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東吳，曾有三次統一中國的機會

三國之中，曹魏最強，蜀漢最弱，東吳不上不下，處境尷尬，在后人眼中，東吳的存在感一直不高，沒有曹魏那般霸氣，沒有蜀漢那般悲壯，似乎只是一個割據東南的地方性政權。

實際上，東吳曾被嚴重低估，在它立國之初，曾有三次統一中國的機會。

第一次機會：赤壁之戰后，搶占荊州，全據長江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定河北、吞并荊州后，將兵鋒指向割據東南的孫權。面對曹操的進攻，東吳內部分為兩派，除周瑜、魯肅等主戰派外，以張昭為首的群臣主張投降。

張昭等人之所以主和，很大程度在于曹操已經攻取荊州，占有長江上游，東吳水軍優勢不復存在，若荊州水軍順流而下，配合曹操在江北的陸軍，東吳勢必難以抵擋。

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以火攻擊敗曹操，曹操被迫退回北方，此戰之后，曹操勢力退出荊州，只保有荊州北部的南陽郡，荊州中部的南郡、武陵郡，以及東部的江夏郡則被孫劉瓜分。

對東吳而言，此時正是搶占荊州，全據長江的大好時機。

從地理上看，中國的地勢西高東低，長江作為東西交通的大動脈，其流向決定了上下游的關系，若東吳全據長江，便可依托上游地勢之利，打造一個以建業為中心，以荊州為屏障的新版六國。

這一構想與戰國時期關東六國聯盟類似，六國雖弱，但合縱之勢足以與強秦抗衡。東吳若能將長江天險攬入懷中，至少可成南北對峙之局。

東吳的第一次統一機會，卻因劉備勢力的介入而破滅。

赤壁之戰后，劉備趁周瑜與曹仁在南郡交戰之機，南下攻取荊州南部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如此一來，荊州被曹操、劉備、孫權三家瓜分，東吳全據長江的夢想化為泡影。

第二次機會：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趁關羽北伐，全據荊州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勢力達到頂峰。五月，劉備在漢中擊敗曹操，奪取漢中；七月，關羽自荊州北伐，圍攻襄陽、樊城，水淹七軍，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

關羽的勝利，對東吳而言既是威脅，也是機遇。

威脅在于，關羽若攻占襄陽、樊城，將完全掌握荊州北部，勢力大增，對東吳構成巨大壓力。機遇在于，關羽主力北上，后方空虛，正是東吳偷襲的好時機。

在呂蒙的建議下，孫權決定與曹操聯合，趁關羽北伐之機，偷襲荊州。

呂蒙的戰略眼光十分毒辣，他看到了荊州對東吳的重要性，若東吳能全據荊州，便可完全控制長江防線，進可北伐中原，退可劃江而治。

呂蒙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奪取荊州，關羽敗走麥城，最終被殺。

此戰之后，東吳終于實現了全據長江的夢想，從三峽到東海，整個長江中下游都成為東吳的內河，若經營得當，以此為基業，未必不能與曹魏一較高下。

東吳的第二次統一機會，卻因劉備的復仇而中斷。

公元221年，劉備稱帝后，不顧群臣勸阻，執意伐吳為關羽報仇，孫權為避免兩線作戰，向曹丕稱臣，集中兵力應對劉備。

次年陸遜在夷陵大敗劉備，蜀漢元氣大傷，此戰雖勝，但東吳也為防御劉備消耗了大量國力，錯過了北伐的最佳時機。

第三次機會：石亭之戰后，趁曹魏內亂，直取淮南

黃武七年（228年），東吳迎來了第三次統一機會。

曹魏內部發生動蕩，魏明帝曹睿大興土木，使民怨沸騰，曹休、曹真等宗室大將與司馬懿等外姓大臣明爭暗斗。

孫權看準時機，命鄱陽太守周魴詐降，引誘曹魏大司馬曹休深入吳地，曹休中計，率步騎十萬南下，在石亭被陸遜伏擊，大敗而歸。

石亭之戰是東吳一次重要勝利，曹魏在淮南的防御力量遭到重創，若東吳乘勝追擊，一舉攻占合肥，進而奪取整個淮南，便可打開北上中原的大門。

淮南地處南北要沖，是重要的糧食產區和兵源基地，若東吳能占領淮南，便可依托淮河構筑防線，與曹魏形成南北對峙，憑借東南豐富的人力物力，東吳完全有能力問鼎中原。

東吳的第三次統一機會，卻因孫權的謹慎而錯失。

石亭之戰后，陸遜建議乘勝進攻，但孫權認為應當穩扎穩打，先鞏固現有戰果，再圖進取，東吳未能趁曹魏新敗之機擴大戰果，給了曹魏喘息之機。

次年曹魏名將滿寵在合肥修建新城，加強防御，東吳再也無機可乘。

就在石亭之戰的同一年，諸葛亮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雖然最終失敗，但那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進取精神，與孫權的保守形成了鮮明對比。

為何機會總是擦肩而過？

回顧東吳這三次統一中國的機會，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它們都從指縫中溜走了？

根本原因在于東吳集團缺乏統一天下的戰略決心。

孫權及其核心集團多為江東士族，他們的利益根基在江南，對這些人來說，保住江東基業遠比冒險北伐、爭奪天下要實際得多，這種偏安心態貫穿了東吳的整個歷史。

相比之下，曹魏占據中原正統，志在統一；蜀漢以興復漢室為旗幟，不斷北伐。而東吳，似乎始終缺乏這樣一個宏大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