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承秦漢之制，啟隋唐盛世——探尋中古帝國轉型的樞紐力量

北魏的前身是五胡十六國時期的代國。代國是由各族長率領的大小部族歸順拓跋部君長后，以其為核心形成的部族聯合國家。拓跋部君長不僅需要鞏固對部族內部的控制，還需要強化對歸附部族的掌控。然而，他們始終無法擺脫這些歸附部族，尤其是配偶（后妃）部族的制約。另外，新加入的胡族集團和漢人則直接受代王統治，成為支撐王權的力量。

盡管復國后的代國（北魏）具有相似的權力結構，但這些歸附部族在不同時期接受了不同程度的部族解散，代國（北魏）君主成為他們的可汗。原部族組織解散后，部分成員被安置在畿內，他們被稱為“代人”。雖然依然受到本族和其他舊部族上層的制約，但從繼承人選擇等方面可以看出，代國（北魏）君主的權力正逐步增強。

在打敗后燕以后，北魏面臨的新挑戰是如何統治以漢人為主體、數量遠超自身的農耕人口。對此，北魏君主在以代人為核心的軍事力量的支持下，以皇帝身份進行統治。這便形成了北魏君主對歸附部族以可汗身份、對漢人以皇帝身份的雙重統治體制。

隨著領土的進一步擴張，北魏開始需要把農耕民也補充到軍隊中。為此，它打破了原有的豪族宗主制，對農民進行編戶，實施均田制，向編戶民征稅并派發兵役。此外，為擺脫舊部族上層的制約，北魏逐漸放棄雙重統治體制，轉而向中原王朝的一元統治模式靠攏，即皇帝利用官僚體系來管理民眾。同時，舊代人被強制轉變為北魏王朝的臣民，而漢人則開始活躍于政治舞臺，成為制定并實施政策的高級官僚。這些變化在統一華北后逐漸顯現，并在孝文帝時期迅速推進，其象征性事件就是遷都洛陽。

然而，孝文帝時期確定的體制使部分胡族被邊緣化，招致其強烈反抗。北魏因此發生內亂，并分裂為東、西兩部。東魏—北齊延續了孝文帝時期的體制，而西魏—北周在選擇性地繼承了北魏后期的政策的同時，又在很多方面構建了與北魏不同的統治體制。北周孕育出的隋朝雖然繼承了府兵制等北周制度，但也吸收了不少北齊的制度。唐朝則基本繼承了隋制。

那么，介于秦漢與隋唐之間，且只是占據了中國北半部的北魏，到底具有什么樣的歷史意義呢？以下將再次審視這一問題。

一、制度

隋、唐政權因在統治階層、制度、文化等方面具有諸多共通之處，而常常被視為同質性王朝。一般認為，它們繼承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帝國時期—秦漢王朝的制度和文化，并使其臻于完善。

所謂秦漢之制，首先是由秦朝創立的皇帝通過官僚依法統治民眾的體制。在國家內部，設立郡縣，由中央派遣官員進行統治，并征用當地人協助管理（即郡縣制）。漢初承認由王直接統治王國（郡國制），不久后改為封王不封地，實際上從郡國制變為郡縣制。國家通過戶籍管理民眾，征收賦稅、派發兵役。此外，儒家成為支撐皇權統治的主要意識形態。基于儒家理論，自西漢末期至東漢初期，漢朝逐漸確立了在都城南北郊祭祀天地、在都城內祭祀宗廟和社稷等重要國家禮儀，并整備了禮儀中不可或缺的樂制。由于秦漢時期形成的這些制度成為后世王朝的參照標準，渡邊信一郎稱之為“傳統中國的古典國制”。同時，秦漢時期的農業經營方式也多被后世繼承和發展。

但不可否認，隋唐時期的許多方面，不能僅用對秦漢時期的繼承和發展這一觀點來解釋。那么，隋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其源頭又在哪里呢？對于這個問題，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有如下回答。

陳氏指出，隋唐制度的來源有三：①（北）魏、（北）齊；②梁、陳；③（西）魏、周。其中，①由秦漢、西晉而來，經南朝劉宋、南齊變遷發展，被北魏模仿采納，并由北齊加以總結；②由秦漢而來，經南朝前期變遷發展，在南朝后期由梁、陳進一步確立；③是由關隴地區保存的漢族文化與鮮卑六鎮勢力融合而產生的，其影響不如前兩者顯著。此外，永嘉之亂后在河西地區保存的制度和文化對①產生了影響，屬于①的分支。陳書從禮儀（包括都城建筑）、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等方面具體論證了這些觀點。

盡管有批評認為陳寅恪對③的關注不足，但總體而言，陳說影響深遠。此后，關于中國史發展的主線出現了兩種主要看法：一種是秦漢→南朝→隋唐的南朝主流論，另一種則是北朝主流論。對此，本書不做過多討論。

相信讀者已經發現，陳寅恪列舉的許多方面與本書存在重疊。這是因為本書討論的正是與隋唐前半期牽涉頗深的各項重要制度。

首先，作為隋唐統治基礎的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均源自北魏。有觀點認為，北魏的均田制是一種限制大土地所有的政策，同一系列的政策始于西漢末期未實際實施的限田制，而北魏的均田制與3世紀西晉的占田制、課田制的關系尤其密切。目前尚不明確占田制和課田制是否都以戶為單位。大略而言，占田制根據官僚品級限制其可占有土地的上限，平民男子限額70畝，女子30畝（即夫妻合計100畝），并對所占田土征定額稅（每畝3斗）。課田是向戶主男丁分配50畝土地，強制其耕種，每戶征收一定的帛、綿、谷物等作為調（戶調）。北魏的均田制則是分配給夫婦一定數量的土地，并征收固定的租調。可見，均田制既具有限制大土地所有的特征，又具備土地分配的性質，其思路確實與占田制、課田制相近。

然而，這種分配土地的做法也見于北魏初期的計口授田政策。這種方式真的是基于占田制和課田制的理念制定的嗎？若要強制遷民到無主之地耕作，最合適的方式就是分配給其土地并對其進行編戶。這是自然之選。而三長制和均田制出現在北魏統治整個華北并向各地派遣軍隊后，是出于在漫長的前線部署大量軍隊以對抗南朝的需要。給從宗主制剝離出來的農民分配大量無主之地，并對其進行編戶，無論是方案的提出者還是周圍之人，都必定對建國初期計口授田政策的成功記憶猶新。當然，計口授田政策與均田制有所不同，所以不應過度強調均田制中的鮮卑要素。我們只需認識到，文明太后臨朝稱制時期和北魏初期的政策之間，在背景與解決方法上存在相似性。當然，為了獲得當時人對這一政策的支持，援引本來就有的均田思想或者土地規劃和分配的傳統思想進行解釋，是一種有效的策略。

南朝在5世紀中后期也采取了限制山澤占有的政策，顯示出限制大土地所有的傾向。然而，南朝是否能發展出均田制呢？雖然不能完全否認，但無論從政策發布的緊迫性還是國家權力的執行層面看，南朝都難以像北魏那樣在較早階段產生類似均田制的政策。

北魏的均田制承認向奴婢和耕牛給田，并允許豪族占有大量土地。這些規定在隋唐時期被廢除。這是因為北魏在實施均田制時，仍需依賴豪族控制農村，而隋唐時期這種依賴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政策隨著時代的變遷進行了調整。但總體而言，北魏的均田制仍可被視為隋唐政權建立的基礎。此外，繼承了諸多北魏政策的北齊，也根據爵位和官品限制官僚所能蓄養的具有受田資格的奴婢數量，但即便如此，哪怕是平民也可以最多蓄養60名奴婢。

府兵制是西魏為了應對東魏而采取的措施，是非漢族政權在特殊形勢下發展出的制度。當時，西魏的軍事力量遠遜東魏，后者吸納了北魏大部分近衛軍團和舊鎮民從而軍力強盛。研究指出，隋代的府兵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之前單獨編入軍籍的府兵開始轉為民籍，即從兵民分離變為兵民一體。但也有否定兵民一體化的觀點。本書認為，士兵雖然附在民籍，他們仍需承擔原來在軍府時的任務。盡管隋代的這一變化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繼承隋制的唐代，任職府兵仍然只是部分民眾的義務。他們根據均田制分得土地耕種，這一點和一般農民相同。不過，作為租庸調、雜徭的替代，他們需要接受軍事訓練，輪番到都城執勤（上番），還需要作為防人守衛邊境等。重要的是，府兵隸屬于折沖府（軍府），這與一般民夫大相徑庭。因此可以認為，隋唐的府兵制基本上繼承了西魏以來的府兵制度。

在支撐皇權統治的官僚制度方面，北魏以西晉制度為基礎，參考了東晉和南朝的新發展。東魏—北齊繼承了北魏的制度，隋唐大體上將其延續。除了散官、勛官等方面，隋唐基本沒有采用西魏—北周的獨特官制。因此，隋唐主要繼承的是傳統中原官制。不過，這一傳統官制中也有北魏的加工。三國曹魏將官職分為九品，九品又分正從，共十八階。北魏官制中，四品以下的官品再分上下，共三十階。隋唐官制也是三十階。此外，北魏時期將軍號逐漸從統率軍隊的職能中剝離，成為官僚地位的標識，這成為唐代散官的一個淵源。

這里對散官和勛官再做一些補充。唐代官員的官銜中，有表示實際職務的官職（職事官），也有體現官僚地位的文散官、武散官，只有少數人才擁有爵位，此外還有勛官。這樣復雜的體系源于北魏時期將軍號的變化，正如第二章指出的那樣，將軍號此時開始表示官僚的政治地位。北魏還出現了與散官類似的無實職、無定員的官職，“某某大夫”（如光祿大夫等）就是一例。當然，南朝也存在這種官職。六鎮之亂以后，將軍號作為勛功的獎勵而被亂授，這使得將軍號與實際官職之間的品級差距過大。因此，北魏實行了將軍號和“大夫”類官職組合授予的“雙授制”。其間又經過一系列變化，待到隋唐時期，將軍號序列演變為武散官系統，“大夫”和“某郎”類官職演變為文散官系統。另外，軍隊中有尚在實際指揮士兵的各級武官，這些本來與官品無關的軍官序列也逐漸染上位階色彩，作為對軍功的獎賞。這個序列及其官名起源于西魏的九命制，經過隋朝的演變，在唐朝成為勛官。因此，散官和勛官的設立背景中存在軍事因素。男性成年游牧民都是士兵，他們通過軍功提升地位。在以原部族成員為主力兵源的北魏，將軍號作為政治地位的象征而受到重視并非沒有原因。此外，北魏的依階晉升、考課等制度也被唐朝吸納。

上述各類制度，在秦漢以來的法律體系中均有體現。漢代的基本法是律，令是按需制定的規定。兩者在西晉時期合并為律令（泰始律令）。南朝基本繼承了泰始律令，梁代編纂的律令也屬于這一系統。然而，隋唐帝國形成了更加系統化的律令格式。令是行政法規，律是刑罰規定，格是補充規定，式是實施細則。這一變化與隋唐繼承了北魏律令的傳統密切相關。下面稍加說明。

具有獨特官制和刑罰的北魏，對律令給予了高度重視。北魏在建國初期就制定了律令，隨后在神?四年（431）、太和十六年（492）和正始元年（504）分別頒布了新律令。此外，北魏還多次修訂律令，并制定了官品令等法規。正始律令的主要制定者是南朝流亡而來的劉芳。正始律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南朝律令，尤其是泰始律令及其后續變革的影響。

北齊在河清三年（564）編纂了河清律令。該律令對北魏律令做了諸多修改，如減少律的篇目，修改各篇目的名稱和名例等。北齊的律令吸收了北魏諸多改革成果，均田制就出現在其中，盡管有所修正。在河清律令之前，東魏曾實行“麟趾格”，這是以“格”的形式將西晉以來作為律令補充的“故事”和“科”頒布實施。此外，西魏亦編撰了“大統式”。

隋文帝頒布的開皇律令建立了完整的律令格式法律體系，該體系后來被唐朝所繼承。從形式上看，隋律顯然深受北朝律法的影響。那么，其內容又如何呢？開皇律令的內容同時參考了魏晉、南朝、北周、北齊的律令，但令中規定的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等基礎制度均源自北朝。開皇律令與北齊的河清律令不僅在篇目數量上同為12篇，其篇目名稱和順序也幾乎完全一致。由此可見，在開皇律令中，不論形式還是內容，北魏以來的北朝律法在其中都占據了重要地位，而開皇律令又被唐初的武德律令所繼承。

此外，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細節。例如，北魏文成帝時期改部分死刑為流刑，這在河清律令中被明文化。隋唐刑罰“笞”

“杖”“徒”“流”“死”中的流刑正源自北魏。

禮儀是皇權統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皇帝與官僚、皇帝與周邊諸國以及各區域之間的關系，都需要通過禮儀加以確認。在儒學成為國家統治思想之后，對天地的祭祀，尤其是祭天儀式的重要性凸顯。這是因為儒家認為只有天命之人才能成為皇帝。然而，在北魏前期，朝廷采用鄭玄學說，在南郊祭天儀式中，皇帝并不親自到場，而是由官僚代行祭祀，西郊祭天則由皇帝親祭。相較于中原王朝的皇帝祭典，北魏更重視具有游牧政權特征的可汗祭典。孝文帝廢除了西郊祭天，開始親祀南郊。此后北魏雖沒有恢復西郊祭天，但皇帝也未必親祀南郊，而是多由官僚代行。受此影響，唐代的祭祀制度分為皇帝親祭和有司代行兩種形式，郊祭由官僚代行成為常態。東晉、南朝的南郊祭天則均由

皇帝親祭。

“郊”的本義是指都城城墻外的區域，因此，郊祀與都城密切相關。西漢都城長安形狀不規則，并不是整齊的四方形。西漢時期，天地祭祀的場所不在長安郊外，而是在遠離都城的地方。東漢都城洛陽呈豎長方形，郊祀開始固定在南郊。楊寬指出，漢唐間長安城的規劃發生了變化。漢代長安城的布局為“坐西朝東”，主要宮殿位于西側，主位在西。到了唐代，長安城的布局變成了“坐北朝南”，即以北面為尊。下面就這一重大變化進行說明。東漢洛陽城內有南宮和北宮兩處“宮區”（由圍墻包圍數座“殿”構成的區域），宮殿和門的配置呈坐北朝南的格局。曹魏、西晉時期的洛陽城由兩宮制改為一宮制，并出現了中心建筑—太極殿。太極殿位于原北宮舊址。北魏遷都洛陽后，沿用了曹魏、西晉時期的城墻，又在原址上重建了太極殿（位于都城北部），并于舊城墻外新建了外郭（圍繞皇城的城墻）。新的外郭呈橫長方形。佐川英治指出，孝文帝重視的圜丘設在太極殿的正南，兩者的連線成為包括外郭在內的洛陽城的中軸線。呈長方形的城墻、以北部為中心的建筑群、以中軸線為基準的左右對稱設計，這些無疑都是中國都城發展史上的重要成就。這一設計后來被隋代的大興城和唐代的長安城繼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孝文帝廢除了西郊祭天，但其對圜丘的重視，可能反映了游牧民族對祭天的重視已融入中原傳統祭天儀式之中。

與禮儀密不可分的是宮廷音樂。北魏前期，鮮卑系和北族系音樂占據主流。即使在孝文帝和宣武帝占領淮南，南朝繼承的西晉音樂流入北魏以后，其主導地位仍未動搖。孝文帝曾下令恢復古樂，即西晉宮廷樂，卻因主事者的離世而不了了之。宣武帝也曾要求調整音律，但未能完成。直到孝莊帝時期，才開始將北族音樂和南朝音樂進行結合，其中鮮卑系和北族系音樂的影響更大，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北齊、北周時期。隋初，舊北齊官員顏之推因隋朝雅樂“并用胡聲”（《隋書·音樂志》）而請求改革。因此，隋朝改定的樂制中不僅有從南朝獲取的漢魏以來的中原樂制，還融入了五胡政權時期以來進入中原的鮮卑等周邊民族的音樂。其中，北魏的《真人代歌》一直是保留曲目。

另外，西漢末東漢初傳入中國的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廣泛滲入民眾階層，隋唐時期在教理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關于這一點，雖然不應過度強調北魏作為非漢族王朝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胡族普遍對佛教抱有好感。北涼時期，佛教已有成為國教的跡象。受北涼影響，北魏自正始年間開始將佛教作為國家宗教信仰，這一點不容忽視。另外，在佛教的影響下，東漢時期尚處萌芽階段的道教逐漸具備宗教形態，并延續至隋唐。在此過程中，不乏像寇謙之那樣與統治者建立緊密聯系的情況。

二、統治階層

關于統治階層，需要指出以下兩點。第一點，大部分五胡諸國和北魏（乃至東、西魏）的君主并非漢族。盡管正史中記載隋朝皇室出自弘農楊氏，唐朝皇室出自隴西李氏等西魏的頂級士族，然而，實際上隋文帝楊堅五代以前的祖先和唐高祖李淵四代以前的祖先，都來自武川鎮。西魏時期，楊氏和李氏作為宇文泰旗下武川鎮集團的成員被賜予胡姓，楊氏為普六茹，李氏為大野。作為受封的柱國大將軍（共8人）和大將軍（共12人），他們與同屬這一階層的家族有著密切的姻親關系。有其他證據表明，隋唐兩朝皇室很可能出身鮮卑族，即便他們最初是漢人，也已被鮮卑化。東魏的實際掌權者、北齊皇室高氏也存在類似情況。高氏自稱與名門渤海高氏同族，后來被遷至懷朔鎮，但他們出身鮮卑族的可能性遠大于隋唐皇室。為了更加順利地統治中原，這些統治者往往攀附漢族大姓。而宇文氏作為具有鮮明鮮卑色彩的西魏—北周政權的統治者，則無須標榜自己是漢族。此外，西魏—北周政權的支持者是以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家族為首的北族系集團和根植于西魏境內的漢族名門。這些家族被稱為“關隴集團”，他們及他們的子孫，在西魏、北周、隋朝和唐初，一直是最強大的政治勢力。盡管近年關隴集團這一說法不斷受到挑戰，唐初編撰的《周書》等正史很可能對唐朝皇室的出身進行了美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家族在當時的政治社會中確實擁有一定的地位。在隋朝和唐初的統治階層中，不僅有來自關隴集團的成員，還有以四姓家族為代表的原東魏—北齊系的漢人士族和原南朝名門，甚至后兩者（尤其是四姓家族）的社會聲望更高。總體而言，隋朝和唐初統治階層的構成與漢代統治階層有明顯區別，這一變化主要是由漢唐間進入中原的各類人群帶來的。此為第一點。

第二點是貴族制。漢代并沒有貴族制，三國時期曹魏制定的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在實施過程中逐漸催生了貴族制。貴族制在東晉和南朝呈現出典型形態，并對北朝產生影響，后延續至隋唐。

那么，貴族制具體指什么呢？中國的貴族制與歐洲中世、日本的貴族制有顯著不同。有學者認為，中國真正的貴族制僅存在于西周時期。因此，中國學界通常使用“世族”或“士族”來描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群體，而本書則沿用日本學界慣用的“貴族制”一詞。這一時期的貴族制特點在于它與官僚制密不可分。曹魏制定了九品官人法，由中正對即將成為官僚的人進行九個等級的評定，評定結果被稱為“鄉品”。同時，官職也分為九品。入仕之人通常從較其鄉品低四至五品的官品對應的官職出仕，順利的話，最終可以晉升到與鄉品等級相當的官品對應的官職。雖然鄉品原則上是根據個人才能評定，但在實際操作中，高官或世家子弟更容易獲得較高的鄉品。這導致某些家族世代獲得高級鄉品，并逐漸壟斷高官職位。學者將這些家族稱為貴族。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些家族都有較高的鄉品和官品，但內部仍然存在差別。南朝貴族中獲得最高級鄉品的家族被稱為“甲族”或“門第二品”，這些家族屬于高級貴族；其次是“次門”，即次等貴族；再往下是“寒人”和“庶人”階層（當時關于階層的劃分方式存在多種觀點）。不同階層有各自的晉升路徑，“甲族”和“次門”被視為“士”，其他階層則被視為“庶”，兩者在身份上天差地別。

近年來的研究指出，南朝起家官的品級受父親終官的影響較大，即便出身于高門，如果父親在官位較低時早逝，也會影響其子的起家官，階層之間存在一定的流動性。這一觀點向學界普遍認為的南朝階層固化提出了挑戰。本書認為，盡管南朝貴族階層間存在一定的流動性，但整體上仍趨于固定。

在這種身份制下，由貴族承載的文化發展到了新高度，都城建康的繁榮就是明證。被尊為“書圣”的王羲之出身于東晉頂級名門瑯邪王氏，以《女史箴圖》聞名的東晉畫家顧愷之則出自江南貴族。吟詠田園的東晉詩人陶淵明雖出身不高，但也屬于士族階層。南朝文學以駢文著稱，這是一種以整齊的四字句或六字句連綴，重視對仗的華麗文體。南朝時期還誕生了古典文學選集《文選》。這些文學活動的主導者正是貴族階層。以山水詩聞名的謝靈運出自與瑯邪王氏比肩的一流貴族—陳郡謝氏。

南朝貴族制在梁武帝末年發生的侯景之亂中受到重創，尤其是永嘉南渡而來的北方貴族，如王、謝之家，大多遭遇滅頂之災。而部分南方土著貴族得以幸存，后來活躍于隋唐時期的政治社會中。

孝文帝希望從南朝引進的，是一種基于門第起家，由官僚輔助皇帝統治的機制。在推行這種貴族制時，孝文帝根據他對南朝社會的理解，說服反對者：“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韓顯宗傳》）不論南朝的貴族是否真的如此，至少重用南朝流亡貴族的北魏皇帝持有這個看法。

那么，隋唐的貴族制究竟是源自南朝還是北朝？南朝的貴族制因階層固化、缺乏內驅力，與隋唐的貴族制有所不同。這種觀點曾經一度占據上風。不過，現在更趨向于認為梁武帝改革中注重才能的一面，尤其是官僚子弟通過學校考試起家的制度，是隋唐科舉制度的萌芽。南朝的貴族制并非完全沒有自新能力。不過，與南朝的貴族制有所不同，北朝引入的貴族制，是試圖結合考課機制的門閥主義（詳見第二章）。從北魏分裂出的西魏在選拔官吏時也更重視才干而非門第。這些精神被隋唐繼承并發展為科舉制度。同時，東魏—北齊的勛貴和恩幸的存在也動搖了門閥社會，進而影響到隋唐的貴族制。進一步來說，就像北魏四姓等家族在整個唐代都保持了一定的官僚地位那樣，北魏朝廷正式認定的漢族門第在唐代也具有持續影響力。

三、女性的活躍、世界帝國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北齊鄴都大多是婦女持家，她們為爭是非曲直而訴諸公堂，或向權貴陳情逢迎。因此，道路上婦女們的馬車川流不息，公衙中她們盛裝云集，有的代子求官，有的為夫訴屈。顏之推感嘆道，這難道就是“恒、代”（指北魏平城時代的鮮卑族）遺風嗎？與南朝婦女多閉門在家不同，鮮卑等北族女性非常活躍。盡管兩晉時期曾有皇后、太后掌權，南朝也有過形式上的母后臨朝，但北朝官僚妻室的社會活躍程度仍然給成長于南朝的顏之推帶來不小的沖擊。

高歡的妻子婁氏就是這樣一位女強人。她出身于內入諸姓之一的匹婁氏，對在“城”（可能是指懷朔鎮城）上執役的高歡一見鐘情，并且不顧父母的反對，與其結為夫婦。婁氏不僅在經濟上支持高歡結交豪杰，還積極參與丈夫的密謀（《北齊書·神武婁后傳》）。另外，爾朱榮之女、孝莊帝的皇后，后來成為高歡側室。高歡迎娶柔然可汗之女（蠕蠕公主）為妃時，爾朱氏也參加了迎接活動。公主用弓箭射落飛鳥后，爾朱氏也毫不示弱地用長弓回敬（《北史·后妃傳下》）。她們應該都是顏之推所述具有恒、代遺風的女性。

代國時期有很多代王之母掌權的例子。如代王賀傉時，太后臨朝，代國派往后趙的使者被蔑稱為“女國使”。正如本書前述，北魏建國以后皇太后掌握權力的例子也不少。一般認為，游牧民族的女性在家族、社會中擁有很大發言權，很多北朝女性因此可以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甚至能夠操弄武器。

近年發現了唐代女官上官婉兒的墓葬。她活躍于7世紀末至8世紀初，是曾在武則天和中宗、韋后時期擔任過要職的高級女官。墓葬出土了騎馬和女扮男裝女性的陶俑。對此，有觀點認為，正是因為處在女性也可稱帝的時代，才會出現這樣的女俑。女性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展現出的奔放、活躍，并非始于唐朝，而是在五胡政權和北朝時期就已形成。講述女子代父出征、斬獲軍功后歸家的《木蘭詩》，故事背景被認為就是北魏對柔然的戰爭。隋文帝的獨孤皇后（胡族）在隋文帝尚未登基時，就與丈夫達成了不能與其他女人生子的約定，這不僅僅是由于她強硬的個性。

隋唐政權擴大了統治區域，歸附的周邊國家和民族較南北朝時期更多，因此往往被稱為“世界帝國”。在都城長安，具有異域風情的酒家生意興隆，不僅有西域美女迎來送往，還供應來自西方的葡萄美酒，亞洲各地的音樂在此演奏，從西域進口的金銀玻璃器皿也備受歡迎。宗教方面，景教、祆教、摩尼教的寺院林立。隋唐的世界性還體現在官員的出身上。日本人熟知的阿倍仲麻呂就是唐玄宗時期的高官，當然，唐朝的外籍官員不止他一人。“蕃將”（非漢族將領）也異常活躍，發動叛亂的安祿山就是粟特系胡人。

這種“世界性”源自何處？以商隊活動而聞名的中亞胡人—粟特人，憑借其大范圍的商業活動而擁有廣泛的關系網。他們不僅活躍于柔然等游牧國家的外交領域，也在中國南方留下了足跡。北朝末期，粟特人開始在中原腹地居住，其聚落首領薩保（薩寶）得到當時政府的承認。粟特人還擁有軍事力量，北周將他們納入軍府，還出現了粟特軍府官。據《北史·恩倖傳》載，活躍于東魏—北齊、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的安吐根就是安息（Parthia）胡人。北齊恩倖中最具權勢的和士開，他的祖先就是西域商人。這些中亞胡人使用與出生地相關的單字姓氏，例如，布哈拉（安國）為“安”姓，撒馬爾罕（康國）為“康”姓等。另外，前述洛陽四夷館、四夷里中的崦嵫館和慕義里就是用來安置“西夷”的。那里不僅有來自西域的“使者”，還有“商胡”。《洛陽伽藍記·城南》就記載有西域胡人在慕義里興建菩提寺。

由此可見，在北朝時期，隋唐帝國“世界性”的一些要素已經開始顯現。根本上，隨著漢文化向周邊的擴展，匈奴、鮮卑等非漢族人群相繼進入中原腹地，逐漸形成了胡漢融合的社會。這種融合正是隋唐成為世界性帝國的基礎。

當然，隋唐帝國的世界性還得益于南朝通過海路與東南亞、南亞各國之間的外交和貿易聯系。盡管本書沒有太多機會深入討論“融合”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忽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另一個現象—針對被劃入統治范圍，但實際上脫離漢族王朝統治的各族，特別是華中、華南和云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統稱為“蠻”的各族以及山越等）的同化政策也在逐步推進。

盡管一些要素即使沒有北朝胡族政權也會出現，但通過以上三節的討論，我們可以明確發現，隋唐帝國的形成并非僅僅是秦漢帝國單線發展的結果。

本文節選自《北魏史: 遷都洛陽之前與后》（記號Mark |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