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過去了，回看多爾袞的四大杰作，為何還能讓我們脊背發涼？

故宮博物院的展柜里，一柄銹跡斑斑的剃刀靜靜躺著。刀身刻著 “順治二年制”，刀刃的缺口處，似乎還凝著 400 年前的血痕。

這把刀的主人，是攝政王多爾袞推行 “剃發令” 時的執行者。400 年光陰流轉，當年他親手種下的四棵 “惡樹”，至今仍讓回望歷史的我們脊背發涼。

不是因為血腥本身，而是那些手段精準戳中了文明的軟肋 —— 剃發易服斷文化之根，圈地投充毀民生之本，屠城江南滅反抗之氣，文字獄鎖思想之喉。

一、多爾袞：權力巔峰的 “剃頭匠”

1644 年，32 歲的多爾袞站在北京城頭。這位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少年時便隨父征戰，生母阿巴亥被逼殉葬的陰影，讓他深諳權力的殘酷。

他憑借戰功成為正白旗旗主，在皇太極死后，又以 “攝政王” 身份擁立 6 歲的順治帝，手握軍政大權。清入關初期，他一度推行 “剃發聽便” 政策，只因要拉攏漢人對抗李自成。

但 1645 年南京城破，南明弘光政權覆滅，多爾袞的態度驟變。降臣孫之獬的奏疏成了導火索 —— 這位主動剃發的明朝舊臣，上朝時被滿漢大臣同時排擠。

惱羞成怒的孫之獬上書：“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 這話精準擊中多爾袞的心思。

他要的不是征服土地，是馴服人心。而剃發易服，就是最直接的 “馴化術”。清史學家孟森在《明清史講義》中直言：“多爾袞之狠，在于看透文化認同是民族最后的防線。”

二、剃發易服：被斬斷的文明基因

孔子曾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在漢人心中，衣冠發式從來不是小事，是文明與蠻夷的分界線。《孝經》更將 “身體發膚” 與孝道綁定，髡刑（剃發）比砍腳更恥辱。

1645 年 6 月，多爾袞下旨：“京城內外，限旬日盡行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 口號更直白：“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

蘇州城的裁縫李復，因不肯為清軍做旗裝，被當場梟首示眾。他的妻子抱著染血的漢服料子，在自家鋪子里自縊。《清稗類鈔》記載，類似的悲劇在江南遍地皆是。

最慘烈的反抗發生在江陰。前明典史閻應元率領百姓守城 81 天，僅憑一座孤城殺傷清軍 7 萬人。城破之日，他寫下絕命聯：“八十日戴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城破后，清軍屠城十日，最后僅存 53 名老幼。那把染血的剃刀，就這樣割斷了漢人的文化記憶 —— 直到百年后，有人看到古畫里的交領右衽，竟問 “這是哪個蠻夷的衣服”。

三、圈地投充：用繩丈量的人間煉獄

順治元年十二月，多爾袞的圈地令傳遍京畿。文書里寫著 “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實則是赤裸裸的掠奪。八旗兵牽著兩匹馬，馬間系繩，繩子所過之處，無論良田民房，全歸旗人。

雄縣 44 萬畝民地，被圈占 30 萬畝，投充 6 萬畝，旗地占比達 83%；淶水縣更甚，83.34% 的土地落入旗人手中。順平縣的王氏莊園，就是靠圈地發家 —— 創始人王錫袞追隨多爾袞入關，一次就圈占周邊數縣土地。

百姓失去土地，只能 “投充” 旗人為奴。保定農戶張老栓，為保住全家性命，帶著兩畝薄田投充。可他剛進莊，就被莊頭打斷腿，只因不小心碰了主人的茶碗。

《大清律例》明文規定：旗人打死家奴，僅杖一百、徒三年；家奴碰主人一下，便凌遲處死。順治五年，白洋淀百姓不堪壓迫起義，卻因水源被斷，千余人戰死，余者投崖自盡。

圈地投充最狠的地方，是徹底摧毀了農耕文明的根基。當農民變成任人宰割的奴隸，誰還會去改良農具、傳承技藝？明末的農業成果，就這樣在繩索與皮鞭下化為烏有。

四、屠城江南：血水里的文化絕響

1645 年 5 月，揚州城破。多爾袞的弟弟多鐸下令 “十日不封刀”，這座繁華的都市瞬間淪為地獄。幸存者王秀楚在《揚州十日記》中寫道，街道上的尸體堆得有三尺高，運河水被染成暗紅。

史可法的絕命書 “我死，爾等速去” 成了徒勞。80 萬百姓，最終只剩寥寥數人。而這只是開始，嘉定三屠接踵而至。這座當時的棉織中心，織機被燒光，織工被殺絕，“嘉定布” 從此成了傳說。

昆山的遭遇更令人痛心。清軍攻破城池后，不僅屠殺百姓，還將藏書樓付之一炬。顧炎武的族叔顧同應，抱著家傳的宋刻本《資治通鑒》，跳入火海。

多爾袞的屠刀，砍向的不僅是人，更是文化的火種。江南本是文人薈萃之地，一場屠殺下來，書院關閉，典籍焚毀。清初文人吳偉業寫詩哀嘆：“江南好，昨暮逐流潮。白骨堆邊人哭斷，青山影里鬼吟高。”

更可怕的是心理震懾。當 “反抗即滅族” 的恐懼刻進骨子里，很多人選擇了沉默。但沉默的代價，是文明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勇氣。

五、文字獄：思想牢籠的千年陰影

多爾袞的文字獄，比屠刀更隱蔽，也更致命。順治四年，江蘇人張晉彥寫了句 “將明之材”，被解讀為 “扶持明朝的人才”，直接砍頭。這只是開胃小菜。

真正的重拳，落在了歷史記憶上。多爾袞采納洪承疇的建議，一面宣稱 “繼明統治”，一面嚴禁真實書寫明末歷史。浙江富商莊廷鑨，失明后想修《明史》，補錄了萬歷到崇禎的事跡。

就因為寫了 “努爾哈赤原系明建州衛左都督”，說了 “揚州十日是屠城”，案發后，已死的莊廷鑨被開棺戮尸，70 多人被砍頭。湖州城內外，家家戶戶燒書，連小學生課本都不敢留。

文字獄最恐怖的不是殺人，是催生了 “自我審查”。文人寫文章前，先想 “這個字會不會惹禍”“這句話會不會被曲解”。久而久之，真話成了禁忌，獨立思考成了奢望。

雍正朝的徐駿，只因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就被安上 “諷刺清朝” 的罪名砍頭。這種荒誕的邏輯，正是多爾袞時期埋下的種子。

六、400 年后的回望：傷口與啟示

多爾袞或許沒想到，他的 “四大杰作” 沒能徹底磨滅文明的記憶。江陰八十一日的忠勇，揚州十日的傷痛，都被悄悄記錄在民間史料里。

辛亥革命后，當人們剪掉辮子，有人痛哭流涕，有人歡呼雀躍。魯迅在《風波》里寫的七斤，因辮子被剪而惶惶不安，恰是那段歷史的后遺癥。

1927 年，王國維拖著辮子投湖自盡。他的遺書里沒提仇恨，只說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 “辱”，正是 400 年前多爾袞種下的文化創傷。

清史學家孟森評價多爾袞：“其智在襲明制以固權，其狠在毀文化以立威。” 他的政策雖讓清朝延續了近三百年，卻讓華夏文明陷入長期停滯。

今天，我們看那些剃刀、圈地文書、焚書殘頁，脊背發涼的原因很簡單：文明的韌性雖能扛過屠殺，卻難敵系統性的破壞。

多爾袞的 “杰作” 警示我們：文化認同是民族的根，民生尊嚴是社會的基，思想自由是進步的魂。這些東西一旦被摧毀，再想重建，就要付出百年甚至千年的代價。

400 年過去了，那些傷口早已結痂，但疤痕仍在。記住這些 “杰作”，不是為了記恨，是為了守護 —— 守護我們文明里最珍貴的那些東西，不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