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內塔尼亞胡稱“我贏了這場戰爭” 但他能贏得和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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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長期在以色列政壇扮演“鷹派”的領導人, 眼下面臨把國家帶到和平彼岸的考驗。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如今以地區性強權的戰時領袖形象現身。他頂住了要求停止與哈馬斯兩年沖突的巨大壓力, 并對以色列的敵手造成了嚴重打擊。

這種角色與一個數十年來在以色列政治中自我定位為“唯有他能保障國家安全”的鷹派人物并不天然契合。更困難的是, 與哈馬斯的戰爭本身削弱了以色列的國際聲望, 加深了地區敵意, 這使得同巴勒斯坦人及周邊國家達成和平更加不易。

本周在以色列議會上, 為紀念加沙停火與仍在世以色列人質的歸來, 內塔尼亞胡發表演講, 引述所羅門王在《傳道書》中的思考, 為自己和國家概括了前路的挑戰。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戰爭有時，和平有時。過去兩年是戰爭的時刻。接下來的歲月, 但愿是和平的時刻。”他說。

這絕非易事。首先, 諸多短期障礙已近在眼前。哈馬斯仍未同意解除武裝, 目前正以暴力手段在加沙重建權力。關于這一飛地將由誰、以何種框架治理, 也沒有達成一致。

按最多的估算, 內塔尼亞胡距離又一次注定艱難的選舉至多一年, 不過他也可能更早就宣布舉行選舉, 借人質歸來帶來的好感回升而獲利。他仍因戰爭罪名而遭到國際刑事法院起訴, 他稱該案件不公且帶有政治動機。

批評者指出, 現年75歲的內塔尼亞胡并非“和平的那個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地區, 他都過于具爭議, 腐敗案纏身, 他否認任何不當行為。如果通往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和平的道路意味著接受建立巴勒斯坦國的理念, 他與其右翼執政聯盟都將面臨困難。不僅如此, 民調顯示大多數以色列人反對“兩國方案”, 他們擔心未來的巴勒斯坦國會成為針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的跳板。

總理辦公室未就置評請求作出回應。

“我認為和平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圍。”位于華盛頓的智庫“以色列政策論壇”的政策總監邁克爾·科普洛（Michael Koplow）說。科普洛表示, 內塔尼亞胡被夾在特朗普總統與其執政聯盟之間, 前者希望戰爭結束并推動更廣泛的地區和平, 后者則排除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協議。

“特朗普顯然想把中東外交推進到下一階段，而要把內塔尼亞胡硬拽到那一步將會非常艱難。”邁克爾·科普洛說。“我不認為他真正意識到，要讓比比（Bibi，內塔尼亞胡昵稱）轉向會有多難。”

自1996年以46歲之齡成為以色列最年輕的總理以來, 內塔尼亞胡幾乎一直高聳于以色列政治之上。他也是任期最長的領導人, 曾兩度重返總理之位, 共擔任六屆。在此過程中, 他始終警告以色列安全面臨兩大威脅, 一是擁有核武的伊朗, 二是他所稱“巴勒斯坦國的生存性威脅”。在他的任內這兩者都未發生, 但均非不可能。

1996 年，內塔尼亞胡在以色列北部競選活動中向支持者致意。

與此同時, 他也一直希望擴大以色列在地區內的被接受程度, 將自己的政治遺產與以往締造和平的以色列領導人并列, 例如梅納赫姆·貝京與伊扎克·拉賓曾同埃及與約旦達成里程碑式和平協議。加沙戰爭則讓內塔尼亞胡與特朗普謀求的宏大計劃受挫, 該計劃意在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一項難以企及的和平協議, 這將在穆斯林世界具有巨大象征意義。

與利雅得的協議將是內塔尼亞胡所描述的地區宏愿的重要一步。他在去年聯合國發表的演講中展示了一張地圖, 一支紅色箭頭從印度出發, 穿過沙特與以色列, 直抵歐洲。他稱之為“祝福之圖”, 以色列與其未來的阿拉伯伙伴例如沙特, 將構成連接亞洲與歐洲的陸上通道, 上面鋪陳鐵路、能源管線與光纖電纜。他并將之與“詛咒之圖”對比, 后者是一塊從伊朗、經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延展的黑色區域, 貿易在其間受阻。

如今與沙特的任何和平都更為遙遠, 特別是因為加沙戰爭提升了巴勒斯坦事業在全球的能見度, 也使阿拉伯國家更有可能把通往巴勒斯坦建國的進展作為和平的先決條件。

前以色列外交官與高級政府官員約書亞·克拉斯納（Joshua Krasna）表示, 內塔尼亞胡在阿拉伯公眾及其領導人當中的信任與公信力流失過大, 難以帶來新的和平協議。克拉斯納說, 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也清楚內塔尼亞胡很快將面向選民, 不愿采取可能推升其人氣的舉措。

“戰爭使內塔尼亞胡在海灣地區更不得人心, 他被視為更缺乏合法性的對話方。”克拉斯納說。他指出, 自2020年阿聯酋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以來, 內塔尼亞胡一次也未受邀訪問阿聯酋, 而以色列反對派人士卻曾在阿布扎比會見阿聯酋領導人。

去年在聯合國的演講中，內塔尼亞胡勾勒出中東地區宏偉愿景。

不過在以色列國內, 內塔尼亞胡是唯一擁有足夠政治資本、能夠為新的和平協議作出艱難妥協的人物, 內塔尼亞胡的前發言人兼顧問阿維夫·布申斯基（Aviv Bushinsky）說。他在其政治生涯中展現過靈活性, 包括在某些時刻支持巴勒斯坦建國, 以及支持人質換囚協議, 盡管他在公共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反對此類舉措。

“內塔尼亞胡身上充滿矛盾, 他會根據形勢調整做法。”布申斯基說。“只要對目標有利, 內塔尼亞胡就會去做。問題在于此刻的目標是什么。”

在內塔尼亞胡任內擔任以色列駐美大使的邁克爾·奧倫（Michael Oren）表示, 內塔尼亞胡在整場戰爭中展現出頂住國內外巨大壓力的能力, 這同樣能轉化為爭取未來和平協議的決心。

“同樣的使命感將驅使他盡一切努力, 促成以色列與沙特以及其他國家之間的和平。”奧倫說。“他把自己視為以色列之船的船長。他希望把這艘船駛抵和平的海灘。”

特朗普總統向內塔尼亞胡施壓, 要其與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 并可能對這位以色列領導人提出更多要求。

特朗普是一個關鍵的不確定因素。正是他的壓力, 促使內塔尼亞胡在未徹底解除哈馬斯武裝的情況下接受停火, 從而留下了該組織可能重整并在加沙部分地區繼續執政的空間。特朗普也可能敦促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在只有關于巴勒斯坦國的籠統承諾的情況下, 與以色列達成和平。

“只要特朗普深度介入, 一切都有可能。”克拉斯納說。“但在未來一兩年達到實質性關系正常化, 我很難看到, 尤其是在以色列選舉之前。”

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美國駐以色列前特使丹尼爾·沙皮羅（Daniel Shapiro）表示, 內塔尼亞胡的長期履歷、與加沙戰爭的關聯以及與其執政聯盟中更激進成員的關系, 都將使在不更換政府、或在和平進程沒有突破的情況下, 重建對以色列的廣泛國際公眾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在許多方面, 內塔尼亞胡的回旋空間有限。作為政治人物, 戰爭結束和人質歸來很可能會讓他的支持率有所回升。然而他總體上仍不受歡迎, 很可能要就未能阻止2023年10月7日由哈馬斯主導的襲擊、以及其后數天數周內被一些人視為遲緩的政府反應, 接受以色列公眾的清算。

與此同時, 如果在下一次選舉中“未來安全”成為核心議題, 其他任何以色列政治人物都不太可能擊敗內塔尼亞胡。

“他向以色列選民提出的論點之一是, 你們信任誰來阻止一個巴勒斯坦國的誕生。”沙皮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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