、兒童罪”保護的，不僅僅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權，更重要的是其人格尊嚴、性自主權、家庭關系以及人身不可買賣的文明底線。

1、歷史與現實的犯罪焦點：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婦女和兒童因其生理、社會地位等原因，更容易成為人口販賣的目標，并被物化為“性剝削”等對象。這種犯罪具有極其惡劣的社會危害性，它摧毀的是人最基本的尊嚴，將人徹底“物化”。立法者正是基于這種長期、普遍且危害性極大的犯罪現象，設立了此罪，進行“精準打擊”和“特別保護”。

2、犯罪的典型鏈條不同：

拐賣婦女兒童：典型的犯罪鏈條是 “拐騙→中轉→販賣→獲利” ，受害者被明確當作“商品”在不同環節倒手，最終買家可能是為了強迫結婚、生育或性奴役。

“拐賣”男性：如最為典型的黑煤礦案例，其犯罪模式通常是 “欺騙/綁架→囚禁→強迫勞動→榨取價值”。在這里，男性主要被當作“勞動力”來剝削，而非作為“人”本身在市場上被轉賣。整個犯罪的核心是“強迫勞動”，而非“販賣人口”。

簡而言之，立法者認為，將婦女、兒童作為“商品”進行買賣這一行為本身的罪惡，需要用一個獨立的、刑罰更重的罪名來懲治。 “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起刑點就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至死刑，其嚴厲程度遠高于非法拘禁罪（通常三年以下）和強迫勞動罪（通常三年以下，情節嚴重的三年以上）。這體現了法律對踐踏人格尊嚴行為的最強烈譴責。

三、 是法律“漏洞”，還是“體系化”保護？

有人會問，這是不是法律的漏洞？讓犯罪分子鉆了空子？

實際上，刑法提供了一個“工具箱”。對于“拐賣”男性的行為，司法實踐會使用“非法拘禁罪”、“強迫勞動罪”，甚至“故意傷害罪”、“搶劫罪”等工具進行“組合拳”式的懲處。如果犯罪情節特別惡劣，數罪并罰，最終的刑期也可能非常重。

但這依然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

1、象征意義大于實際？ 盡管可以通過其他罪名定罪，但“拐賣”這個詞所承載的對“人格商品化”的否定，是其他罪名無法完全替代的。將男性排除在外，是否在無形中傳遞了一種“男性不會被當作商品販賣”的潛在信息，從而削弱了對男性面臨類似風險的認識？

2、犯罪形態在演變：隨著時代發展，犯罪形式也在變化。跨國人口販賣中，男性也可能成為各種形式剝削的受害者。法律是否應該更具前瞻性，考慮將“拐賣人口罪”作為一個涵蓋所有性別的兜底罪名，同時保留“拐賣婦女、兒童罪”作為加重情節？

法律不是冰冷的邏輯公式，它根植于社會現實，也反映著一個時代的價值判斷。設立“拐賣婦女、兒童罪”，是法律對歷史上最脆弱群體傾注的特別關懷，是文明進步的體現。

然而，那位網友的問題，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法律在不斷發展中需要審視的細節。它提醒我們，對所有人的基本權利——無論男女——的平等保護，是法治的終極追求。討論“為什么沒有拐賣男人罪”，并非要否定對婦女兒童的保護，而是在肯定這一保護的基礎上，進一步追問：現有的法律體系，是否足以應對所有形式的人格尊嚴侵犯？是否能讓每一個人，都同樣感受到法律那堅定不移的守護？

來源：本文借助AI創作，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