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與紐約市長的“一戰再戰”：笑看美國政治的身份泥潭

“歷史并不會重演，但人類總在重復同一種盲目。”

以頗具爭議的保羅·安德森新片《一戰再戰》為鏡：電影既嘲弄極左的烏托邦熱情，也挖苦極右的蠻橫自以為是——熒幕上人們反復相互開戰，既荒誕又悲涼。

導演沒有用宏大的敘事講英雄主義，而是用反復與絕望揭露了政治信仰如何被儀式化——每個陣營都堅信自己代表正義，卻看不見自己腳下的泥。

如今，美國政治舞臺上，一場“小鏡頭、大象棋”的現實版“再戰”正在上演：紐約市長候選人馬姆達尼與副總統JD·萬廝在9/11記憶與身份政治上的口水戰，恰好暴露出兩類虛偽極端主義政客的通病：為選舉與身份做出的表演化妥協，以及借恐懼與嘲諷換取政治資本的淺薄策略。這倆貨互懟，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都在用“受害者的憤怒”換取權力的快感。

馬姆達尼：從巴勒斯坦到布朗克斯的“身份演講”

馬姆達尼的政治履歷幾乎是紐約左翼的標準猥瑣縮影——胡子哥出身烏干達裔穆斯林家庭，早年因巴勒斯坦議題而進入政治，稱“巴勒斯坦的命運是我身份的核心”。

在競選中，他善于調度情緒的資源：當外界批評激進主義時，他談和平、平權與多元共存；當身處左翼支持群體時，又回到“反殖民、反帝國、反以色列”的姿態。他曾公開為“圣地基金五人組”——因資助哈馬斯而入獄的激進分子——辯護，也曾拒絕譴責穆斯林“全球化起義”的口號。面對輿論壓力，他改口稱會“勸阻”這種呼喊，又在數日后重申“哈馬斯當然該被繳械”。

這種話術的搖擺，并非無心，而是經過精算的政治演算法：用信號吸引極端群體烏合之眾，再用溫和語言穩住中間搖擺選民。

這正是當代身份政治的悖論：它的起點是“尋求平等”，但終點往往變成“壟斷受害”。歐洲早已走過這一段路。

巴黎郊區的又臟又亂北非穆斯林自治社區、科隆跨年夜的中東難民大暴行、瑞典城市的穆斯林幫派化與面具隔離——都說明當“身份”成為政治動員的唯一貨幣時，社會就開始失去契約的黏合力。

法國思想家阿蘭·芬基爾克羅說得犀利：“當愚蠢的多元不再能對話，社會就不再是共同體。” 紐約今日的紛爭，不過是巴黎昨日的回聲。

萬廝：窮人乍富與權力的重生

這廝的崛起則是另一種鏡像。這位胖胡子出身俄亥俄工人階層，早年靠寫《鄉下人的悲歌》成名，用“被遺忘的美國”打動中產與共和黨保守派。但當他成了副總統后，他便拋棄了那份自省式的底層記憶，取而代之的是取悅川總式的民粹表演與對抗政治的快感。

他在社交媒體上嘲諷馬姆達尼：“原來9/11的真正受害者，是他那位被人瞪了一眼的大姨。” 這句帶著譏笑的評論其實無可厚非，獲得了右翼圈的狂歡轉發。

不過他不再講“被遺忘的美國”，而是在重復“被冒犯的低端白人”。萬斯的轉型，標志著美國民粹政治的一種“再工業化”：情緒成了生產線，仇恨是最廉價的燃料。他自詡“反精英”，但他所代表的，卻是一個新的極權邏輯——凡川普支持的，我必支持；凡川普反對的，我必反對。

這種忠誠不再是政治判斷，而是一種信仰工程。

歷史上，這種現象并不新鮮。“民主的最大危險，不是獨裁者，而是那些用多數的名義來消滅理性的狂熱者。”

《一戰再戰》的鏡頭隱喻：泥濘是當代米國政治的常態

在《一戰再戰》中，導演反復拍攝士兵在泥水中掙扎的鏡頭——左翼和右翼兩撥人不停地前進、倒下、再前進，所有的崇高與犧牲都被同一片泥吞沒。這泥，不僅是戰場的，更是人性的。

今天的美國政治，也陷入了同樣的泥濘。一邊是以宗教身份為旗幟的左翼道德感，一邊是以民族復仇為號角的右翼憤怒；

一邊高舉“正義”，一邊宣稱“純粹”；而真正被淹沒的，是那條本該屬于民主的中庸之道。正如英國史家阿諾德·湯因比指出的：“文明的崩潰，不是因為外敵，而是因為對話的終結。”

重返戰場，還是走出泥濘？

老馬與萬小廝，雖然都留著尷尬的胡須，喝湯極不方便；一個代表左翼的身份極化，一個代表右翼的情緒復仇。

他們的交鋒，像極了《一戰再戰》的最后一幕：士兵們沖出戰壕，卻發現前方仍是另一道戰壕。

當代美國的政治似乎陷入了這種循環：每一場選舉都以“救贖”開場，以“撕裂”收場。所有人都在戰斗，卻沒人知道何時能離開泥。

我們或許該重新思考：政治的意義，究竟是為信念而戰，還是學會在分歧中共存？

否則，“一戰再戰”將不僅是電影標題，而是一個國家無法醒來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