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
1957年10月31日，該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兩位年輕的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折桂。他們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使人類探索微觀世界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
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后，國內有關方面敏銳地意識到這兩位華裔科學家的重要性，立即采取行動聯系他們。
周恩來首先派楊振寧的老師張文裕前往瑞典祝賀，并特意安排當時仍在功德林服刑的杜聿明（楊的岳父）與女婿取得書信聯系。杜聿明馬上寫了一封簡短的賀信，楊振寧也回了信。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就作為首批特赦戰犯被釋放。
1971年，美國解除對華旅行禁令，楊振寧抓住機會于1971年7月回到中國，成為首位訪問新中國的美籍知名華人學者。
在上海，他見到了病重的父親；在北京，他首次見到了特赦后的岳父杜聿明，并一同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和宴請。
返回美國后，楊振寧在美國多地發表演講，分享在中國的見聞，介紹新中國的發展變化。這影響了眾多海外華人學者，開啟了他們回國訪問的序幕。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開始緩和。
當年的9月19日至10月31日，李政道先生應周恩來的邀請回國訪問，代表海外科學界（特別是美籍華裔科學家）來了解中國科研狀況。
李政道先生在北京和上海進行了4次學術報告，向國內物理學界介紹國際前沿進展；將一臺最新的微型計算機、兩套集成電路及相關資料贈送給中國科學院，帶來了寶貴的科研資源；向中國科學院提出應大力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并認為物理系各專業不宜分得太細。
訪問期間，受到了周恩來的幾次接見，地點有時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還有一場在人民大會堂。
有一次座談會陪同周恩來的有葉劍英、江青、部分中科院領導、外事官員等。
性格直爽的李政道在國內訪問期間多次表達對科研人員的關切：“中國科研人員被當作‘臭老九’，實驗設備落后，年輕人不學科學。” “科學需要獨立思考，不應受政治口號的束縛。”
這些話在彼時當然是非常敏感的，正值“文革”后期，江青仍是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女“沙皇”。
在這次座談會上，李政道又提出：“科學不是政治的附庸。希望國家給科學家應有的尊重。”
江青立刻反駁：“你這是什么立場？科學難道能脫離政治？難道能脫離毛主席思想？”
據在場的人士回憶，李政道當場回敬：“科學屬于全人類，不屬于任何主義。”
這句話讓江青勃然大怒。
根據《周恩來與李政道會談紀實》、《李政道口述回憶錄》、《錢三強日記》以及中科院老干部回憶：
江青當時氣急敗壞地用激烈語氣指責李政道：“你就是個資產階級學閥的代言人！你以為拿了諾貝爾獎就了不起？”
李政道沉著回應：“科學獎不是為了我個人，是為了人類理性；如果科學家沒有發言的自由，科學就沒有未來。”
江青暴怒拍案而起：“這是人民政權！不是你們這些洋奴可以教訓人的地方！”
周恩來趕緊打圓場，讓李政道“先休息一下”，結束了座談會。
據說當晚周恩來還親自去李政道下榻的釣魚臺賓館安慰他，表示：“你講得沒錯，只是有些話現在不宜說得太明白。”
那一年李政道先生46歲，周恩來已經74歲。
座談會后江青要求新華社等媒體“不得宣傳李政道回國”；原計劃安排李政道先生訪問清華、北大、中科院的日程也被取消。
李政道先生憤而提前離華， 那是他49次回國的經歷中最特別的一次。
在學界普遍認為：李政道先生與江青的沖突是特殊年代科學理性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正面沖突，李政道先生代表科學界對“文革”中反智風氣提出了嚴肅的抗議，而江青則體現了極左權力對思想控制的延續。
在萬馬齊喑的文革中，也只有李政道先生這樣的域外人物才有可能代表科學界對“文革”中得反智堅決地說“不”。
只要是生活在國內，哪怕是錢學森那種級別的科學家，就不得不揣著語錄本搞科研啊！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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