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導論 過渡勞動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過渡勞動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論述了人類社會發展在工業化后的猛然加速，他稱其為 “變革潮流的加速”。這種加速影響了我們對于時間和生活節奏的感覺，流動、快速成為我們的生活常態。托夫勒敏銳地捕捉到了一種 “短暫性、非永恒的意識”，它 “可以穿透并感染我們的一切意識，影響著現代人與事，與人，與整個思想、藝術及價值觀的關系”。

此言不假。短暫性確實在不斷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與勞作。這種短暫性在過去十年間全球數字平臺崛起的過程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平臺零工的到來像一場緩慢而又快速的地震，迫使我們對于工作形式、工作狀態及其意義重新進行思考。雇傭關系，這種在過去維持勞動的持久感最重要的契約，正在因為平臺零工化的到來而日漸失效。幾乎是在數年之間，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像被連根拔起的水稻幼苗，在河田中漂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打零工” 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工作選擇，臨時、暫定的工作成為一種生活的常態。截至 2023 年，在美國已經有 7330 萬的人口變為 “自由職業者”，而在中國，靈活就業人員的數量已經達到兩億。未來這一數字還將不斷增長。短暫性正在影響龐大的人群。多數人不知道自己的這一份零工可以干多久，也不確定下一份工作會是什么。

送外賣就是這樣一種短暫的、過渡的勞動。

本書用 “過渡勞動” 這一概念來形容送外賣，卻也不止于此。實際上，過渡性正在成為現代人勞作的基本形態。當被問到送外賣的原因，“過渡一下” 成為絕大多數外賣騎手的回應。因為不知道能干什么以及未來干什么，所以他們決定先來跑外賣。這也最終成為我思考平臺勞動的一個起點：為什么人們想通過跑外賣 “過渡一下”？工作的 “過渡性” 到底意味著什么？它體現了當下社會對零工勞動怎樣的想象？

從個體勞動者的角度來說，“過渡性” 指一種 “臨時感”，它描述了一種在獲得安穩工作之前的 “不確定感”。從哲學層面講，過渡性的出現有其道理，因為世界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但在平臺經濟不斷延伸的今天，這種過渡性、非永久性正在變得越來越尖銳。正如前文所說，平臺已經放棄了對于勞動力的控制，轉而想方設法地控制勞動本身。地域、時間、過程都變得沒有那么重要，而 “按需” 變得重要。因此，通過臨時勞動所建立起的社會關系越來越短暫、越來越脆弱。周邊的同事、所處的環境，以及手機上的 App 在勞作過程中飛快地發生著變化，甚至于有時候騎手還未能搞清楚當下的狀況，新的勞動需求和指令便已到來。隨時變動與調試成為日常。

過渡勞動描述的就是這樣一種不確定性。對于外賣員來講，它既體現出了對當下勞動狀況的無把握，也體現出了對未來發展的迷茫和困惑。在《知識考古學》中，福柯堅持認為考古學所分析的對象是一個個象征著斷裂、破碎的話語單位，“不連續、斷裂、界限、極限、序列、轉換等概念的引入給整個歷史分析提出的不僅是程序問題，也是理論問題”。“過渡勞動” 正是這樣一個 “斷裂、破碎的話語單位”，它不是在強調一種勞動的延續性，而是在闡釋它的短命性；它不是在表征一種身份的強化，而是在探究它的飄忽不定。在當下這個渴望安穩性、連續性、系統性的時代，對于斷裂感的分析或許更有助于我們接近勞動歷史的整體性。因此，本書以 “過渡勞動” 作為一個切入點來談論中國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政治和流動人口的基本生計問題，希望通過對這一群體的描寫來展現一個轉型社會迅速發展的脈絡圖譜。它是后疫情時代全球化生產再整合的一個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中國數字化與城鎮化帶來的持續陣痛。

如何理解 “過渡勞動” 這一概念？過渡勞動闡釋的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果。

作為過程的 “過渡勞動”，強調的是這種短暫和過渡的生成性。它在一種強調自由同時又充滿監管的語境下生成，參與其中的勞動者需要面對來自技術系統的監管、城鄉與階層的區隔、性別化的自我認知，以及將 “自我” 作為決策主體的能動性展示。個體勞動者為什么想要加入外賣勞動？瑪麗?L. 格雷（Mary L. Gary）和西達爾特?蘇里（Siddharth Suri）在調查 “幽靈工作”（ghost work）時指出，線上零工來去自由的 “開放調用設計” 讓人們產生了可以自主掌控命運的想法。“工人靈活地把有償的‘幽靈工作’納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硬把生活塞進一份固定的全職工作。” 本書的下面幾個章節將試圖論述，這種以自由為名的、創業式的勞動結果是，勞動者被拋入一種競爭的、加速的、高效的勞動狀態中，無時無刻不在全力發揮自我的能動性，無時無刻不在燃燒自己、消耗自己。他們將越來越多的能動性發揮出來，并注入給資本，讓資本發展的火苗越燒越旺。如韓炳哲所言，“個體自由賦予資本一種主動增殖的‘自動’主體化能力”。當個體無法繼續之時，他們就會想辦法退出。正是這樣一種過度消耗最終促成了零工勞動的 “過渡性”。

作為結果的 “過渡勞動”，闡釋的是零工經濟在工作倫理、職業選擇、勞動想象層面帶給整個社會的影響。“過渡” 正在成為一種永久且常態的存在，且這種過渡帶有深深的依附性。借由互聯網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平臺勞動一方面使個體從傳統的勞作中解放出來，一方面又使他們更加依賴社會系統和機構，因為個體無法在沒有組織的靈活中生存。這也就是貝克所說的制度化的個人主義。此種制度化的個人主義，絕不是一種 “成功的解放”，因為個體變得個人化，他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組織和機構，因而又變得組織化和標準化起來。借由外賣，農民工群體的工作倫理正在受到更強的規訓和管理，變得日益趨于中產化。平臺經濟下的靈活自由背后其實是個人對于社會組織更強烈和更深層的依賴這一事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過渡勞動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個體的依附性，個體被從傳統生產業解放出來獲得 “自由” 的同時，也被拋在了零工經濟的洪流前而不得不依賴和求助于平臺的組織化生產并隨波逐流。也是因此，反抗往往變得充滿不確定，特別容易被打碎、澆滅。

需要說明的是，過渡勞動的生產與中國的平臺化過程密切相關。這里的平臺化，既包含勞動力監管方式的轉變，也包含數字化與智能化的轉向。平臺經濟的出現重塑了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關于平臺的概念和定義很多，這里不再贅述。在本書中，平臺既是一種組織方式，也是一種數字連接方式，同時還是一種生產模式。書中涉及的平臺相關內容包括組織、算法技術、數據化、基礎設施、連接性等。書中講述的故事都發生在外賣平臺這一數字化基礎設施崛起之后，勞動者因為平臺的存在得以展開勞動，并在這個場域中接觸到多樣的人和物。在關注勞動者的基礎上，本書希望闡釋勞動者與各種平臺機制之間的輾轉互動。

平臺勞動的組織和運營方式決定了它本身不可能同傳統福特制一樣，成為工人職業發展的保障機構。后面的幾章將會闡釋，平臺的組織架構正在創造一種 “過渡機制”，這種過渡機制鼓勵越來越多的人滾動、參與、投入到平臺經濟的勞動生產中，以實現短時間最快速的市場增長和商業發展。尤其是中國的平臺企業，激烈的競爭讓他們的求生欲異常強烈，其崛起和擴張往往帶有強烈的火藥味。用貝克的話來說：“由福利國家所支撐的勞動力市場已經瓦解了資本主義內部的社會階層。我們日益面對的是一個沒有階層之分的資本主義，但是它有個體化的社會不平等，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為什么送外賣是一種過渡勞動？答案可以很復雜，也可以很簡單。可以說，社會保障和基本工資的缺失成為騎手過渡勞動形成的重要原因。對于一個普通的勞動者而言，這份看似靈活自由的工作帶有太強的自我計算和自我消耗。一旦卷入送外賣這樣的零工勞動，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狀態就要求個體勞動者迅速地 “支棱起來”，通過不停地算計、計算、安排、籌劃、競爭來掙得收入。一些學者稱其為 “主體性過剩”，正如前文所言，這樣靈活而高效的勞動機制確實調動了個體極大的能動性，與此同時，此種能動性也被快速注入到資本的自我生產和自我增殖之中。

關于外賣平臺的勞動未來，我與大部分置身其中的騎手一樣，無從知曉。有時候，我會覺得外賣經濟就像一個大熔爐，吸引了千千萬萬勞動者投身其中。這些勞動者就像是一根根柴火，被投入到熔爐中燃燒自己，可能有一天，他們會被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榨干而不得不退出。熔爐一直在燃燒，而個體勞動者卻換了一批又一批。平臺企業在設計按需經濟時，其背后的邏輯依然是將它看作一種消耗性而非成長性工作。如果單單依靠這樣的 “消耗式” 運營模式，平臺經濟的發展又能夠持續多久？

本書提出 “過渡勞動” 的概念，試圖追問這樣一種工作背后的意義與結果。它想要闡釋的是一種 “脫嵌式” 的結構邏輯，即 “過渡” 本身作為一種勞動手段在平臺市場邏輯的滲透下失去了它的功能性意義，反而變成了一種常態化、永恒性的存在。這種常態化的存在，是當下平臺市場邏輯得以存在、維系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在這個過程中，過渡既展現了數字平臺嵌入社會治理的大膽嘗試，也展現了個體對技術、規則、勞動等因素的主體想象和建構。從某種程度上講，平臺市場變成了一種 “熔煉技術”，它逐步將勞動者固態、穩定的生活打碎、融化，并使之保持一種 “被熔煉” 的形態，“有待下一步通知” 成為個體勞動者的社會常態。人的意義和勞動的意義由此發生轉變。

這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鮑曼所闡釋的 “流動的現代性”。“流動的現代性” 在全球并不是同步發展的。從國內的發展現狀不難發現，當下國內依舊處于平臺資本的快速積累階段，動蕩、交融席卷而來，流動和過渡的節奏不但沒有停止，反而不斷加速。這樣的狀態雖然可能被打斷，如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但是它的過渡趨勢不會改變，而是會持續很長時間。當下蓬勃發展的外賣經濟正是這種過渡狀態的重要體現。本書希望看到這一過渡大潮中個體的故事、敘事和思考，希望從微觀、具象層面挖掘過渡的生產和意義，思考過渡性給社會帶來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