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百姓貧愚的根源之二——管仲“利出一孔”

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常常呈現出一種令人慨嘆的循環模式。

此模式大致可歸結為四個關鍵環節：

其一，土地兼并致使貧富差距拉大；

其二，天災導致農業減產；進而出現饑荒流民；

其三，外族入侵使得統治體系加速崩塌；

其四，特權腐敗加重階級矛盾，民不聊生。

這四個因素相互作用，或先后出現，或同時爆發，猶如高懸于歷代王朝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落下。而普通百姓在這血腥的歷史輪回中，始終難以逃脫被統治者反復盤剝的命運。

盡管歷史上涌現出眾多志士仁人，竭盡全力試圖改變這一狀況，但他們似乎都無法擺脫這如詛咒般的命運。

面對這看似不可阻擋的歷史循環，許多人將其歸咎于古代人的宿命，甚至自暴自棄地認定為中華民族的劣根性。然而，這種草率的結論既缺乏客觀性，又容易被統治者利用。

實際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低等的民族。民眾的思維在于制度，在于教育，在于有沒開智的機會。

深入探究這一現象的根源，我們會發現，除了商鞅與秦制之外，還有一條更為隱秘的千年暗線，深埋于封建專制的表象之下。這條暗線可追溯至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所提出的“利出一孔”這一基本國策。

“利出一孔”，即國家的利益和財富僅通過一個渠道進行分配。管仲通過對權力和財富的精妙設計，使朝廷能夠掌控所有謀生途徑，百姓若要生存與發展，便不得不依賴于統治者的恩賜。

如此一來，統治者便可隨意奴役和支配其治下的民眾。盡管朝代更迭，這一政策卻被統治者深深植根于實踐之中，甚至在現代社會，依然未能打破這一宿命，反而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

在古代社會，管仲的這一政策不單是一個理論構想，更是實際操作中的指導原則。他在《管子》中提及：“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這段話揭示了古代制度的殘酷現實，表明在這樣的制度下，普通人要想生存，唯一的選擇便是依附于權力或國家機器。這種依附關系使得古代百姓只能任人擺布，難以自拔。

從技術層面來看，“利出一孔”政策包含兩個相互依存的舉措：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民貧民之術。

首先，統治者通過戶籍制度和連坐制來實現對民眾的控制。中國的戶籍制度可追溯至商代，古代的戶籍不僅涵蓋人口登記，還涉及詳細的個人信息。

每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便會成為黑戶，面臨嚴厲懲處。為確保戶籍制度的有效施行，朝廷還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組織系統，對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進行監控。當今全球保留戶籍制度的還有三個國家。

而連坐制則由管仲首創，他將居民按五家編為一組，設里長和看守，負責監督居民的一切活動。

這種制度如同一張天羅地網，對百姓形成全面控制，使統治者能夠輕易掌握治下民眾的動向。通過這種方式，統治者的意志得以無所不在，百姓則在這張網絡中無處可逃。

其次，僅有政治上的控制還不足以確保統治者的絕對權力，經濟上的控制同樣不可或缺。

這便是歷代皇家朝廷奉行的“弱貧民之術”。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重農抑商，古代統治者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而商業則被視為次要，甚至是有害的。這種政策表面上是為了確保糧食安全，實則是為了人為地抑制百姓致富的渠道。

商業的繁榮能夠促進社會的橫向聯系，打破地域之間的隔閡，然而統治者深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導致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增加對統治者的質疑和反抗。

因此，古代統治者對商業的打壓成為常態。具體而言，統治者通過一系列措施來限制商人的發展，包括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限制其參與政治的途徑，甚至通過國家壟斷來控制關鍵商品的價格，進一步壓榨百姓的財富。

在這種環境下，古代百姓所能選擇的生存方式，便是依附于權力，成為官員的下屬，或者通過捐官來尋求保護和發展。

由此，官本位的思想在古代社會中愈發根深蒂固，成為人們追求利益的主要途徑。古代的升官圖游戲便是這種現象的體現，許多人通過擲骰子的方式來追逐官位，甚至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對官員的盲目崇拜。

然而，古代社會并非沒有富裕的商人，但他們往往面臨著巨大的風險。一旦失去權力的庇護，財富便會瞬間化為烏有。

歷史上，許多商人因未能得到統治者的保護而遭受重創，甚至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做官便成為了最安全、最有利的選擇。古代社會中的人身依附關系，使得每一個人都在權力的網絡中徘徊，無法獨立自主。

在這種制度下，官員的選拔和任命也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循環。官員并非通過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任命，這使得官員們在工作中更關注上級的意志，而非百姓的需求。即便后來有科舉，但這也只是極少數古代書生越遷的門檻，能否獲得官位也要看能否得到賞識。

這樣的環境導致了官場的腐敗與低效，大多官員往往只關注如何取悅上級，而忽視了對百姓的真正服務。

由于制度歷史的慣性，即使在新朝代建立后，舊有的體制和模式依然會被延續。2,000多年以來，任何人只要坐上最高權力，都會毫不含糊地照此辦理，縱使王朝更替，治理結構與模式反復克隆。所謂改朝換代，只是換了一批統治者罷了。對蕓蕓眾生無任何弊益，一言以蔽之，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由于生存依賴和長期的馴化教育，古代也產生了許多林語堂先生曾經這樣評價的一群人。“中國就有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就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利益，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卻具有著統治階級的意識，要在動物界找到這么愚蠢的東西，幾乎不可能。”

面對這一切，古代百姓的生存狀態極為悲慘。他們在統治者的高壓下，缺乏反抗的精神和空間。一旦社會出現重大危機，統治者往往選擇高壓手段來平息反抗，而不是尋求與百姓的溝通與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暴力往往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最終導致社會的動蕩與崩潰。

在歷史的長河中，古代王朝的衰落與更替，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問題。管仲的“利出一孔”政策及其衍生制度，成為這一悲劇的幕后導演。

盡管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古代社會的影子在現代社會中若隱若現。對這一歷史現象的深入剖析，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過去的苦難，也為當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中華歷代王朝的衰落并非偶然，而是深層次制度性問題的結果。通過對“利出一孔”政策的反思，我們能夠更好地認識到權力與財富之間的微妙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如何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運作。只有在意識到這一點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更有效地推動社會的進步與改革，打破歷史的循環，迎接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