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莫言：紅高粱里的實在勁兒

剛拿到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和精裝版《蛙》，還沒翻開呢，手指頭摸著那紙就覺得沉重。這勁兒不光是紙本身的質感，更像字里行間透著股子土味兒和血性，暖乎乎的，特實在。一打開書，高密東北鄉的風就像往臉上撲似的，帶著野火燒過的味兒、還有酒氣，仿佛那片紅高粱壓根沒被割過，一年年瘋長，在那些難捱的日子里燒得通紅，像一片火海。

莫言厲害的地方，從來不是講了多離奇的故事，而是他敢把“人”從神壇上拉下來，也可把人從泥坑里拽出來，讓這些人光著膀子站在太陽底下——沒那么多光鮮，也沒那么多不堪，就是實實在在的人。他寫的那些角色，像余占鰲、戴鳳蓮，不是咱們平時說的英雄或烈女，是被土地腌透了、被日子壓垮過、又被心里的念想燒得慌的“精怪”。這“精”不是《西游記》里那種修煉千年的妖，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日子里，普通人怎么在縫里求活、被欺負急了就反抗、憋著不說也得在心里喊一嗓子的“活明白”。

劉震云說過一句話特扎心：“一千年，人類的進步不到一厘米。”這話跟刀子似的，把文明底下那點“懶勁兒”剖出來了。咱們都讀過《增廣賢文》，里面說“逢人不說肺腑話，遇事先把水攪渾”“知人不評人，占理不爭理”——這些聽著特圓滑的話，其實就是老輩人被壓得沒法子了，琢磨出的生存法子，是弱者對著厲害人時的自保。這些話教人防著點，卻也讓人越活越精明，把那點天真和敢說真話的勁兒給磨沒了。但莫言不這樣，他偏不讓角色藏著掖著，該說的肺腑話再危險也說；故事里的渾水該攪就攪，攪完了還偏要讓你看見，水底下埋著多少委屈和血痕。

讀《紅高粱家族》的時候，我總想起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里那段“偉大的友誼”。都是在那種憋得慌的年代里，用最實在的活法，跟那些假模假樣的規矩對著干——就像高粱地里那點不管不顧的勁兒，用身體的實在，對抗心里的虛頭巴腦。我第一次讀《黃金時代》，是躲在被窩里看電子書，看一遍不夠，再看一遍，天就亮了。那會兒心里發顫，不是因為寫了啥情色，是因為那股子自由勁兒——不管不顧的，不裝，是活生生的生命力。莫言的文字也有這股勁兒，他把那些假模假樣的英雄話扔了，在高粱地里種上了帶血的、野氣的花，看著就提神。

到了《蛙》，就更戳心窩子了。它不只是寫土地上的苦，還敢碰咱們最敏感的事兒——生孩子和做人的道理。那本“萬心姑娘”的接生簿，記滿了孩子出生的喜，也記滿了規矩下的荒唐。讀這本書，就像走在滿是刺的小路上，每走一步都可能扎著，但你就是沒法停下。之前聽說過維特根斯坦，他試圖把世界切成一個個清晰的命題，并堅信即便這樣也還能拼出真理的全貌。可莫言告訴咱們，日子哪有那么清楚？是亂的、是帶著血的、是怎么想都想不通的。你沒法用道理去說通，一個當媽的在計生政策下有多難；就像你沒法解釋，為啥槍聲一響，紅高粱還能豎著。

咱們活的這地方，不就是“就算是愛因斯坦下飛機，也得先學怎么敬酒”嗎？明規矩套著暗規矩，大口號對著小日子。奧巴馬還能追著《三體》催更，說里面的宇宙觀夠大；可咱們更熟的是啥？是“牽牛扒房”——那些在基層真真切切發生的事兒，帶著土腥味的橫勁兒和沒法子的生存。

說起來，咱這代人啥沒經過啊？就說催糧吧，那時候剛秋收完，糧食還沒來得及曬干，村頭就響了摩托車喇叭，下來倆穿制服的，掐著日子說“必須交齊”。咱家里那點糧，本來夠自己吃就不錯了，還得硬湊，麻袋扛著、擔子挑著，累得直喘也不敢說啥。結果你猜咋著？轉過年就說不催糧了，取消征收了——早干啥去了？

還有社會撫養費，前些年多邪乎啊！誰家要是超生還沒交，上門的人能把門檻踏破，開口就是兩萬多、三萬多，那會兒咱一個月工資才幾千，湊這錢得跟親戚朋友借個遍，臉都磨薄了。可沒幾年呢，又說取消了，之前交的錢也沒個說法——你說這事兒，擱誰心里不堵得慌？

說到改命，咱們老百姓都信點“種生基”——靠風水法術，改改日子的道兒。最實在的“求平安”，就是掛個無事牌，盼著順順利利。可莫言心里門兒清：真要改命，靠的不是這牌子，是多做正經事，別虧心。他寫的小說，其實就是在做正經事——給那些被忘了的人寫點啥，給那些藏著的真相說句話，給那些被壓著的日子正個名。

最后想起個傳說：真正的齊天大圣，說不定早被關在靈山了，不讓聽、不讓看、不讓說。可莫言呢？就像還在試著打破這禁錮的“大圣”。他的筆就是金箍棒，攪的不只是高密的高粱地，更是咱們心里那些記著的、忘了的事兒。

讀完這些書，我把那塊無事牌放在書桌上了。它提醒我要平安，但更提醒我：真正的平安，不是躲著風浪走，而是就算在風里雨里，也能聽見紅高粱往上長的勁兒——那是不管多難，都要好好活著的倔脾氣，是咱們這人心里，再怎么壓也滅不了的一點亮。

說個我自己的事兒吧，印象太深了。我家老三剛出生那年，老婆剛從產房出來，外面就下開了鵝毛大雪。我呢，剛從大病里緩過來，臉白嘴也白，看著就沒多少精氣神。給老三起好名后，我去辦出生證，誰能想到辦公室那女的那么冷血？外面雪下得那么大，天凍得人打哆嗦，她非讓剛生完孩子的老婆親自過去核對身份。咱拗不過她，只能互相扶著——我扶著老婆，她懷里裹著孩子，一只手還得舉著吊瓶，一步步挪到她辦公室。可人家呢？屋里烤著明火，吹著空調，跟沒事人似的，連句客氣話都沒有，更別說可憐咱們了。

后來每次想起這事兒，我就氣不打一處來。這種“女公仆”的后臺到底有多硬？現在有沒有遭報應？她待在那個崗位上，簡直是給咱們國家丟臉。老百姓民心向背，有時候就看這種人——她就是那粒壞了一鍋湯的老鼠屎！可我呢？當時屁都不敢放一個，這不就是實實在在的“莫言”（不敢說）嗎？

日子就是這么過來的，有無奈，有氣悶，但也有像紅高粱一樣，憋著勁兒要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