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賭博引起的綁架案，主犯死刑從犯13年，家屬對第三人量刑不滿

一條微信消息，一次精心策劃的見面，最終讓擁有百萬粉絲的反串網紅“羅大美”走向了生命的終點。

2025年10月24日，河南省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曾轟動全國的“羅大美綁架殺害案”進行一審公開宣判。被告人余金生因故意殺人罪、搶劫罪被判處死刑；被告人沙玉姣因搶劫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被告人楊恒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法院同時對三被告人依法適用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罰金等附加刑，并責令退賠被害人親屬經濟損失。這一判決為這起持續一年多的案件暫時畫上了句號，但被害人家屬的抗訴申請讓案件的終局再生變數。

01 悲劇序幕

網紅“羅大美”本名尚某鋒，是河南許昌人，2018年開始“反串”直播表演，后取名“羅大美”。作為一名反串藝人，他經常發布女裝扮相表演的視頻，也會通過直播銷售彩妝、護膚品，在社交平臺上積累了超過百萬粉絲。

在公眾面前，羅大美總是以精致的妝容、華麗的服飾和活潑的表演示人，誰能想到，正是這份成功和光彩，為他引來了殺身之禍。

被告人余金生、楊恒與被害人羅大美三人原本時有交集。余金生在與羅大美交往過程中，知道羅大美系“網紅”且比較有錢，而自己卻因長期賭博急需用錢。

邪念在貪婪的滋養下迅速滋生。余金生便與同居女友沙玉姣及楊恒多次商議搶劫、勒索錢財。一個針對羅大美的罪惡計劃開始醞釀。

02 致命陷阱

2023年7月初，楊恒受余金生指使，多次約見羅大美未果。但他們并沒有放棄，繼續尋找著下手的機會。

7月5日晚，楊恒再次通過微信將羅大美誘騙至余金生住處后離開。這個看似普通的見面邀請，實則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致命陷阱。

不知情的羅大美踏入了余金生的住所，等待他的卻是無情的捆綁與控制。余金生誘騙羅大美并將其手腳捆綁控制，然后伙同沙玉姣駕駛車輛將羅大美轉移至南召縣南河店鎮桑樹坪村其親戚閑置的平房內。

在這個偏僻的平房里，三人多次對羅大美進行威脅、恐嚇，脅迫羅大美向沙玉姣轉賬二百余萬元。 巨額財富的得手并沒有讓犯罪分子收手，反而將案件推向了更可怕的深淵。

03 殺人滅口

在成功搶劫二百余萬元后，余金生并沒有選擇放過羅大美。7月7日凌晨，余金生在與羅大美獨處期間，采取用衣服勒頸部、短刀割刺頸部等方式將羅大美殺害，并將尸體掩埋于紅薯窖內。

殺人滅口后的余金生異常冷靜，甚至不忘返回現場處理證據。作案后，余金生、沙玉姣二人返回南陽，將作案刀具、塑料膠帶、繩子及羅大美所穿衣物拋棄。

7月7日下午，余金生再次返回掩埋尸體現場，對掩埋羅大美尸體的紅薯窖再次填埋。這一系列細致入微的毀尸滅跡行為，反映出余金生極強的反偵查能力，也加深了其罪行的惡劣程度。

事后了解，羅大美生前最后一條微信朋友圈是告訴家人，有事要外出“躲躲”，沒事別發信息。 誰能想到，這竟成了他留給家人的最后話語。

04 法庭判決

南陽中院審理認為，被告人余金生、沙玉姣、楊恒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搶劫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搶劫罪，且系共同犯罪。

余金生在搶劫被害人財物后殺人滅口，其行為又構成故意殺人罪。法院對三人在案件中的角色和作用進行了細致區分：

- 余金生主動提起搶劫犯意、預先準備作案工具、指揮策劃并具體實施搶劫

- 沙玉姣積極參與預謀并實施了看管被害人、提供收款賬戶、作案后毀滅罪證等行為

- 楊恒事前參與預謀搶劫，誘騙被害人至余金生住處，但未參與后續搶劫及分贓

法院據此認定，余金生和沙玉姣在搶劫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楊恒在搶劫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對較小，系從犯。根據三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05 家屬抗訴

看似塵埃落定的案件，因家屬的異議再起波瀾。就在宣判當天，羅大美的家人迅速作出了回應。

10月24日14時，羅大美家屬及家屬代理律師、北京存誠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利均向媒體表示，他們將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請，請求提起抗訴。

羅大美的妹妹向媒體表示，法院認定第三被告楊恒犯搶劫罪，但未判決其承擔退贓責任，此外，未認定其犯故意殺人罪。因此，他們決定申請抗訴。

24日中午，羅大美的妹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們是昨晚接到通知來到法院，剛剛拿到判決書。他們認為被告人楊恒的判決過輕，另外兩名被告的判決結果是一個最基本的交代。

家屬的行動比外界預想的還要迅速。10月24日下午，大皖新聞記者從羅大美家人處獲悉，他們已經向檢察院提交抗訴申請書，“申請人民檢察院對河南省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4)豫13刑初32號判決提起抗訴。”

06 爭議焦點

家屬提交的抗訴申請書，揭示了本案的幾個重大爭議焦點。羅大美家人提供的抗訴申請書顯示，在法院的一審判決中，被害人家屬認可對余金生判處死刑，但不服該判決的部分內容。

申請抗訴的理由包括：楊恒不屬于搶劫罪中的從犯，在搶劫過程中，余金生、沙玉姣、楊恒共同預謀、分工明確、相互配合、共同實施犯罪，均系主犯。

家屬還認為，楊恒應該對搶劫所得的所有損失與余金生、沙玉姣共同承擔退賠責任，對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承擔責任。

這些爭議焦點本質上圍繞著共同犯罪中從犯與主犯的界定標準，以從犯是否應對共同犯罪中的全部后果承擔責任等法律問題。

法院認定楊恒為從犯的關鍵理由是其“事前參與預謀搶劫，誘騙被害人至余金生住處，但未參與后續搶劫及分贓”。 而家屬則認為，楊恒的誘騙行為是整個犯罪得逞的關鍵一環，不應輕判。

在這起案件中，法院的判決體現了對不同犯罪角色和參與程度的精細區分。對于主犯余金生，法院認為其“主動提起搶劫犯意、預先準備作案工具、指揮策劃并具體實施搶劫”，加之其在搶劫后殺人滅口，數罪并罰判處死刑。

值得關注的是，判決書提到，余金生曾揭發檢舉十一條他人犯罪線索，其中一條經公安機關查證屬實，依法應認定為立功。

然而，法院認為，余金生在搶劫得逞后，為滅口又將被害人殘忍殺害。事后揮霍搶劫所得財物，致使被害人大部分財產至今無法追回。

余金生當庭翻供，無悔罪表現，并有兩次搶劫犯罪前科。可見余金生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極大，應依法懲處。

走紅后的羅大美

雖有立功表現，但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這一認定體現了法院在適用立功制度時的審慎態度——不簡單地“將功抵過”，而是綜合考慮犯罪情節和后果。

對于沙玉姣，法院認定其“積極參與預謀并實施了看管被害人、提供收款賬戶、作案后毀滅罪證等行為”，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次于余金生，故判處死緩。

對于楊恒，法院考慮到其“事前參與預謀搶劫，誘騙被害人至余金生住處，但未參與后續搶劫及分贓，在搶劫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對較小，系從犯”，因此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宣判當天，羅大美的家人已經將抗訴申請書遞交至檢察院。案件或將進入下一輪司法程序。

與此同時，判決書顯示，公安機關已將查獲扣押的贓物及829780元贓款退還給被害人家屬，剩余1330220元無法追回。對羅大美家人而言，失去親人的痛苦遠超過經濟上的損失。

在南陽法院的判決中，三被告人被責令退賠被害人親屬經濟損失。但無論多少經濟賠償，都無法彌補一個鮮活生命的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