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法院金融商事審判典型案例

目　錄

1. 投資者訴某化工公司證券虛假陳述普通代表人訴訟案

——“賠償調解＋破產和解”聯動促推全案實質化解

2. 尹某訴某銀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

——“賣者盡責”是“買者自負”的前提，金融機構未盡適當性義務導致投資者損失的，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3. 某智能公司訴某科技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當事人以將來取得的知識產權補充作為質押物的約定，合法有效

4. 某商業銀行訴某服裝廠、肖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促成案外人參與調解并提供擔保，助推民營企業重獲生機

5. 某資管公司訴某置業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金融機構未提供實質服務而以“息轉費”等形式收取的款項，屬于變相利息

6. 某科技公司訴某普惠信息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

——中介機構通過虛假承諾等手段誘導當事人締約的，應依法承擔相應責任

7. 某金融租賃公司訴毛某、劉某等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

——保證人在承租人違約后向融資租賃公司交還租賃物的，可在租賃物價值范圍內減輕保證人責任

8. 某閥門公司訴某置業公司、某安裝公司票據追索權糾紛案

——票據追索權與再追索權兩個法律關系是基于同一票據事實，人民法院可合并審理一并作出裁判

9. 周某訴某汽車服務公司合同糾紛案

——融資租賃屬于特許經營業務，未經許可以“售后回租”“汽車租賃”等名義開展業務的，屬非法金融活動

1.投資者訴某化工公司證券虛假陳述

普通代表人訴訟案

——“賠償調解＋破產和解”聯動

促推全案實質化解

【基本案情】

某化工公司因未按規定披露控股股東與關聯方的非經營性資金往來以及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等信息披露違法違規事項，被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投資者據此陸續向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南京中院）起訴，請求判令某化工公司賠償因虛假陳述給其造成的投資損失。南京中院經審查后，決定適用普通代表人訴訟程序審理本案。南京中院發布權利登記公告后，共有300多名投資者在指定期間進行登記。在此過程中，某化工公司向法院申請破產和解。擬任代表人得知前述情況后向南京中院反映，參與普通代表人訴訟的投資者對某化工公司賠償能力表示擔憂，某化工公司也對普通代表人訴訟是否會對和解程序推進產生負面影響存在疑慮。

南京中院根據案件實際情況，確定“調解優先”的糾紛實質化解思路。在先行研判投資者損失金額以及企業償債能力的基礎上，一方面通過主持開展調解工作，向投資者說明和解是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最大化的有效模式。另一方面與某化工公司管理人溝通，優化債權清償方式，確保必要的償債份額。2022年，某化工公司提出的和解協議草案經債權人會議決議通過，法院裁定對該和解協議認可并終止和解程序。破產和解協議達成后，南京中院委托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對參與普通代表人訴訟的投資者損失進行測算。某化工公司對上述測算結果予以認可，并根據和解協議的清償方案，對確認后的投資者損失予以賠償，促成300余名投資者在普通代表人訴訟中分批與某化工公司達成和解，幫助投資者挽回損失2300余萬元。

【典型意義】

破產程序以挽救企業價值為目的，能夠有效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保證社會經濟鏈條完整性，促成企業利益各方相關主體實現協調。在證券虛假陳述民事侵權賠償與上市公司破產程序發生重合的情況下，南京中院結合證券群體性糾紛特點，構建中小投資者保護與上市公司破產和解程序銜接機制，既有效保護廣大投資者合法權益，又著力推動上市公司重整邏輯從保殼套利回歸產業經營，努力營造債權人得到保護、企業重整成功、投資主體能夠獲益的“多贏”局面，為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法治保障。該批證券糾紛采用普通代表人訴訟方式實現全案化解，充分體現南京中院面對日益增長的證券市場中小投資者與上市公司等責任主體之間因虛假陳述等引發的群體性糾紛，著重構建符合證券群體性糾紛“小額、分散”特點的立體解紛新模式，通過實踐運用，將普通代表人訴訟與審前調解、全案和解有機融合，推動賠償調解與破產和解雙向聯動，既擴大賠償覆蓋面，促推投資者及時獲賠，又做到平衡上市公司經營發展與保護新老股東合法權益，是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一次重要實踐。

2.尹某訴某銀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

——“賣者盡責”是“買者自負”的前提，金融機構未盡適當性義務導致投資者損失的，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2日，尹某經某銀行員工季某微信推介，了解到“A資管計劃”（高風險股票型基金）。在推介和后續銷售過程中，某銀行系統錄入了尹某的風險測評，結果為“進取型”。同年11月3日，尹某在該銀行開通手機銀行后，通過APP認購了該產品100萬元，并支付認購費1萬元。后該產品發生虧損，尹某共收到回款77萬余元，本金虧損23萬余元。虧損期間，尹某多次與季某溝通追問并到某銀行營業場所維權。2023年8月，原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無錫監管分局向尹某出具錫金舉復﹝2013﹞11號《銀行保險違法行為舉報調查意見書》，載明：1．某銀行工作人員季某向尹某介紹“A資管計劃”時，未全面、充分揭示代銷產品風險；2．某銀行向尹某銷售了風險等級高于尹某風險承受能力的產品。尹某遂起訴請求判令某銀行賠償其投資本金及相應利息損失。

【裁判結果】

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法院判決：某銀行向尹某賠償投資本金損失23萬余元及相應利息。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無錫中院）二審予以維持。

【裁判理由】

無錫中院認為，金融機構在向金融消費者推介、銷售基金產品時，應當履行適當性義務，即了解客戶、了解產品、將適當的產品銷售給適合的金融消費者等義務。金融機構的適當性義務具體包括：一是對金融消費者進行風險測評和分類；二是向金融消費者告知說明基金的具體情況，即告知說明義務；三是將適當的產品推薦、銷售給適當的金融消費者。本案中，某銀行系統雖顯示尹某風險測評結果為“進取型”，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證據（如電子測評過程記錄、簽署文件等）證明該測評系由尹某本人獨立、真實完成，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即便某銀行提交的尹某風險測評結果屬實，“進取型”客戶與案涉“高風險”產品亦不匹配，某銀行違反了“將適當產品銷售給適當投資者”的核心義務。最后，監管部門的調查意見亦佐證了某銀行在風險揭示和風險匹配方面存在違規。綜上，銀行未履行適當性義務，與尹某的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依法應承擔賠償責任。

【典型意義】

本案是明確金融機構在線上銷售中如何履行及舉證適當性義務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為金融機構通過電子渠道銷售金融產品時的適當性義務履行與舉證責任確立了明確的司法標準。裁判明確，金融機構不能僅以系統記錄為由主張已履行風險匹配義務，而必須對風險測評流程的真實性、有效性及投資者自主完成承擔充分舉證責任；否則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該判決深刻闡釋了“賣者盡責”是“買者自負”的前提，有效彌補了金融消費者的信息劣勢，對規范線上銷售行為、強化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促進司法與監管協同治理具有重要指導價值，為推動構建誠信、公平的金融市場環境提供了堅實司法支撐。

3.某智能公司訴某科技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當事人以將來取得的知識產權補充

作為質押物的約定，合法有效

【基本案情】

某智能公司與某科技公司簽訂《借款協議》，約定某科技公司向某智能公司借款2000萬元，借款利率與銀行同期貸款利率保持一致（年利率不超過5%）。某科技公司以其所有已注冊及正處于申請過程中的專利和商標作為質押物，包括但不限于附件清單所列內容，并承諾在所有借款本息清償前，如有新增注冊的、在某科技公司控制或名下的商標和專利，應立即補充作為質押物，且某科技公司有義務在確權注冊后配合辦理質押登記手續。雙方另行簽訂質押合同并完成出質登記。借款到期后，某科技公司未能按約還款。某智能公司訴至法院請求：1．判令某科技公司歸還借款本金2000萬元及相應利息；2．對某科技公司出質的質押物（商標權、專利權）拍賣、變賣或折價所得價款享有優先受償權；3．某科技公司在未能履行上述還款義務前，將自有的專利權、商標權辦理質權登記出質給某智能公司。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一、某科技公司支付某智能公司借款本金2000萬元及相應利息；二、某智能公司有權按照質押登記的順位就判決第一項所確定的全部債務對某科技公司已辦理質押登記的商標權及專利權行使優先受償權；三、駁回某智能公司其他訴訟請求。某智能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南京中院判決：一、維持一審判決第一項、第二項；二、撤銷一審判決第三項；三、某科技公司協助某智能公司到相關部門就某科技公司持有的17項商標權、146項專利權辦理質押登記手續；四、駁回某智能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南京中院認為，案涉合同系簽約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雙方均應按約履行各自義務。某科技公司同意作為質押物的商標和專利，不僅包括所有已經注冊的商標和專利，還包含正處于申請過程中的即尚未注冊的商標和專利，且明確表明作為借款質押物的商標和專利不限于《借款協議》附件清單中列明的商標和專利，可見某科技公司同意將其尚未注冊的商標和專利作為借款的質押物。其次，某科技公司在《借款協議》中還承諾在所有借款本金和利息未還清前，如有新增注冊的商標及專利，只要是某科技公司控制或名下注冊的都應立即補充作為借款和利息的質押物，表明某科技公司明知如其未能按期償還借款本息，則負有就合同履行過程中其新增注冊的商標和專利為借款辦理補充質押登記的義務。據此，在某科技公司未清償《借款協議》項下借款本息前，某智能公司雖不能直接要求對某科技公司新增注冊的商標和專利行使質權，但有權要求某科技公司繼續按約履行合同，就合同簽訂后某科技公司新增注冊的17項商標和146項專利協助辦理質押登記手續，該法律后果并未超出某科技公司訂立該協議時的預期。

【典型意義】

本案確認“以將來取得的知識產權提供質押”的創新型擔保方式效力，有效回應了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實踐中的現實需求，為拓寬科創型小微企業融資渠道提供了重要司法保障。債權人與債務人在借款合同中約定將債務存續期間新增的專利權、商標權繼續辦理質押登記，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應予尊重與支持。該約定不僅未超出債務人締約時的合理預期，而且有助于動態補充擔保財產、防控知識產權價值貶損風險，增強債權保障能力。本案明確支持債權人要求債務人依約履行補充質押登記手續的請求，體現了司法鼓勵市場主體靈活運用知識產權進行融資創新的導向，對完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制度、促進知識產權價值轉化、優化科創企業融資環境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為紓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注入了法治動能。

4.某商業銀行訴某服裝廠、肖某

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促成案外人參與調解并提供擔保，

助推民營企業重獲生機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2日，為生產經營需要，某服裝廠、該服裝廠的法定代表人肖某作為共同借款人與某銀行簽訂《小微快貸借款合同》約定：某服裝廠、肖某共同向某銀行借款100萬元，借款期限自2021年3月12日起至2022年3月12日止，借款年利率為4.0525%，結息方式為每月20日結息，未按約定的結息日付息，自次日起計收復利，借款逾期的罰息利率為借款利率上浮50%。借款到期后，某服裝廠、肖某與某銀行經協商簽訂《借款延期協議》。到期后，某服裝廠、肖某仍未能足額償還全部借款本息，某銀行遂訴至法院請求某服裝廠、肖某歸還尚欠借款本息。

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本案具備調解基礎。經調查，某服裝廠為勞動密集型中小型民營企業，員工人數近八十人，在長期經營過程中信譽良好，有較強的還款意愿，因資金周轉不良致使未能及時償還貸款本息。如何在依法保護銀行債權的同時，保障民營企業正常經營發展，化解債權債務糾紛，是本案的重中之重。經各方當事人同意，法院決定將調解作為解決本案糾紛的最優方向，在庭審后持續推進調解工作。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采取“背靠背”和當面溝通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向某服裝廠和肖某闡明不及時履行義務的法律后果，分析該企業的償債能力和所需時間；另一方面，法院建議某服裝廠可以尋找第三人為案涉債權提供擔保，更好促成案件調解；同時，向某商業銀行釋明當前國家優化營商環境的政策導向，結合該服裝廠的實際經營困境，在第三人提供擔保的基礎上，建議分期償還借款本息。經過反復溝通協調，肖某動員熟悉、了解某服裝廠實際經營狀況的案外人何某為案涉借款提供擔保，某銀行對何某的信用記錄、收入情況進行綜合評估，認為何某符合擔保條件。最終，在法院的組織下，各方達成調解協議：某服裝廠、肖某按月償還借款本息，直至還清全部借款本息為止，擔保人何某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典型意義】

本案是人民法院高效化解涉企糾紛、全力保障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的典型實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九條規定，調解協議中約定一方或案外人提供擔保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在債權人對借款人還款能力存疑時，由案外人提供擔保既可增強債權實現保障，提升調解協議的可執行性，也提高了當事人選擇調解的意愿，同時為作為借款人的民營企業爭取新的發展機會，避免“辦一個案件、倒一家企業”，真正實現了“案結事了、助企雙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5.某資管公司訴某置業公司等

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金融機構未提供實質服務而以“息轉費”等形式收取的款項，屬于變相利息

【基本案情】

某置業公司與第三人某銀行簽訂《項目融資貸款合同》約定，某置業公司以其名下土地、在建工程等財產作為擔保向某銀行貸款3.7億元。某銀行依據前述貸款合同向某置業公司發放14筆共計3.142億元貸款。其中，某銀行向某置業公司發放首筆5100萬元貸款后，某置業公司隨即將其中1500萬元以服務費名義轉賬至某銀行指定賬戶。貸款到期后，某置業公司未能按期歸還全部貸款。某銀行將該筆債權轉讓給某資管公司。某資管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某置業公司向其支付尚欠借款本金2.63億元及利息（含罰息、復利）并就相應抵押財產享有優先受償權。2022年1月5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某置業公司的重整申請。

訴訟中，某置業公司主張其向某銀行支付的1500萬元服務費實為某銀行利用優勢地位捆綁收取的變相融資成本，理由是其雖與某銀行《金融與經濟信息咨詢服務協議》《外匯業務綜合服務協議》《“回款通”對公綜合收款服務協議》等協議，相關服務未實際發生或質價不符，請求將該筆款項在借款本息中予以沖抵。某資管公司、某銀行則主張，某銀行已按照其與某置業公司簽訂的服務協議提供服務，該筆1500萬元服務費與本案借款無關，不應予以抵扣。

【裁判結果】

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確認某資管公司對某置業公司享有有財產擔保債權本金2.46億元及相應利息（含罰息、復利）；某資管公司有權就抵押物在登記債權數額內優先受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予以維持。

【裁判理由】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首先，某銀行雖提交其與某置業公司簽訂的5份服務合同，但存在同一合同版本不一、關鍵條款空白等情形，某銀行未能對此作出合理解釋，對合同簽訂的背景及真實性存疑。其次，某銀行主張其依約提供了相應的服務，但但其提供的報告內容與某置業公司已有報告大量雷同，缺乏針對性和實質性建議，未能體現對客戶運營的實際幫助，其所提供的服務價值與高額費用嚴重不匹配，違背了金融服務中的“質價相符”原則。結合金融機構的優勢地位及融資背景，該筆服務費實質是借服務合同名義收取的變相利息，旨在增加企業融資成本，并非基于真實、自愿的服務對價關系。故案涉1500萬元服務費應沖抵借款本息。

【典型意義】

本案是金融司法服務實體經濟、降低民營企業融資成本的典范案例。本案裁判未機械割裂金融借款合同與關聯服務合同，而是堅持實質重于形式，對交易安排進行實質性審查，綜合考量合同履行、質價相符、雙方締約地位及真實意思表示等因素，有效揭穿了“息轉費”的不合規操作。本案裁判明確金融機構不得利用優勢地位捆綁收費，其提供的服務必須具有實質性內容且與費用相匹配。對于未提供實質服務或服務不達標的收費，司法應予否定性評價。判決結果精準契合國家優化營商環境的政策要求與《民營經濟促進法》的立法精神，通過規制金融機構經營行為，切實減輕了企業負擔，為營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了堅實司法保障。

6.某科技公司訴某普惠信息公司

服務合同糾紛案

——中介機構通過虛假承諾等手段誘導當事人締約的，應依法承擔相應責任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因有694萬元資金需求，與某普惠信息公司簽訂《信息咨詢與管理服務協議》，約定由某普惠信息公司為其提供居間服務，撮合某科技公司與放貸機構形成借貸關系，服務費為49萬余元。某普惠信息公司承諾某科技公司通過其中介的金融機構所獲得的貸款為隨借隨還性質、貸款期限為3年期。

締約前，某普惠信息公司員工謝某虛構甲銀行渠道經理身份，以“促成的貸款應為年化3.6%的隨借隨還型三年期授信”優惠條件進行推介。但在履行中，卻通過話術誤導某科技公司與乙銀行、丙銀行等簽署了年利率10.322%－12.6%且限制提前還款的貸款合同。某科技公司發現實際條件與承諾嚴重不符后，立即提出異議并在三個月內提前清償了全部貸款本息。某科技公司遂起訴要求某普惠信息公司退還全額服務費。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駁回某科技公司的訴訟請求。某科技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蘇州中院）判決：一、撤銷一審判決；二、某普惠信息公司應向某科技公司退還咨詢服務費49萬余元。

【裁判理由】

蘇州中院認為，首先，某普惠信息公司在締約階段存在欺詐行為。其員工冒用金融機構身份進行推介，并故意隱瞞真實的貸款條件，導致某科技公司在陷入重大誤解的情況下訂立服務合同，該行為不僅違背了居間人應盡的法定如實報告義務，更構成對合同核心內容的欺詐性隱瞞，亦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其次，某普惠信息公司在履行階段構成根本違約。協議明確約定需促成符合“隨借隨還”要求的授信產品，但其實際促成的貸款產品不僅利率遠高于承諾，且附帶嚴格的提前還款限制，與合同目的嚴重不符，致使某科技公司的融資需求完全落空。況且，某科技公司在知悉真實貸款利率后立即提出異議，并于短期內提前結清全部貸款，該行為清晰表明，若非受對方誤導，其根本不會接受案涉貸款條件。最后，某科技公司多次質疑后，某普惠信息公司員工仍通過微信繼續承諾“隨借隨還”、低利率等虛假條件，進一步強化并延續了欺詐狀態。綜上，某普惠信息公司從締約到履行乃至爭議解決階段，均存在嚴重欺詐與違約行為，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故對其收取的服務費依法應予返還。

【典型意義】

本案是人民法院規范金融中介服務、整治市場亂象的典型案例。隨著數字金融發展，部分貸款中介利用身份偽裝、虛假承諾等手段誘導締約的問題日益突出。本案明確，中介機構的身份真實性及其所推介產品的關鍵條款屬于核心締約信息，對其故意隱瞞或虛構構成欺詐和根本違約，應承擔相應責任。本案通過司法裁判強化了中介機構的誠信義務和信息披露責任，為廣大中小企業防范“服務費陷阱”提供了有效司法保護，體現了司法與監管協同共治理念，為營造誠信、透明、健康的金融市場環境提供了堅實司法保障。

7.某金融租賃公司訴毛某、劉某等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

——保證人在承租人違約后

向融資租賃公司交還租賃物的，可在租賃物

價值范圍內減輕保證人責任

【基本案情】

毛某與某金融租賃公司簽訂《融資租賃合同》約定，毛某將其所有的一臺收割機以122.65萬元出售給某金融租賃公司，某金融租賃公司將該收割機出租給毛某使用，租金分33期給付，合計143萬余元，名義貨價100元，名義貨價與最后一期租金同時支付。該收割機銷售方某商貿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劉某承諾為毛某因違反《融資租賃合同》應承擔的違約金、逾期利息、損害賠償金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擔保。毛某支付5期租金后，未能按期支付后續租金，某商貿公司遂依據某金融租賃公司指示，將案涉收割機移交給案外人某農機公司。毛某在某農機公司保管期間強行取回案涉收割機。某金融租賃公司遂起訴請求：1．解除案涉《融資租賃合同》，2．毛某向其支付全部未付租金138萬余元及逾期利息，扣除租賃物殘值，3．保證人劉某、某商貿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案件審理中，就收割機的殘值，收割機生產商認為收割機殘值由多種因素確定，該公司折舊殘值計算方法為：按實際使用時長與設計使用壽命按比例計提減值。按此方法，案涉收割機被商貿公司收回時的殘值高于出租人的損失。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一、解除案涉《融資租賃合同》；二、毛某向某金融租賃公司支付全部未付租金138萬余元及逾期利息，扣除租賃物殘值；三、保證人劉某、某商貿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二審法院予以維持。劉某不服一、二審判決，申請再審。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一、撤銷一、二審判決；二、解除案涉《融資租賃合同》；三、毛某向某金融租賃公司支付全部未付租金138萬余元及逾期利息，扣除租賃物殘值；四、駁回某金融租賃公司要求保證人劉某、某商貿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等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融資租賃的租賃物具有擔保租金實現的功能。承租人違約后，融資租賃租賃公司取回租賃物的目的是就物求償，以租賃物的處置價款彌補損失。本案中，某金融租賃公司通過保證人某商貿公司取回租賃物后，指示其將設備移交案外人保管，應視為其接收并控制了租賃物。某金融租賃公司在接收設備后當然負有對租賃設備的妥善保管義務，以防價值減損。某金融租賃公司對案涉收割機在保管期間被毛某自行取走，負有過錯。某金融租賃公司應自行承擔因其未盡妥善保管義務導致無法處置租賃物、租金損失擴大的后果，即在該損失范圍內應相應減免保證人的保證責任。參照設備生產商提供的殘值計算方法（按使用時長與設計壽命比例計提），案涉設備當時的預估殘值遠超出租人的租金損失。因此，保證人應在租賃物價值范圍內獲得責任豁免，即保證人的責任應予全部免除。

【典型意義】

融資租賃具有“融物”與“融資”雙重屬性，本案裁判明確出租人（或其指示的代理人）在取回租賃物后，負有妥善保管租賃物義務，否則應自負其責。對于出租人過錯導致租賃物滅失的，本案將保證責任限額與租賃物處置價值相聯系，依法認定保證人可在租賃物處置價值范圍內減免責任，體現了公平原則和損失填補原則，符合融資租賃“融物”與“融資”相結合的特性。本案確定的裁判規則有力促進融資租賃公司加強對租賃物全周期風險管控，同時避免了因出租人過錯而將不必要的風險轉嫁給保證人，對于平衡各方利益、維護交易公平、促進融資租賃行業健康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8.某閥門公司訴某置業公司、某安裝公司

票據追索權糾紛案

——票據追索權與再追索權兩個法律關系

是基于同一票據事實，人民法院可合并審理

一并作出裁判

【基本案情】

2023年7月28日，某閥門公司基于業務往來取得電子商業承兌匯票一張。該匯票票面金額20萬元，到期日為2024年1月28日，出票人及承兌人為某置業公司，收票人為某安裝公司。該匯票由某安裝公司背書后，經連續轉讓，最終由某閥門公司合法持有。票據到期后，某閥門公司提示付款被拒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出票人某置業公司及前手背書人某安裝公司支付票據金額及利息。庭審中，某安裝公司承認其作為背書人的責任，但同時明確表示，其在承擔責任后，將向出票人某置業公司行使再追索權。

【裁判結果】

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無錫濱湖法院）判決：某置業公司、某安裝公司支付某閥門公司匯票金額20萬元及利息；某安裝公司清償后，有權向某置業公司追償。一審判決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

【裁判理由】

無錫濱湖法院認為，匯票到期被拒絕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對背書人、出票人以及匯票的其他債務人行使追索權。匯票的出票人、背書人、承兌人和保證人對持票人就匯票金額以及相應利息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某閥門公司作為最后合法持票人，有權向某置業公司與某安裝公司行使追索權，各方應對票據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本案中，被追索人某安裝公司在訴訟中已明確主張其清償后向出票人某置業公司行使再追索權的權利。兩個法律關系基于同一票據事實，主體重疊，具有緊密的牽連性。為徹底化解糾紛，減少當事人訴累，提高訴訟效率，法院對追索權與再追索權進行合并審理并一并作出裁判，符合訴訟經濟原則。因此，某安裝公司清償后，有權直接向某置業公司追償。

【典型意義】

本案是運用“合并審理、預先裁判”機制實質性化解票據連環糾紛的典范案例。本案創新裁判方式，突破傳統“一案一權”的審理模式，允許被追索人在同一訴訟中主張再追索權，法院通過附條件判項對可能發生的后續糾紛進行預設性裁判，實現“一案解多紛”，避免了被追索人先行償付后再另行起訴的循環訴訟，極大節約了各方當事人的時間、經濟成本與司法資源，是司法“訴源治理”理念的生動實踐。裁判結果明確了票據鏈條中各方的最終責任歸屬，增強了票據法律關系穩定性和結果可預測性，有助于穩定市場預期，促進票據流通，為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了優質司法樣本。

9.周某訴某汽車服務公司合同糾紛案

——融資租賃屬于特許經營業務，未經許可以“售后回租”“汽車租賃”等名義開展業務的，屬非法金融活動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周某將其名下的汽車以3萬元價格賣給某汽車服務公司并辦理過戶。雙方隨即簽訂《汽車租賃合同》，約定周某向某汽車服務公司租回該汽車，租期18個月，每月租金2140元，并可通過付清租金的方式回購車輛。合同簽訂后，周某按某汽車服務公司員工朱某要求，支付了GPS費、首期租金、過戶驗車費等共計5890元。周某逾期后，某汽車服務公司于2023年10月收回該汽車，并要求周某于月底前結清全部剩余租金。周某未按某汽車服務公司要求結清租金，某汽車服務公司最終將該車輛出售。周某提交的微信記錄顯示，朱某曾向其推介稱為“過戶貸”的貸款業務，并說明具體操作方式為先將車輛買賣過戶再租賃。周某遂訴請要求某汽車服務公司返還車輛或賠償損失。

【裁判結果】

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南通崇川法院）判決：某汽車服務公司向周某返還余款。一審判決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

【裁判理由】

南通崇川法院認為，本案交易模式符合“售后回租”型融資租賃的特征。雙方雖簽訂租賃合同，但周某先行轉讓所有權后又租回且享有回購權，其實質是以車輛所有權提供擔保以獲得融資，某汽車服務公司則旨在收取租金（融資利息），雙方真實法律關系為融資租賃。融資租賃業務屬于國家特許經營的金融業務。某汽車服務公司未經金融監管部門許可，向不特定對象提供此類融資服務，實質是從事非法金融活動，該行為擾亂國家金融管理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故依據《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案涉合同無效。合同無效后，某汽車服務公司因出售車輛無法返還原物，應折價賠償周某損失；周某則應返還其獲得的融資款（3萬元）并支付資金占用利息。雙方債務折抵后，某汽車服務公司需向周某支付剩余款項。

【典型意義】

本案是司法否定無資質“類金融”業務效力的典型案例。融資租賃業務屬于國家特許經營的金融活動，事關金融安全與社會公共利益，任何主體均不得以“意思自治”為名規避金融準入監管。本案裁判明確：市場主體未經許可，以“售后回租”“汽車租賃”等名義開展業務的，系變相開展融資租賃業務，屬非法金融活動。法院通過穿透式審查，揭開“形式租賃”的面紗，認定其“實質融資”的本質，并以損害金融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為由否定合同效力，體現了司法對金融強制性監管規定的堅定維護。該判決有效警示市場從業者必須嚴守經營邊界，不得違規從事金融業務，對于規范融資市場、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保護消費者權益具有積極的示范作用。

來源：江蘇高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