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答“錢學森之問”（ 三）

作者簡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科舉學、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楊玉圣主編：《學術共同體文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以此破解“錢學森之問”。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7期，第64-85頁。收入沈登苗：《文化的薪火》（楊玉圣主編：《學術共同體文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四、古今中外的佐證

人類總得為自己的失誤或非善舉的行為付出代價。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對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視的、甚至剝奪的政策，這等于篩掉了本國、本民族中最優秀的學術種子，勢必會造成學術天才的斷層。此并非新中國之特有。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社會主義國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他們也幾乎都為此付出了學術水平倒退的代價。這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極其慘烈而又鮮為人知的教訓，是人類不該遺忘的。類似的還有，在我國元朝和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統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視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國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

(一)元朝統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視政策使元末明初人才處于低谷

筆者在明清區域文化考察中發現這樣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若一個地區某一時期學人鼎盛，那么，這一地區一般是五十年前教育發達的地區。相反，若一個地區某一階段的教育不發達，那么，這一地區在未來的五十年內就不可能專家絕儔。以上規律同樣反映在中國歷次的改朝換代中。如一個新朝在初期時專家學者輩出，那么，說明其受到了前朝還在發展的文化的影響，如(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出現過文化小高朝。這很大程度上可看作前朝文化的余波或恩賜。相反，若一個新朝在初期時學術沒有起色，那么，一般可看作是前朝文化衰退的“后遺癥”。(元末)明初就屬這種情況。無論是科學家還是思想家抑或是教育家的人數，元末明初都處于南宋至清的最低值 。此百年間（1340-1440）似乎沒有出現諸如朱熹、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陽明、徐光啟、黃宗羲、戴震、康有為、王國維等式的人物。這是元朝推行民族歧視和“逆淘汰”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蒙元統治下，漢族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南人很難入仕，也不能享受最好的教育。第一，元代前期廢除了科舉制度。在恢復科舉后的科考中，錄取進士、舉人平均每年的中式者遠遠低于宋、明、清。更嚴重的是，元代實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舉取土”，進士中額，擁有百分之九十幾人口的漢人、南人僅占一半，另一半給了享有特權的蒙古、色目人。第二，作為最高學府的元代國子監，規模小，且三個國子學都不招南人，漢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第三，元代重吏輕儒，各級政府官員主要通過吏員出職的途徑選用，且任用的官員尤其是比較重要的職位與各“等”的人口極不相稱。韓國學者周采赫根據《元史》等有傳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員統計出族種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漢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1%不詳。可見，占元朝總人口82%、撐握比較先進文化的“南人”在官員隊伍里只占據很小的部分 。凡此種種，都可看成是“逆淘汰”。

在生產力低下的封建社會，官僚群體及其家屬享受著政治經濟特權的同時，也是文明的主要建設、傳承者。由于漢族知識分子政治上的邊緣化，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地位亦不高，使得原處于較高文化水平的漢族知識分子學術承載力降低。又經過元末明初的戰爭，作為中、高級官吏主體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書香世家不是被消滅，就是北遁，以至他們的后人在明代的進士中少到可以不計的程度。這樣，就在元末尤其是明初出現了一個學術世家的“真空”，這至少是宋代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千年史上的唯一“真空”。

我們以錢茂偉根據《明代進士登科錄》記載的進士戶籍資料論證之。明代開科的洪武四年共錄取進士120名，其中戶籍為“儒籍”即南宋書香后裔的有64人，占是科的53.3%，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稽考的儒籍進士之和155人的41.3%。此后五科資料闕如。建文二年共錄取進士110名，其中出自儒戶者6人，占該科的5.5%。此后有據可查的75科，儒籍進士總數才85名，不足這些科年全部有“戶計”可析進士的0.4% 。這一權威的史料告訴今人：元代儒戶制度雖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學、家風的延續得到了保障，也構成了聯系宋明兩代江南精英階層的橋梁 。但到了朱元璋時代，僅見南宋書香之家的回光返照 ，至建文朝已成強弩之末，新科進士遂被新興地主尤其是軍功地主所取代了。也就是說，公元1400年左右，文化家族出現了“準斷裂”。通俗地說，換了“一批人”。我想，明初君主勵精圖治，革新政治；發展經濟，安定民生；設科取士，重文興教；國力強大，可稱盛世。唯獨學術建樹不彰，這應與元末明初書香世家的“準斷裂”有關。同時也說明，教育和人才培養上決策失誤的后果，沒有幾代人的時間是難以消除的。

(二)納粹德國對以猶太人為主的文化精英的迫害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

為不重復，對此問題的一般性述論，可參看本文“之一”中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心的洲際轉移”一節。讀者諸君欲更深入的了解，請參閱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納粹時代歐洲知識難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之于后來的西德1945年以降仍保持科學強國的地位，如又出現了30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絕對人數超越了戰前的“西德”，若與戰后“東德”的“全軍覆滅”相比，最明顯的原因莫過于遵循了成材與教育的一般規律——既沒有對原精英階層及其子女采取歧視的國策，又回避了高等教育“大躍進”（詳后）。

(三)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悲劇

1.二戰前后東歐地區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冰火“二重天”

二戰前，德國作為歐洲和世界科學中心，不僅反映在她的科研實力上，也同樣顯示在她在歐洲所處的地理位置中。據筆者初步歸納，二戰前的約半個世紀，世界著名的科學家絕大多數產生在大致以德國黑森州的馬爾堡為圓心，以一千公里為半徑的范圍內。也即戰前的東歐多數地區，尤其是“東德”、匈牙利和波蘭諸國也屬于產生一流科學家的沃土。例如，止1945年，東歐地區貢獻了19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正好與同時期的美籍得主相等)，占當時總數的13.5%；1946年后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仍有30人（有28人在二戰前，或戰后的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出自東歐(正好與同時期的“西德籍”得主相等)，占總數的7.4%。這都表明，直至二戰末，東歐地區不僅是諾獎得主最多的地區之一，而且，人才的出現還處于高峰期。可事態發展的結局不堪回首：30個諾獎得主有29人是在西方國家(內6人歸屬西德)獲獎的。以東歐公民身分贏得最高榮譽的僅是1959年的化學獎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1人而已。遺憾的是，這一特例，其成就是在“解放”前取得的。也就是說，兌換諾獎的科研成果二戰后東歐各民主國家顆粒無收 。再如，20世紀上葉，匈牙利和波蘭的數學雙雙進入世界前十強 。可今天，匈、波兩國作為曾經的數學強國，雄風早已不在。

世界人才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才高峰期形成的時間十分漫長，然一旦出現，其峰值也不會立即消失。可二戰前后的瞬間，東歐的諾獎得主怎會演繹成冰火“二重天”呢？

也許人們會聯想到體制。體制當然難辭其咎。但兩者并無必然的聯系。否則，就無法解釋“十月革命”后蘇/俄有11人獲諾貝爾科學獎，同時擠身于數學強國之林 。我們撇開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僅從教育的視角，尋找這些國家是否發生過內部共有又獨立于“外”的、違背教育規律的舉措？

2.二戰后東歐科學衰落的兩大原因

①高等教育“大躍進”的苦果。《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顯示，高等教育的發展一般是循序漸進的，且各國高等教育產生的時間、形成的規模、發展的速度與項尖學者的出現和數量存在著相當大的關聯。

二戰后的頭幾年，許多國家的在校大學生都出現了快速增長。如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最多的10個國家，除中立國的瑞典、瑞士，以及日本外，其他國家在校大學生都較快地增長。但除蘇聯再次“躍進” 、荷蘭僅在1946年出現超常增幅外，其余的美國、英國、西德、法國、奧地利都屬恢復性增長。此后，至少在1993年前，這些國家以及世界上的其他教育強國，似乎都不曾出現高等教育“大躍進”的現象 。

二戰后，東歐地區一片廢墟，高校教師和優質生源大量流失。可“在全日制高等教育上，所有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與戰前相比都出現快速增長” 。且這些國家呈現的不僅僅是恢復性增長，而無一不是“跳躍式”發展。如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在校大學生5.49萬，是戰前的2.1倍；南斯拉夫1946年在校大學生3.92萬，是戰前的1.8倍。更有比較意義的是“兩德”。1951年，東、西德在校大學生分別是3.15萬與11.8萬。可到了1954年，人才大舉西逃、經濟負重前行，且還在實行供給制的東德的在校大學生已發展到7.07萬，三年間遞增124%；而在美、英、法扶植下，經濟已起飛的西德僅上升至12.3萬，踢除其中的“不在校”因素，實際增加似不會超過10% 。

欲速則不達 。即使最優質的教育資源，無限稀釋后也必然會變質，且影響不止一代人。

②高校招生對有產階層子女的限制。與其它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二戰前的東歐各國的高等教育資源，也被有產階層和統治階級所壟斷，無產階級子女所占的比例很低。二戰后這一結構得到迅速改變。“在高等教育領域中，幾乎所有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或者通過強加配額體系，或者通過其他篩選程序，對中產階級的孩子都有一些區別對待。無產階級出身的孩子在升大學的競爭中有優先權，即使他們的正式資格不如非體力勞動家庭出身的孩子。因此，在匈牙利，1945年、1950年，66%的大學生來自工人和農民家庭，這一比例在實行社會主義之前為11%……在波蘭，調查表明有48%多的大學生是農民和無產階級出身。因此，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成功地改變了大學學生的社會構成，這遠比任何西方國家包括曾由勞動民主黨或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所做的都要激烈” 。與之對應的便是對舊時代上流社會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限制與歧視，很大程度上篩掉了本國、本民族中最優秀的讀書種子，學術天才的造就難免不受影響。

曾幾何時？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對外宣傳教育成就時，突出宣傳高等教育發展規模和在校學生階級成份的突變。可我認為，與中國相似，正是當初作為新制度優越性炫耀的、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共性的這兩大特征，是導致優秀學者難出，科學技術一落千丈的重要原因。

(四)與前蘇聯高等教育有關的幾個問題

無論是對原有產階層和社會精英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視的、甚至剝奪的政策，還是高校“大躍進”，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都是始作俑者。故當我們回味中國、東歐這段苦澀的歷史時，自然會把癥結追溯到源頭——“老大哥”。

1.十月革命后蘇聯大學學生社會成分的急劇改變，以及高等學校招生階級挑選政策的戛然而止。帝俄時代，“受高等教育是有產階級的特權之一，對勞動者來說，高等學校的大門實際上是關閉著的。因此，1914年，在俄國8所大學的學生中，僧侶和資產階級的子女占43.2%，貴族和官吏的子女占38.3%，上層富農的子女占14%，而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的子女僅占4.5%。大學生的生活條件決定于他們的社會出身”。

蘇俄人民啟蒙委員會成員合影，1920年代

顯然，這種招生制度在列寧時代必須廢除。早在十月革命后開始的第一個學年，新政權就對高等學校的招生工作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徹底鏟除了工農進入高等學校的一切社會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礙，凡年滿16歲、有志進入高等學校的青年都有可能入學。這就“立即摧毀了剝削階級對教育的壟斷” 。為壯大自己的人才隊伍，創立并大力發展新型的工農速成中學，其畢業生除了“享有不經任何入學考試”就可進入大學的特權，還具有“優先升入共和國一切高等學校的權利” 。簡直可隨心所欲了！同時，把部分文化水平較高而階級成分不好的青年拒之大學門外。通過這些措施，蘇聯在校大學生的社會成分得到了迅速改變。用不了十年，到1926年，“高校學生的工農成分已達61.5%”，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

但隨著剝削階級的消滅和社會主義的勝利，高等學校招生的階級政策在蘇聯也就立即終止了。1935年底，蘇聯正式決定廢除高校招生的階級挑選制度，取消限制非勞動者子女進入高等學校的規定，保證不分社會出身、財產狀況，全體公民一律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權利 。由此可見，雖然高等學校招生推行階級路線始于蘇聯，但以階級出身為主要入學標準在蘇聯推行的時間并不長。即使貫徹階級挑選原則期間，也采取過“向資產階級和某些社會階層出身的人征收了學費” 的靈活方式，使這些階層的部分子女因此而得以進入大學，從而使大學生社會成分激烈改變的過程多少有所緩和，且一舉多得。

2.高等教育“大躍進”之始作俑者

加速工業化是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的最主要的任務。為了配合這一中心任務，縮短與先進國家的差距，蘇聯在1928/1929-1932/1933學年，在校大學生由17.7萬猛增到50.4萬，拉開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大躍進”的序幕，也使歐洲各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望塵莫及。但與二戰后，在千瘡百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東歐列國和稍后誕生的新中國不同，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值得慶幸的是，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終結前，也即到1928-1929學年，在蘇維埃政權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學子僅比沙俄時代(1914/1915)的12.7萬增加了39%，十年間的累計增幅還不足后來一年的躍進 。即蘇聯高校“大躍進”是在革命勝利十年后搞的，時國民經濟早已全面恢復和發展，且已培養了一代人。故蘇聯高等教育“大躍進”開展的條件與東歐及中國是不一樣的，結果也有區別。

3.對蘇聯相關教育決策的初步評估

大學招生階級挑選和高等教育“大躍進”都發軔于蘇聯，但與后步其塵的東歐及1950年代的中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聯共(布)執政后并沒有同時推行以上兩大決策。蘇聯是在大學學生社會成分基本改變后才開始高等教育“大躍進”的，即先“換人”后“提速”的。而東歐諸國與中國，共產黨一上臺就立即同時推行大學招生階級挑選和高等教育“大躍進”的，即“換人”與“提速”并進的。故后者的舉措對舊教育體制的沖擊必然要大于前者，教育質量也就更難保證。此外，蘇聯大學招生對原上層社會子女的歧視政策大概影響了一代人(1918-1935)，可在中國，執行了相似的時間跨度(1949-1965)后，大學招生階級挑選的政策不僅變本加厲，而且把新貴的子女也全都搭進去了。

但盡管如此，我們認為，十月革命后肇始的大學招生階級挑選原則、第一個五年計劃里實施的高校“大躍進”，只能說，沒有給蘇聯帶來比較嚴重的后果，就培養一流的人才而言，也算不上很成功。

①蘇聯1930年代后培養的杰出學者還沒有超越以往。考慮到教育的周期性，我們若以1930年為界，對蘇聯諾獎得主接受大學教育的時段作一考察，權當論證。在21個諾獎得主(含經濟學、文學及后加入其他國籍的)中，有13人在1930年前讀完本科(含肄業和自學)，此后由高校培養出來的僅8人，而在百年諾獎總數中，1931年后畢業的大學生已成主體。再如，蘇/俄1917-1930年畢業的大學生后來成為諾貝爾科學獎、經濟學獎和沃爾夫數學獎得主的有14人，正好是年均1人。這是一個世界水平的成材概率 ！

可此后，蘇/俄總共才培養了13位這樣的得主 。內1931-1947年17年中大學畢業的僅3人；1948-1967年20年中畢業的大學生已有7人。這說明，蘇聯不僅在高等教育“大躍進”開始后的十幾年間，一流學者的培養陷入了“低谷” 。而且，此“低谷”與東歐諸國及新中國一樣，是由“高峰”直接跌入的，又正好與高等教育招生的階級挑選的“后遺癥”吻合。當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30年代后政治對教育、學術的干擾加劇。又如，斯大林主義盛行時期對外學術交流的基本停止。但是，高等教育“大躍進”和一度歧視、剝奪原精英家庭的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包括斯大林晚年對蘇聯境內的猶太人的不信任)，都是重要的原因是不容置疑的。在此，援引著名的英籍俄裔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教授提出的——1922-1928年是“蘇聯科學的黃金時代”之觀點 ，以及《俄羅斯和蘇聯科學簡史》的作者得出的——“斯大林時代的杰出科學家并不是那個時代培養的，他們是在斯大林主義出現前，在西歐或最好的俄羅斯與蘇聯的大學受教育的”之結論 ，是否可與本文的論點互為印證呢？

②蘇聯時期的杰出科學家基本上產生在有積累的家庭。蘇聯1920-1930年代招生的大學生以工農及其子女為主體；此后，在校大學生中工農成分也長期占一半左右。且數十年中給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機會也很多。可令人信服的是，蘇聯時期培養的杰出科學家仍基本上來自有產有文化的家庭，出生在純粹的工農或貧寒之家的概率很低。如主要是蘇聯時期成長的19個有家世可考的諾貝爾科學獎、經濟學獎、沃爾夫數學獎、菲爾茲獎得主，以及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設計者科羅廖夫、著名的天文學家伽莫夫等，合計22人，只有2人家境寒酸，且還沒有證據能表明此倆人就生活在社會最低層或無文化的家庭。其余20人都孕育在知識分子或中產者家庭。如2005年沃爾夫數學獎得主(同時也是1970年的菲爾茲獎得主)、俄國數學家S·P·諾維科夫出身于數學世家，父母都是杰出的數學家 。

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工農子弟成為一流學者的概率（按人口比）也僅是知識分子或有產者家庭的子女的幾十分之一，則古今中外的文明的創造者的家庭背景就可想而知了。換句話說，“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理論同樣適合工農當家作主的蘇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