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美國堡壘”，讓其在中國面前優勢盡失｜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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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長期以來，美國在國防工業上不斷深化對“安全盟友”的依賴。2020—2024年，美國約占全球重大武器出口的四成以上，向歐洲北約成員國及中東關鍵盟友的軍售在此期間顯著上升。這種依賴并不局限于軍售，還延伸至技術研發和生產合作。例如，美國F-35戰斗機的供應鏈，就依賴多個國家在機體結構、發動機零部件、航電系統、軟件測試和后勤保障等環節的共同貢獻。

然而，如今特朗普以關稅為核心打造的“美國堡壘”，正讓盟友與其漸行漸遠。近日，歐盟領導人在布魯塞爾峰會上提出，到2030年“具備自主防務行動能力”，減少對美國的戰略依賴。在亞洲，韓國也正加速推動防務工業自主化，計劃在2030年前躋身全球第四大軍工出口國。日本則計劃通過大幅增加國防開支，扶持本土國防工業。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FR）資深研究員Shannon K. O’Neil近日發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壁壘非但無法實現其宣稱的強化國家安全與經濟自主的目標，反而推高國內生產成本、抑制技術創新、迫使盟友疏遠，系統性地削弱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與長期軍事優勢。

此外，美國的單邊保護主義還可能引發地緣政治的連鎖反應，促使歐盟、日本、韓國等關鍵伙伴加速推進“戰略自主”，尋求美國武器裝備的替代方案，并積極強化本土國防工業。這將侵蝕美國軍工復合體賴以生存的全球客戶網絡，并動搖其聯盟體系的根基。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強硬貿易政策正在為中國創造外交機遇。巴西、印度等國為規避美國市場風險，正尋求與中國關系的緩和，這實際上可能削弱美國在“朋友圈”競爭中孤立中國的努力。

香農·K·奧尼爾（Shannon K. O’Neil）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副主席、研究部副主任、納爾遜與大衛·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高級研究員

短短數月間，特朗普政府改寫了美國貿易政策的規則。政府對幾乎所有國家征收全面關稅，初始稅率為10%，最高可達50%。針對鋼鐵、鋁、汽車及汽車零部件等一系列產品征收的稅款，進一步抬高了這些領域的貿易壁壘。目前美國進口稅的平均實際稅率約為18%，達到了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

“中國在貿易上擊敗你，俄羅斯在戰爭上擊敗你”。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8月份援引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話稱。貿易保護主義是特朗普應對這兩大挑戰的對策。在他看來，關稅帶來的收入能讓美國在經濟上“獲勝”；而推動軍用裝備及相關礦產、材料、技術的本土生產，則使得美國能夠在戰場上占據主導地位。

政府征收的關稅興許能實現部分預期目標，或將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其脫離全球供應鏈。消費品企業將會在美國本土生產更多產品，以搶占這個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份額；鋼鐵、鋁、礦產及其他戰略性材料供應商則會擴大其在美國的業務，借此利用本土價格上漲的機會。

但關稅之弊將遠大于其所帶來的益處。過去的50年間，美國融入全球供應鏈的進程為其經濟增長注入了動力，而脫離這些供應鏈將導致產品成本的提高、質量的降低，進而限制其經濟增長與競爭力。美國國防工業也無法規避價格上漲、供應商流失和海外市場萎縮的影響，原因在于在本土生產武器、軍用裝備及新建工廠的成本也將大幅增加。

今年初，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稱，2024財年美國對外軍事裝備銷售額創歷史新高，達到3187億美元，較2023財年增長29%。圖源：路透社

反觀美國的盟友們，它們一方面渴望強化自身國防工業，另一方面卻極有可能減少對美國武器的采購，因其正逐漸失去對與美國的貿易的信任。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企業的商業模式面臨威脅之際，政府正考慮未來無人機與人工智能驅動的戰爭形態，這使得國內企業創新相比任何時期都更加迫在眉睫。

與可靠伙伴開展供應鏈合作的優勢無可替代。美國政府越是試圖單打獨斗，無論是朋友還是對手，就越容易在與美國的較量中占據上風——如今是在貿易中，或許未來就是在戰場上。

優勢盡失

在今年8月《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一篇評論文章中，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聲稱，特朗普政府征收關稅、尋求外國投資協議的目標，不亞于為構建“新的全球貿易秩序”奠定基礎。

按照政府的理論，關稅將點燃美國國內再工業化進程、創造就業崗位、實現貿易逆差向順差的轉變，并減少美國在戰略性及常規商品上對對手的依賴。政府認為，這將扭轉其口中數十年“不公平”自由貿易政策導致的制造業崗位流失、逆差擴大、對外依賴加深等趨勢。

初步數據顯示，關稅的確正產生影響，但卻并非積極。據非營利組織供應管理協會（ISM）的采購經理人指數（PMI）顯示，過去六個月美國制造業持續萎縮；今年以來，制造業崗位已減少7.8萬個。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率卻在不斷攀升。7月和8月的物價飆升，原因在于需繳納關稅的進口商品上架后價格出現明顯上漲。美國本土制造商品的生產成本同樣上升——制造商需為外國原材料支付更高費用，而美國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占進口商品約45%。

受高物價與整體經濟不確定性影響，過去幾個月低收入消費者的支出陷入停滯。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商品貿易逆差較第一季度有所收窄，這主要得益于進口（尤其是自中國的進口）下降；但出口基本持平，這或許也是就業數據疲軟的原因之一。

世界其他地區則通過擴大國際貿易進行應對。外國企業開始重新規劃商品運輸路線與供應鏈，以規避美國市場。貿易談判代表不僅前往華盛頓，還奔赴其他國家的首都尋求新協議：

歐盟正尋求與印度、印度尼西亞達成協定，推進與南美貿易集團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談判，同時與中國進行貿易磋商，并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該項自由貿易協定簽署于2018年，目前有十幾個成員國，合計占全球GDP的近15%；巴西、中國、印度、英國也在與多個伙伴協商新貿易協定。

10月9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和印度總理莫迪在印度孟買舉行雙邊會晤。圖源：路透社

短期內，尚無法明確這些動向將會把美國經濟至于何種境地。隨著關稅稅率穩定，不確定性暫時消除，外加日本、韓國、歐盟兌現其與特朗普政府簽署貿易協定中的承諾，投資或許會有所回升。許多企業可能會被高度受保護的美國市場中的上漲價格吸引，進而擴大在美國的業務。

世界在對美貿易領域仍保持警惕

關稅同樣為美國經濟增長設置了重大阻礙。對鋼鐵、鋁、木材、銅管及其他建筑材料和機械征收的關稅，增加了企業將制造業回遷的啟動成本，不僅在美國新建工廠和裝配線的費用增加，地方政府為企業供電而擴建電網的成本也提高了。成本可能會勸退部分外國投資者，并削弱已流入資金的實際影響。

此外，美國本土制造商品價格上漲后，其競爭力在擁有數十億消費者的海外市場中也將顯著降低。美國本土供應商同樣會處于劣勢。在企業每年出口的約2萬億美元商品中，近三分之二是投入全球供應鏈、用于其他國家生產的中間品。隨著這些產品的價格上漲，外國制造商也將轉而尋找替代品。

即便很少有國家對美國關稅采取“以牙還牙”的報復措施，且許多國家同意簽署協議為美國出口商降低貿易壁壘，但世界對與美國貿易的警惕仍不會消失。其余國家不會完全放棄美國這個龐大的消費市場。

雖然本國消費者每年約20萬億美元的支出，支撐了美國經濟約70%的增長。但并不排除其他國家將美國市場與其他市場區別對待的可能性。

多年來，企業已對中國市場采取差異化策略：在中國為中國消費者生產商品，同時為其他市場維持獨立、多元化的業務。如今，它們可能會對美國采取同樣策略——在美境內供應美國消費者，但將面向其他國家客戶的生產布局在海外，這將限制美國從貿易保護政策中獲得的經濟收益。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使美國錯失了全球供應鏈帶來的整體經濟增長紅利。過去50年間，跨境生產大幅擴張，在推動新興與發達經濟體繁榮的同時，也加劇了美國及其他地區的不平等。全球商品貿易額從1980年的2萬億美元增長至如今的24萬億美元，其中約55%是用于生產其他商品的中間品。

貿易歷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A. Irwin）在調查十幾項研究后發現，在此期間，開放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遠快于封閉經濟體，而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們融入到了供應鏈之中。

國際供應鏈通過實現規模效應提升生產效率，通過推動專業化分工激發創新活力。即便美國擁有龐大且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也無法復制這些優勢。除非美國企業能以合理價格從外國企業采購零部件，并在其他國家布局部分業務，否則將難以在產品質量、成本與生產速度上，與那些仍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的海外競爭對手抗衡。

全球化的國防工業

美國國防工業也無法規避這些影響。在整個戰后時期，美國企業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國防裝備出口商，占據全球市場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額。它們是制導導彈、隱形戰機、偵察系統、核動力艦艇等尖端軍事技術最知名的供應商。

數十年來，歐洲約40%的軍事裝備從美國采購；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對美國武器的采購比例更高；日本和韓國的導彈系統、戰斗機及其他軍事裝備，也都依賴美國供應商。當一個國家的政府從美國企業采購新裝備時，往往還會承諾在未來數年向該企業支付維護、更換零部件及系統升級費用。美國國防企業之所以能獲得這些高利潤訂單，不僅源于其產品質量精良、技術精密，還因為美國政府將這些銷售作為安全聯盟與協議的一部分予以批準。

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從未經歷過“單打獨斗”。國防企業與美國軍方本身一直依賴全球供應來源，尤其是在戰時：二戰期間，美國的鎳、銅、鎢、錳及其他助力其取勝的礦產和材料，有很大一部分依賴進口；朝鮮戰爭期間，駐日制造商又為跨越日本海的美軍提供了翻新坦克、轟炸機和火炮。在一場又一場沖突中，美國的軍事力量始終源于其獲取并調配全球資源的能力。

國際供應鏈的擴張，在提升國防工業創新速度的同時也降低了生產成本。獲取這些收益需要數十年的積累，因為構建供應鏈絕非簽署一份合同那么簡單。法律協議確保了產品的兼容性、可靠性與質量，但精密國防產品的供應鏈通常更像是長期合作伙伴關系，美國企業與外國企業會開展合資項目，共同進行研發。供應商與制造商在共同應對監管規定、安全協議和地緣政治問題的過程中，建立起穩固的合作關系。

美國政府在此類供應鏈的構建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五角大樓負責監督關鍵零部件供應商的審批流程，例如美國國防企業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與日本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Ltd.）合作設計高超音速導彈防御系統時，就需經過這一流程。

外交協議與條約推動了聯合國防項目的開展，例如2021年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協議，其中就包含設計和制造新一代核動力攻擊潛艇的計劃。制定統一標準、促進互操作性與技術共享的技術協議，使得多國企業能夠合作生產零部件與系統。得益于美國政府多年來構建的這些伙伴關系，其國防企業能夠在基礎材料乃至軍事裝備的精密零部件上，均依賴外國供應商提供。

據外媒報道，五角大樓正尋求采購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關鍵礦產，這是其全球儲備狂潮的一部分，旨在應對中國在國防制造商必需金屬領域的主導地位。圖源：路透社

跨境采購提升了國防工業的韌性。當美國企業與多個國際供應商合作時，單一地區潛在問題的暴露風險可顯著降低；而集中的本土生產則會帶來脆弱性，美國已親身體驗過這一點：

2017年颶風“瑪麗亞”導致波多黎各工廠停產，美國本土隨即面臨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2022年，由于155毫米炮彈僅在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市的一家工廠生產，而美國陸軍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后既要向烏供應炮彈、又要補充本土軍火庫，導致防御出現危險缺口（此后美國已向本國和加拿大的多家工廠下達訂單）。

軍民兩用技術的普及，使得生產關鍵國防零部件的企業能夠實現小規模制造商無法企及的生產規模。如今，同一種半導體既可為智能手機供電，也可為導彈提供動力；筆記本電腦和電動汽車的電池同樣驅動著無人機；人工智能技術既被用來完成學校作業，也被用于操控無人武器；衛星在為民用交通導航的同時，也能為軍隊調動指引方向……

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規模龐大，其增長既得益于普通消費者的購買，也離不開國防客戶的訂單。它們從商業應用中獲取巨額利潤——這些利潤又反之投入研發，推動國防領域的創新，最終使美國國防部受益。

單打獨斗的代價

構建國際供應鏈確實無可避免的造成美國對海外的經濟依賴，有時這種依賴可能具有危險性。因此，美國有充分理由將對手排除在關乎國家安全的關鍵供應鏈之外——在這些領域中，競爭對手極有可能將美國對其商品的依賴“武器化”。

中國控制著一系列關鍵國防投入，在與美國的貿易戰中限制了鎵、鎢、鍺、銻、石墨等礦產的出口——這些礦產通常用于生產無人機、子彈、F-35戰斗機、“戰斧”導彈和夜視儀——同時限制了對電動汽車和先進武器系統至關重要的稀土磁體的出口。中國政府還禁止向加州無人機制造商斯凱迪奧（Skydio）出售零部件，表面原因是該公司與中國臺灣地區政府簽署了合同，實則為了削弱這家對中國企業構成潛在威脅的競爭對手。

盟友也被排除在供應鏈之外，正是特朗普政府實施全面關稅所帶來的后果之一，這非但不會增強美國的影響力，反而削弱了其投射力量的能力。

首先，關稅將提高國防生產成本。目前，許多終端產品已在美國本土生產，以滿足針對特定專業零部件采購的嚴格法律要求。但由于關稅保護允許美國生產商提高售價，這些承包商現在不得不為美國本土生產的鋼鐵、鋁、銅和半導體支付更高的本地價格。

其次，關稅將加大美國本土產業擴張的難度。以造船業為例，因為美國造船成本本就高于中國、日本和韓國，目前全球只有不到1%的船舶在美制造。而關稅導致該行業投資吸引力進一步下降——美國造船廠建造每艘船舶所需的成噸鋼鐵和鋁材成本，要比其全球競爭對手高出50%。

美國國防企業要想實現經濟可行性，就必須有穩定的客戶保障。武器和軍事裝備制造均屬于資本高度密集型產業：生產精密裝備和系統的企業需要巨額研發預算、專業制造設施和先進機械；漫長的生產周期意味著完成一份訂單需要數年時間，且這些企業的產量通常很低。傳統上，美國國防承包商之所以能分攤這些巨額前期成本，是因為美國的聯盟體系為其提供了忠實的客戶群。

2024年，盟友們通過美國政府批準的合同，從美國制造商處采購了超過3000億美元的武器和國防裝備，而這些企業從美國國防部獲得的合同金額約為4450億美元。對于洛克希德·馬丁（LMT）、諾思羅普·格魯曼（Northrop Grumman）、雷神技術（RTX）等美國頂級國防承包商而言，國際客戶的訂單要占到其總銷售額的10%至40%。

但這一此前可靠的美國國防產品需求來源，如今可能面臨風險。特朗普長期以來一直堅稱，美國盟友應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而他的關稅公告則進一步強化了這一信號。這位美國總統曾抨擊北約盟友“搭美國國防開支的便車”，并要求日本和韓國為美國在其境內駐軍和設立基地支付更多費用。

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及北約盟友已宣布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其中許多國家承諾將部分資金用于采購美國企業的產品，但這些承諾能否全部兌現，尚且是一個未知數。

許多國家都有擴大本土國防工業基礎的雄心——它們以這些資金將推動本土產業發展為由，向民眾大力宣傳增加國防開支的舉措。此外，美國對它們的出口產品征收關稅，也令盟友們看到了其反復無常、奉行交易主義的本質，進而加劇了它們對于過度依賴美國的顧慮。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長期倡導購買“歐洲產品”，他呼吁歐盟成員國用法國-意大利聯合生產的SAMP/T防空導彈和法國“陣風”戰斗機，替代美國的“愛國者”導彈和F-35戰斗機。

部分歐盟國家已開始采取行動：丹麥近期斥資90億美元升級防空系統時，選擇了歐洲而非美國型號；西班牙取消了用70億美元預算采購美國F-35戰斗機的計劃，轉而考慮歐洲替代品。此外，歐盟新設立的1760億美元國防基金，其采購范圍僅限于歐洲企業及與歐盟簽署正式安全協議的國家企業——當然，美國榜上無名。

德國國防部長鮑里斯·皮斯托利斯打算向美國制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再訂購15架F-35戰斗機。圖源：路透社

與此同時，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誓言要抓住“一代人只有一次” 的機遇，將國防投資轉向國內就業與產業增長；日本則計劃通過大幅增加國防開支，扶持本土高超音速導彈、無人機和戰斗機生產商，同時其正與歐盟協商簽署機密信息共享協議，并建立正式國防對話機制，推動日本企業與歐洲國防供應鏈對接；韓國總統李在明也表示，希望國防工業成為“韓國未來的增長引擎之一”。

外國民眾對美國關稅政策的不滿，也可能導致盟友難以繼續大舉采購美國國防產品。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1-4月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24個受訪國家中，有15個國家對美國的好感度下降了8至32個百分點。特朗普宣布關稅政策后，加拿大、印度和歐洲相繼出現抵制美國商品的活動。面對選民拒絕購買肯塔基波旁威士忌或李維斯牛仔褲（二者均為享譽全球的美國商品）的情況，各國政府可能會加大力度尋找“愛國者”、“戰斧”導彈、F-35戰斗機和“黑鷹”直升機的替代品。

已有證據表明，美國的盟友和伙伴正逐漸與其疏遠：在歐洲關于“戰略自主”的討論日益升溫的同時，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已將“實現對美國的獨立”列為國防優先事項；印度因面臨美國的高額關稅，暫停了美國武器采購，拒絕滿足特朗普要求其放棄進口俄羅斯石油的條件；面臨50%的關稅的巴西，在今年9月份拒絕參與美國主導的軍事演習，但與此同時加強了駐北京大使館的軍事代表力量，使其與駐華盛頓大使館持平。

事實上，全球對特朗普強硬策略的不滿，已讓中國從中受益。一年前，中國還因自身的強制性貿易做法和強硬外交面臨全球反彈；但在過去幾個月里，由于感受到華盛頓的冷落或忽視，巴西、印度、日本、韓國和歐盟的官員都已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轉而修復與中國的緊張關系。

盟友的價值所在

對美國國防工業而言，當前正是一個尤為危險的時期——可能正失去在全球供應商網絡中的優待地位，甚至失去客戶。正如烏克蘭戰場和紅海航道的沖突所表明的那樣，未來戰爭的形態或將不再以航母、坦克和火炮為主，而是以無人機、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為核心。美國目前既無法在本土足量生產此類裝備，也缺乏靈活的采購流程來快速獲取。

實際上，該國在無人機、機器人和下一代雷達系統的基礎材料投入和實體零部件上，仍依賴其最主要的對手——中國。在技術層面，美國正陷入一場爭奪主導地位的競爭——而這場競爭極有可能會輸給中國。

關稅提高了生產成本，同時降低了美國產業的投資吸引力，這將使其更難在新型戰爭形態中復制其在傳統戰爭中的優勢。美國國防企業無法簡單地將整個供應鏈遷回本土：即便擁有政府合同，它們也需要國際貿易帶來的規模效應和利潤來維持企業運轉；同時，它們還需要獲取尖端創新技術，而其中許多技術來自海外。

中國在高超音速武器、綜合防空系統、網絡工具和太空能力領域，已成為與美國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只靠“單打獨斗”，美國無法匹敵中國已實現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只有整合日本、韓國及歐洲盟友的創新能力和生產技術，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為確保美國擁有自衛所需的裝備，擴大國內生產極為必要；也有充分理由將對手排除在關鍵國防供應鏈之外。但全面關稅的實施非但不會讓這些目標更容易實現，反而使其難上加難。

如果美國政府轉向針對性關稅，僅聚焦于戰略產業和關鍵投入，就能在不承擔非必要成本的前提下，推動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制造業發展。此外，通過降低或取消對可信賴國家的關稅，將“友岸外包”作為重振關鍵產業整體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就能從地理多元化、新市場準入和創新產品獲取中獲益。

美國的補貼政策將是該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市場失靈的行業（如電池行業），補貼尤為重要——中國的補貼已使該國電池制造產能遠超全球總需求；在易受操縱的行業（如礦產提煉和加工行業），補貼也舉足輕重——中國在這些領域的主導地位使其能夠制造全球短缺，或通過向市場大量傾銷來迫使外國企業破產。

美國政府已成功利用補貼吸引到私人投資：近年來，通過向半導體制造商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貸款和贈款，美國擴大了本土生產能力，這將減少其對集中在中國臺灣地區的半導體制造業的依賴。今年7月，政府與美國稀土企業MP材料公司（MP Materials）簽署協議，為美國開采的稀土設定價格下限，該公司則承諾建造一座稀土磁體生產工廠。2028年工廠投產后，美國對中國稀土的依賴程度有望降低。

芒廷帕斯稀土礦及加工設施是西半球唯一一座規模如此龐大的稀土礦場。圖源：路透社

未來的補貼支出應聚焦在啟動關鍵產業生產，以及長期培育具有商業可行性的企業。此外，補貼對象不應僅限于美國企業或美國境內的業務。相反，政府應利用補貼實現兩個目標：一是推動關鍵產業供應商及其來源地區的多元化，二是增加從友好國家獲取技術和創新的渠道。

強化關鍵礦產的國際供應鏈，首先應努力重振2022年成立的“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該伙伴關系匯聚了10多個美國盟友和伙伴，旨在推動跨境礦產項目——并為其投入真金白銀；國會還應通過《關鍵礦產安全法》，用以指導美國政府與盟友合作開展關鍵國防投入的開采、提煉、加工和回收工作；同樣，美國也應維護與盟友已有的聯合武器和國防裝備生產協議，如AUKUS，并沿此方向尋求新協議。

向其他國家開放資金支持，并不一定要以損害美國企業和承包商利益為代價——其中，外交至關重要。與歐盟簽署正式安全協議，將使得美國承包商有資格競標歐洲新國防基金提供的公共合同；與其他盟友的協議也能帶來類似機會；而確保互操作性的技術協議，則能為美國供應商打開大門，使其獲得海外軍方的維護合同，并為未來的裝備升級提供支持。

共同建設美國與盟友的國防工業基礎，使其互補而非競爭，不僅能幫助美國及其盟友更好地協調軍事行動，還將帶來商業收益。

美國需要安全的供應鏈，為此，應鼓勵與可信賴國家開展跨境制造，而非實施全面關稅——這一舉措只會哄抬本土價格、驅離外國伙伴。如若把美國與全球貿易隔離開來，必將導致通脹加劇、創新放緩、增長停滯，最終使美國制造商難以在全球消費者的“爭奪賽”中取勝。

這條道路的終點，并非真正的安全，而是國力的絕對實力下滑。而貿易保護主義的安全代價同樣嚴峻：隨著外國合同瓦解、海外競爭對手成為更安全的地緣政治選擇，美國國防供應商將失去當前的諸多市場優勢。美國國防工業的萎縮不僅是經濟打擊，更將削弱美國部署和裝備世界一流軍隊的能力。

在特朗普政府的一廂情愿下，構建“美國堡壘”似乎是保護國家財富、加強防御的途徑；但事實上，摒棄伙伴關系只是其走向“自我削弱”邁出的第一步。

編譯｜姜心悅 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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