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高僧和神父“投共”？我的外公親歷的重慶“反省院”的歲月

1931年初春，本廠長的外公，時任中國共產黨四川省行動委員會青年部長、共青團四川省委秘書長梁佐華奉命前往萬縣，和駐在當地的地下黨下川東特委書記項鼎（蘇愛吾）接頭交代工作，但不料當時下川東特委機關因叛徒吳濟霞的出賣而被破壞，這人叛變后供出了全套接頭暗號，導致外公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自投羅網（項鼎當時也被捕，但中途趁看管不嚴成功逃脫，解放后任郵電部郵政總局局長）。

外公被捕后，先是被關在四川軍閥劉湘部第三師師部所在的“白巖書院”，后于初夏時和其他被捕的下川東特委四十余名同志一道由小火輪由萬縣押送到重慶關入巴縣監獄。按說外公作為地下黨四川省委的要員，一個槍決是逃不掉的，但由于他是忠縣羅家的女婿，因此經此時在陳誠部十八軍十四師炮兵營任中校營長羅廣文的“活動”，只被判了五年徒刑，然后被關入今天位于重慶市渝中區白象街傳統風貌區凱旋路16號的“反省院”服刑。

重慶“反省院”舊址

和外公一同關在“反省院”里的還有包括地下黨四川省委書記張秀熟（被判刑十年）、共青團重慶支部書記任廉儒、江津兵變起義部隊黨代表易文斐、省委委員嚴紀陵、陳良、四川省委軍委秘書賀競華、江巴中心縣委工運委員吳宜之（他們的刑期在五年到七年不等）等二百余人（刑期在三年到五年不等）。

些人中，除了張秀熟作為“重犯”單獨關押外，其余都是六到八人或者十五到十七人一間牢房（前者關押中高層干部、后者關押基層黨員）。外公和任廉儒、易文斐、嚴紀陵、陳良、賀競華、吳宜之等七人關在一間牢房里頭。

張秀熟

任廉儒

外公等人被留下一條性命也不全是羅廣文的“活動”，其實劉湘作為“川東王”有自己的“小九九”，他認為這批共產黨員普遍文化水平高（當時川軍里頭文盲比例極高，哪怕是高級軍官也是），宣傳水平強，如果能將他們收買下來為自己所用，對鞏固他四川“土皇帝”地位大有好處，這也是他在重慶辦“反省院”的重要初衷。

劉湘

劉湘除了任用大量之前叛變的叛徒進入“反省院”擔任“訓導教育員”外（比如1929年被捕叛變的原川東特委組織部長賀守樸和原共青團四川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宋毓平），還請來了兩個“外援”，一個“菩薩的代表”，一個“上帝的代表”。“菩薩的代表”則是時任北碚縉云寺主持兼漢藏教理院院長、西南地區的著名高僧釋太虛法師；“上帝的代表”則是加拿大聯合會傳教士、時任華西協和大學英語和倫理學教授的文幼章（本名詹姆士·艾迪科特，出生在四川樂山并在四川長大，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和四川方言）。

釋太虛

文幼章

受劉湘之托的釋太虛的文幼章攜帶大量的佛教和基督教書籍來到反省院，并給關押在里面的共產黨員上課，宣講佛教和基督教的教義，希望以此來“感化”包括我外公在內的這批共產黨員。

釋太虛是四川有名的高僧，而文幼章生在四川、長在四川，在四川當地也很有人望，外公和任廉儒、易文斐、嚴紀陵、賀競華等人商量，對他們不能像對那幫叛徒出身的“訓導員”那樣橫眉冷對，畢竟他們和共產黨也沒有深仇大恨，是可以被爭取的力量。因此，他們經過商議決定采取陽奉陰違的應對措施，并且利用“上課”討論的機會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亡主張，將他們爭取到革命的一邊來。

在外公寫于1991年的回憶錄里，他是這么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們關在反省院里，封建軍閥劉湘妄圖用菩薩、上帝來感化我們，弄來大批佛教和基督教書籍，請來著名的太虛大法師和傳教士文幼章給我們上課，宣講佛教和基督教。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信仰自由，哪里能被他們感化？但為了應付敵人、掩護自己，他們的課我們也是去聽的，聽太虛法師講課時手上或者胸前還煞有其事地掛著佛珠，聽文幼章講課時手上就換成一本圣經，但直到我們從反省院里頭出來，期間雖然有人意志不堅定當了叛徒（有九個人，但這些人在建國后悉數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無一漏網）沒有聽說有誰最后皈依了佛門或者信仰了上帝。”

甚至到后來，外公等人買通了“反省院”負責買菜的公差兵以及釋太虛和文幼章的隨從，將大量紅色書刊夾帶在這些佛教、基督教書籍中帶入反省院（有時候也夾帶在《史記》、《資治通鑒》中），這批書籍由賀競華和我外公進行分類后和圣經、佛經一起通過買通的“反省院”衛兵分發到各個監室中供大家閱讀，從來沒有出過事故。按說他們做的并不隱秘，甚至有的時候屬于明目張膽，但為何能不出事故，背后說明了什么？說明共產黨員已經在暗地里掌握了“反省院”內斗爭的主動權。

1984年全家人合影，外公坐在正中，時年只有三歲的本廠長坐在我媽的大腿上

釋太虛和文幼章非但沒能“感化”一名共產黨員，反而被這群共產黨員所“感化”——

釋太虛法師原本就是當時佛教界中有名的抗日救亡領袖。1928年日軍制造的“濟南慘案”。消息傳來后，他便致電日本佛教聯合會，要求他們向日本當局施加壓力，早日撤兵。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又發表《為沈陽事件告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嚴厲譴責了日軍的侵略行徑，呼吁全世界的佛教徒聯合起來反對侵略戰爭。

在“反省院”中接觸了共產黨員們后，釋太虛法師深深被共產黨人抗日救亡、反對內戰，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一致對外的主張所打動，認為中國的未來可能就在這群平均年齡不到40歲的年輕人身上。因此釋太虛法師即便明知道佛經里面夾帶著無神論者的書籍也是裝聾作啞，聽之任之。其后，他所在的縉云寺還多次主動為被國民黨特務追蹤的地下黨交通員提供掩護——

西安事變后，釋太虛更是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利用自己在佛教界的影響奔走呼號，為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聯合抗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全面抗戰爆發后，釋太虛在重慶建立了一支僧眾救護隊，主張：“僧眾救護隊應作為國民一份子和出家佛教徒兩種身份入世救國”，1939年8月，釋太虛法師在云南出任云南僧眾救護隊總隊長，明確要求：“能以大慈大悲的佛教立場，用勤勞刻苦、勇猛無畏的精神去做救護工作，使其能超過其他救護隊的工作，超過一般國民的服務精神；要用這樣的服務精神去服務國家，顯揚佛教。”

抗戰期間佛家弟子組建的“僧眾救護隊”

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在釋太虛法師的動員和影響下，數十萬佛門弟子參加救護隊，冒著前線的炮火奮力搶救傷員，更有數十萬俗家弟子和居士參軍，直接和日軍作戰，為中華民族最終贏得十四年抗戰立下卓越的功勛。

1947年3月12日，積勞成疾的釋太虛法師在上海玉佛寺圓寂，終年59歲。

釋太虛法師

而“洋和尚”文幼章在此后擔任了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抗戰期間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假抗日、真反共的行徑以及不可救藥的腐朽墮落深惡痛絕，尤其是在美國開始和中國共產黨進行接觸后，文幼章借機結識了周恩來、董必武等一眾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有了新的認識，加深了他在“反省院”和以賀競華、任廉儒和我外公等為代表的四川地下黨中高級干部的思想交流中對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好感。

日本投降后，蔣介石急于發動內戰，文幼章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行為深惡痛絕，對飽經戰火煎熬的苦難中國民眾深表同情，并在上海創辦了共產黨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新聞通訊報》，面向西方發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蔣介石政府的獨裁和腐敗行徑。從此開始了字面意義上的“爺投共了”！

此后一直到1993年11月27日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家中去世，文幼章一直不遺余力地向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人民日報》官方認證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子文忠志、孫女文美蘭都繼承文幼章的遺志，為西方乃至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了解中國共產黨貢獻自己的力量。

1959年文幼章訪華時受到周總理的接見

文幼章去世后，其部分骨灰根據其遺囑被帶到他的出生地樂山縣并撒入大渡河；2019年5月4日文幼章之子文忠志在多倫多去世后，其骨灰也根據遺囑撒入大渡河——

不過，鮮為人知的是，不論是釋太虛法師，還是文幼章神父，其對中國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的緣分和轉變皆來自于1931年至1936年在重慶“反省院”和包括我外公在內的這群共產黨員的接觸和交流。

從這點上看，本廠長的外公梁佐華也可算是讓一個高僧和一個神父“投共”的推手中的重要一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